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认识他完全是因为那场雨。

去年的夏天，我和女儿去了一趟厦门。南国旖旎的风光,别样的风情，让来自北方的我们流连忘返,一待就是一周。可是，就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突然，天，下起雨来。那雨，一点也不比我们北方的雨来的逊色，倾盆大雨，时断时续地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马路早成了河，可那雨，却还在下着，我们不得不改变乘公交车去高铁站的计划，改乘滴滴车。他，就是那位滴滴车司机，一位看上去很老相的男人。

刚一上车，他就笑着对我说：“恭喜您先生。”

我感觉这种问候有些特别，便戏谑地问：“恭喜我什么？是坐了你的车吗？”

“是，先生。今天坐我的车免费。”他说。

我笑笑说：“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是真的。”他认真地说。

“你是活雷锋？”我再一次用戏谑的口气问他。

他笑了，看了我一眼，说：“没有活雷锋，只是我想给你免单。”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那有这样的好事，不会有什么猫腻吧？”我感到很滑稽随口说道。

“什么猫腻也没有，就是想给你免单。”他再一次认真地说。

我看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便疑惑地问他，“为什么？”

“我在这里开了二十年的出租车了，明天要走了，这是我开的最后的一天，所以，我想给今天所有乘坐我车的乘客免单，算是做个纪念吧。”他一本正经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你的这个纪念方式很特别呀，我还是头一次遇到呢。”我一边说着一边玩味着其中的意味。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决定好好地和他聊聊，并开始细细地打量他。

这个人看上去有六十岁左右的样子，皮肤很粗糙，有点干瘦，脸色褐黑，右侧的脸上还有一道七八公分长的不易察觉的伤疤。或许是瘦的原因，他的嘴巴有点前突，鼻子尖挺，眼睛有些凹陷。他说话的时候虽也面带着微笑，可那眼神里却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忧郁的光。

我看着他娴熟地挂档松闸起步问他：“老司机？”

“老司机，开车二十五年了。”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老家是南昌的。”

“来这里多久了？”

“二十年。”

“一直开出租车？”

“一直开出租车。”

“南昌离这儿挺远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次，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他那情绪里却像是在酝酿着什么。我等着。我知道，人在开始讲一段重要的事情前总是要沉默一会儿的，想一想该不该说，该怎么说。所以，我望着窗外默默地等着。

雨，还在下着。马路上的车辆很多，开得都很慢，挨得也都很近，打着各色花伞的行人，趟着水，在蠕动的车流里蛇形地穿行着。在前方路口，一个交警，正冒着雨，站在拥挤的车辆前指挥着车辆缓慢通过……

他问：“你是几点的车。”

“下午一点四十。”

“时间很充足，我们走小路吧，估计，上高速也上不去了。”

我说：“随你的便，只要是不误了我的车就行。”末了又笑着加上一句，“反正是免费。”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等过了路口，见车辆不再那么拥挤了，便舒了一口气，和我一问一答地说起话来。

他告诉我，他的老家在南昌边上的一个煤矿上——至今我也叫不上那个矿的名字——他的老爸是个副矿长。那年，他中专毕业，学的是电工，学校是自己煤矿系统内部的一所学校。当时，他在班里还算是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按照他的成绩，他是完全可以被分配到矿上的科室工作的，至少是不用下煤井的。多年来他努力学习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个。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班上二十多名同学就他一个人下了井。他想不通，他拒绝分配，他气呼呼地去找学校的领导理论。学校领导说这是他父亲的意思。这下他急了，他想想长期以来，他父亲对他的照顾可以说是少得可怜，最后还把他自己的努力也给彻底地打碎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吗。他愤怒了，他和他父亲狠狠地吵了一架，吵架的时候，他还把家里的一个碗摔了个粉碎，发誓再也不认他这个爹了，就赌气跑出了家。跑出家以后，他先是在南昌城里呆了八年，这八年里他干过小饭店的伙计，干过运输公司的搬运工，后来又学了司机，跟着师傅跑长途，再后来，就来到了厦门。他说，他特别喜欢厦门，他跑长途的时候到过许多城市，可没有一座能比这里好，所以，他来到这里就不想走了，一待就是二十年。

