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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如何解决“同时代性”问题

来源:文艺报 | 徐 勇  2018年01月12日14:02

小说要想获得轻灵和飘逸的风格,必须要对现实生活实行某种程度的扭转或保持以“审美的批判”态度——是一种批判的和审美的姿态去拥抱现实,和始终针对现实的有距离的审视的结合。简言之,就是在拥抱现实的同时,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重”向“轻”的转化。这样的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力度、有厚度且有温度的文学。

据初步统计20种主流文学期刊(包括《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花城》《钟山》《大家》《上海文学》《小说界》《山花》《芙蓉》《江南》《长江文艺》《中国作家》《长城》《天涯》《西湖》《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作家》等)所得数据显示,2017年发表中篇小说数量最多的是尹学芸,有6篇;其次为禹风,发表有4篇;发表3篇的有孙频、阿袁、王安忆、郝景芳、吴刘维;而像唐诗云、焦冲、周李立、刘建东、郑朋、胡学文、张学东、东紫、谢络绎、普玄、朱大可、黄惊涛、张悦然、文珍、薛舒、杨怡芬、蔡骏、张忌、凡一平、季栋梁、葛水平、朱朝敏、西元、杨小凡、杜光辉、曹军庆、杨方、林漱砚、唐女、徐衎、李明春、李治邦、欧阳德彬、罗望子等作家,发表的中篇小说都是2篇。

现实主义仍是主流和核心

2017年的中篇小说创作,题材上仍旧是以现实题材居多,偶有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代表性的是海飞的《惊蛰》、房伟的《猎舌师》和畀愚的《氰化钾》)出现。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传统和现实题材仍旧是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声部,这是近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是以反映内容题材的新颖、拓展的深入,以及思考的深邃或构思的奇巧与否作为标准。简言之,这仍是以现实的表象为其问题之核心的。

相对于2016年,2017年中篇小说创作比较明显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多是新人或出道不久,2017年中篇小说创作成绩斐然,甚至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丰收之年,涌现了很多名篇力作,比如《借命而生》(石一枫)、《愿望清单》(钟求是)、《天鹅旅馆》(张悦然)、《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时于此间》(方方)、《曾经云罗伞盖》(尹学芸)、《化城》(计文君)、《抓捕路霸江自善》(光盘)、《制造好人》(陈集益)、《蛇吻》(张学东)、《猎舌师》(房伟)、《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曹军庆)等等。第二,在表现现实方面,既有题材上新的开拓,又能直面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就前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性能的《生死课》,小说中对背尸等丧葬题材的表现让人震惊;而像《化城》《高贵黄花梨》(杜光辉)和《摔跤手》(常小琥)等也都在题材表现上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就后者而言,贫富两个阶层间的对立、冲突和隔阂,是2017年度中篇小说不约而同的聚焦对象。这样的作品有计文君的《化城》、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天鹅旅馆》、焦冲的《想把月亮送给你》、荆歌的《亲戚关系》等等。对于这些矛盾,小说作者们都展开自己的思考,并提出了想象性的解决之道。第三,中篇小说在表现现实时越来越显示出写实方面的深厚功力,小说写得越来越厚重、大气与成熟,但这一厚重又不是滞重或沉重,而是沉重的另一面:小说在写实的同时向虚转化,越来越彰显出卡尔维诺意义上的轻灵之美。

2017年最值得一提的中篇是《借命而生》和《愿望清单》。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两部作品是想指出,小说创作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是应该无限度地拥抱现实,把作家或叙述者自己放到现实生活的同一层面,还是采取有距离的审美的批判态度?这既是小说创作所常常需要面临的难题,也是中篇小说这一体裁所不得不面对和解答的问题。中篇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比较特别。它不像短篇,可以横切面式地表现,也不像长篇能在全景式的时空背景下多方面展现。也就是说,在用故事情节去结构一部中篇时,它不能完全倚靠传奇式的笔法来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也无法做到缓慢舒放地展开矛盾线索。它讲究的是一种适中的原则。换言之,它可以很快地进入到矛盾情境中去,但不能过于依靠传奇笔法以推动情节发展的进程,而应基于生活和日常的现实逻辑。同样,它可以复现现实生活,但不能无限度地按照其日常的逻辑和惯性发展,而必须人为地设置出某种矛盾来,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传奇手法推动情节发展。