当我听到这些以后，很吃惊。暗想：“这个家伙，气性可是够大的呀！胆也够肥，心也够狠。”再看了一下他脸上的伤疤，感觉那伤疤比先前清晰的多了，多了一层淡淡的亮光。那亮光正一眨眨地向我昭示着什么。”我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知道今天我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

顿了好一会儿，我问他，“为什么要走呢？”

他看了我一眼，说：“他老了，也病了。”

我急忙问：“谁老了？谁病了？”

“我爸。”他说。

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明显地低了下去，音色里有了一丝淡淡的伤感。

“你想他吗？”我看着他忧郁的样子慎慎地问。

“想？嗨，怎么说呢，有时候想，有时候不想。”他一边晃动了一下身子一边说。显然，他是想大大咧咧地说的，可我看到，他的眼眶里却突然有了一种亮晶晶的东西在闪。

我们都沉默了，谁也没有再说话。此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我知道这一定是触到了他心里的痛处。

“你家老爷子够倔的。”沉默了一会儿，我小声说。

“倔。”突然，他放大了声音说。“我那个老爸呀就是个倔头。”

闻听此言，我快速地看了他一眼，见他的眼神里突然加进了一些明亮的光去，撑胀得他的眼眶也似乎大了一圈。

我说：“我看你也是够倔的，气性也是够太的。”

他看了我一眼，突然笑了，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我也是个倔头，死倔头，暴脾气，随他，一点也不假。”

说到这里，他就打开了话匣子，不再由我发问，自个儿就说起来。

他告诉我，他们家是江西农村的，他们那里种水稻。他老爸兄弟三人，他爸是老二，他有一个大爷、有一个叔叔。他大爷比他老爸长三岁，他叔叔比他老爸小两岁。他奶奶从他叔一岁起就开始守寡，把他们三个拉把成人很不容易。他大爷十八岁那年，部队上来招兵，他大爷就给验上了。可是，他大爷不敢走啊，家里就他一个整劳力，俩个弟弟都还小。当时，他大爷很郁闷，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既撇不下家里，又不愿失去这难得的机会。这可怎么办呢？当时，他老爸拍着胸脯说，“哥，你走吧，家里有我呢，我能顶起来。”就这样，他大爷就去当兵了。他大爷走后。他老爸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管是家里的、地里的、还是村里的，像什么插秧播种、挖河修渠、修桥补路以及乡邻间的婚丧嫁娶，他什么都干，什么苦都吃。在他大爷走后不到两年吧，突然有一天，部队来人了，说他大爷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原来他大爷当的是铁道兵，在深山老林里炸山修路十分艰苦，在一次事故中被炸死了。为这事，他奶奶天天哭，哭得眼睛都快瞎了，后来就落下了毛病，不能见光，见光就流泪。

听到这里，我忙插话问：“你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没了，没了好多年了。”

说完这句话，他继续告诉我，后来，他老爸也十八岁了，他大爷原先的部队又来招兵了，部队上同意带他老爸走。可他老爸也不敢走啊，当时他奶奶因为他大爷的事一直身体不好，整天唠唠叨叨病病殃殃地，眼睛又不敢见光，他叔叔还小，才十六岁，他要是走了这一家子人可怎么办呢，所以，他老爸就回绝了部队上。可是，他的心里也是想当兵的，这是后来他听他叔叔讲的，那个时候，他老爸也和他大爷当年一样，白天光知道干活，谁也不和谁说话，晚上就一个人坐在地边上发呆。他叔叔当时十六岁了，也是懂事了，知道他哥心里也是想去当兵的，就学着他老爸当年的样子拍着胸脯对他老爸说：“哥，你走吧，家里有我呢，我能顶起来。”这样，他老爸也去当兵了。