在这方面,石一枫和钟求是可以说提供了两种范式。《借命而生》在一种几近贴地行走的背景下,刻画了两个不甘于被现实和环境所塑造的主人公。他们的身份不同,但性格中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拗”。正是这一“拗”,使两个人同现实和时代之间构成一种错位的对应关系。他们一方面被时代所塑造和制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拗”的性格投入到对时代的改造中去,虽然这一改造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其所显示出来的毋宁说是一种虽败犹荣,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相比之下,钟求是的《愿望清单》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针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的“审美”态度。这是钟求是的小说独有的写作姿态,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以一种批判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因而他们与时代或现实之间总是处于一种错位关系(落后或超前)。这是一种以批判的姿态重新激活下的现实日常,而不是新写实笔下的那种日常“原生态”。也是这一批判的姿态,使他小说中的现实生活具有了独有的钟求是式的诗意。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具有了康德意义上的“优美”品格。如果说《借命而生》是以写实来反现实日常的逻辑的话,那么钟求是的《愿望清单》显示出的则是以批判的姿态朝向现实的诗意发掘和再发现。两部小说都是围绕着现实日常展开叙事,但是从两个方向发展,因而也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在面对现实日常的时候,必须与之保持一种距离,审美的、反讽的或审视的——某种程度就是阿甘本意义上的“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同时代性”(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就现实表象而言,如果仅仅是一种平视的实录,这样的日常生活书写,与日常生活本身并没有两样。面对现实日常,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姿态,他不只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更是发现者和塑造者。正是后一点,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内在高度。

轻与重、虚与实

就现实的表象而言,“同时代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处理实与虚的叙事问题,或者说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与重”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些作品写实的功底很深,比如《生死课》,应该是2017年度用功最深的作品之一。《生死课》表现出的底层民众自立自强的尊严,以及面对困境时的那种豁达,是其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但这常常只停留在题材(背尸业务等丧葬题材)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能完成从题材上的“沉重”中挣脱出来向“轻灵”转化。与之相对的例子是张悦然的《天鹅旅馆》。这一小说处理的是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冷漠和敌对的沉重命题,但她采取的是一种“避重就虚”的写法。小说中两个阶层间的潜在对立是以主家缺席的方式(男主人被突然带走审查,女主人滞留香港不归,家里只剩下幼儿和保姆两人)显示出来的。此种情况下,原本层层累积起来的两个阶层间的矛盾,因主家的缺席而慢慢让位于责任和爱心,保姆并没有丢下幼儿自己离开,而是留下来担起了照顾之责。这是一种反写人性的做法,小说中保姆身上人性的复苏过程,是在现实和记忆相互交织彼此生发的,而这,也使这部小说格外具有现实及物性的表征。

若论沉重,孙频应是这方面的能手。但她的小说的沉重(感)与其说来自于现实物质上的困境,不如说来自于身处困境中的主人公的内心的深渊。她的作品,单个来看都很精彩,堪称佳作,但若联系起来读,则又感觉彼此重复,少有突破。这与她采取的以虚击实的做法有关。孙频对主人公“幽暗意识”的挖掘少有人能及,但也是这种向内挖掘限制了其小说的现实表现深度。比如说《光辉岁月》中女博士千方百计想在北京扎根,临到毕业却突然决定回家乡小城中学教书,对于这一情节设置,作者只顾及到内心逻辑上的真实,而不顾及现实中的可能性程度。再比如《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小说中对主人公母子之间几近变态的关系的刻画,也实在让人悚然。这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幽暗意识”而不惜扭曲现实的逻辑的表征。孙频的作品,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沉重有余,而轻盈不足。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要想获得轻灵和飘逸的风格,必须要对现实生活实行某种程度的扭转或保持以“审美的批判”态度。也就是说,既要避免对现实做过于沉湎其中的实写,也应力避概念化、理念化的预设。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针对现实的“审美的批判”态度,不是像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等作品所显示出的那样,以一种批判的理念上的预设去构筑情节。相反,它是以一种批判的和审美的姿态去拥抱现实,并始终针对现实的有距离的审视的结合。简言之,就是在拥抱现实的同时,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重”向“轻”的转化。这样的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力度、有厚度且有温度的文学,也就是说,是好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