“你的这个叔叔行啊！”我说。

“是呀。我爸走后，家里的一切就都指着他了，他又要照顾有病的奶奶，又要下地干活，也确实不容易。”他说。

“你这个叔叔现在怎么样了？”我问。

“唉——别提了，人要是倒了霉喝凉水都塞牙。”他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在我老爸当兵当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我叔叔已经是生产队的队长了，可在一次干活的时候，出了事故，砸断了腰，站不直了，只能弯着，成了残疾人，你说倒霉不倒霉？”

“是吗？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说。

“当时，我老爸在军校刚刚毕业，他是被部队送去军校学习的，正等着分配。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马上就请假回家了。当回到家里，看到了我奶奶和我叔叔的情形，马上就做了一个决定，复原回家。”

“军校毕业不是可以提干了吗？”我问。

“谁说不是呢！当时家里的人，还有部队上的领导都劝他，要他克服一下暂时的困难，不要离开部队，至少要等到提干以后，弄个干部身份再转业回家。可我老爸就是不听，他那倔脾气上来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决要求回家，他天天闹情绪，三番五次地找领导谈话，他说，‘干部不干部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回家。’他很倔，谁劝也劝不动，部队也没办法，最后就同意他复原了。还不错，我们那里（地方政府）还是挺照顾他的，没有让他继续回乡务农，而是把他分配在了煤矿上，当了一名矿工。”

“你奶奶和你叔叔呢？”我又问。

“自从我老爸到了矿上，他就把我奶奶和我叔叔一齐接了过去。那个时候，我老爸可不容易了，白天上班，下班后就照顾我奶奶和我叔叔，还四处求医给我叔叔治病。后来，还不错，我叔叔的腰总算是好了吧，自己能活动了，就是一直挺不直，弯弯着，干不了重活，不过，比过去是好多了，起码能自理了。我叔叔一直没有结婚，就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上都是我老爸和我妈照顾的。我奶奶也是一样，都是他们照顾的。”

“你爸和你妈很了不起啊！应该说是很伟大呀！”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说：“从这一点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唉——”

突然，他长叹一声后不再说话了，只是轻摇了几下头。等过了好一会儿，我看看他还是不出声，就问他：“不过什么？”

他又看了我一眼，叹一声气，说：“我爸和我妈结婚很晚，有我的时候都三十多了。”

“你没少让他们操心吧？”我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这样说道：“从我记事起，就见他们俩人天天吵架，有时候吵的厉害了还动手，我爸打我妈。我妈是农村的，没有工作，在家里什么活都干，任劳任怨，不光伺候我和我爸，还要伺候我奶奶和我叔叔，可就是在我爸嘴里落不下一句好。我老爸是个大男子主义，除了关心他的老妈和他的弟弟，谁也不关心，就连我也不关心。我妈要是有一点做得不如他的意，不是打就是骂，所以那个时候，我恨死他了，也恨死了我奶奶和我叔叔。我当时就想，要是他俩死了该多好。如果死了，我爸和我妈就不会再打架了，我妈也不用受那么多的累了。”

“你真这么想？”我有些惊悚。

“真的，我那时就是这样想。”他一挺脖子，望着我，毫不掩饰地说。

我慎慎地问他：“你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

“做了。有一次，我在他俩的碗里下了药。”他毫不含糊地说。

“哎吆，你这事做得可是太出格了。那年，你多大？”我有些吃惊地问。

“十一。”

“你下的什么毒？”

“当时我也不清楚，应该是一种老鼠药吧。”

“当时你那么小，你从那里弄得药？”我质疑道。

“同学家的。他妈是我们矿上的大夫。有一次去他家里玩，他拿着这种药说，这是老鼠药，老鼠吃了就能死，人吃了也能死。”

“他们吃了吗？”

“我叔叔吃了，我奶奶就吃了一点。”

“他们死了吗？”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话一出口，心里就突然“突突突”地跳了起来。

“没死，不过也差一点。要不是我爸在家，一看情况不对，把他们赶紧送到了医院，可能就真死了。”

“你这个祸闯的可是不小。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嗨，也没怎么样。”

“你老爸没打你？”

“没有。我下了毒以后就跑了。到了晚上，也是太饿了，就往家走，正好碰上了四处找我的我妈。当时，我这一跑他们就猜到了这药是我下的了，所以回家以后，我爸就直接问我，为什么下药。我开始不说话，后来被逼急了，就说，‘就是为了你打我妈，他们死了你就不会打我妈了。’”

“当时，你真是这么说的？”我望着他再一次质疑道。

“我真是这么说的。”他看了我一眼很认真地说。

“说过以后呢？”我又问。

“当时，我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他们全都愣了，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当他们缓过神来以后，我妈一把就把我抱在了怀里，一边搂着我、一边呜呜地哭。我爸爸像傻了似地站在那里使劲地看着我，我叔叔也是躺在床上瞪了一双大眼一声不吭地望着我，只有我奶奶“呼”地一声从床上下来，走到我爸爸的面前，用手指着他说，‘你呀，你呀，你这个混蛋，作孽呀，……’她还到门后边拿起一把扫地的笤帚使劲地抽我爸。最后，我爸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出去了好长时间。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包肉，现在想一想应该是猪头肉吧，递给我，说，‘吃吧。’我当时不敢吃，不过也确实是饿了，就怯生生地望着他。我奶奶从他手里把那包东西一把夺过去，递给我说，‘不怕！吃！不怕！吃！’我当时还是没敢吃，就拿眼看我妈。我妈把那包东西接过来，递给我说，‘吃吧。’我这才拿过来把它吃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简直是就像被打碎了的五味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感觉很害怕，也很凄凉。看看他脸上的那道伤疤已是灼灼鲜红，跳动着一种逼人的寒光。

我想象不出在这个家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这个只有十一岁的少年，壮起胆量，恨下心去，下药去害死他的亲奶奶和亲叔叔呢？难道就是他说的这些吗？会不会还有其它的更多的原因呢？我望着他，突然不知道该如何把谈话进行下去了，赶紧扭头望向了窗外。

窗外的风雨不知何时又大了起来，没有路人，只有慢慢行驶的车辆。狂风吹得路边的芭蕉、椰子树齐刷刷地向一边歪去。雨水肆无忌惮地打落在一辆辆行驶中的车辆的顶棚上溅起一片片水花。远处水蒙蒙的一片，路两边的建筑在蒙蒙的雨雾里显得有些恍惚与迷离。

我们沉默了好久。后来我说，“你做的事可是太离经叛道了。你给别人说过吗？”

“没有，谁也没有给谁说过。”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一直想找人说，就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最近这段时间要走了，又要回去面对他们了，一想到这里，我这心里就堵得慌，就有一种要说出来的冲动，感觉只有说出来才会好受一些，或许说出来才能把它忘掉吧。”

“这么多年你装在心里也一定不好受吧？”我问。

“过去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后来，随着在外时间的越来越长，也可能是想家吧，当然，也可能与年龄有关，这件事就经常会翻腾出来，尤其在晚上、或着是在不忙的时候，一想起它，我这心里就一阵阵地痛。”

“你回去干吗呢？”

“我想好好地照顾他们。”他说。

“是去赎罪吗？”

“有点吧，不过，我确实也想他们。有时我想想我爸和我叔这一辈子受的那个累，我这心里也是挺难受得。可再一想当初他们对我妈那样，我就恨的慌。”

“是不是不只是你爸妈两个人吵架？”我问。

“唉！不说了。马上到站了。如果我们有缘再见的话，我再告诉你。”

……

坐在行进的高铁上，我默默地一遍一遍地琢磨着他的那句话：“如果我们有缘再见的话，我再告诉你。”我似乎看到，他脸上的那道伤疤，殷红起来，就像八大山人的签名一样，似哭似笑地冲着我闪闪发光。

2018年1月15日2：30分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