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乐黛云 年逾八旬仍“折腾” ——她开拓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创办《跨文化对话》丛刊

来源:人民日报 | 周飞亚  2018年01月11日07:35

乐黛云参加北京大学党代会第十三次会议时在大讲堂前留影。资料图片

丁酉鸡年的日历已所剩不多,戊戌狗年就在眼前。人们以各自的方式生活着,奋斗着,这些个人的经历,或许就是对新时代新气象最直观的描绘。

——编 者

拜访乐黛云先生那天,格外冷。北京大学校园里行人稀少,她居住的朗润园13号楼更显僻静,这里曾是季羡林先生的住所。古旧的楼前,一条簇新的砖红色小道从一楼中间的窗下延伸出来。2017年初,乐先生不小心摔了一跤,出入楼道多有不便,学生们就专门修了这条便道。

从便道进门,乐先生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笑容明亮的她,看来康复得极好。

落座以后乐先生拿出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籍的目录,首页上印着《建构人类精神文明共同体·乐黛云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想要出一套书,我的书是第一本,恐怕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本书了。”

房间陈设素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沙发对面的一张古琴。琴上架着手抄的曲谱,是一段《梅花三弄》。琴后的柜子上,放着汤一介先生的著作和照片。

乐先生精神健旺,不像87岁。年龄并没有磨灭她对时代的关注和思想的活力。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对新事物、新领域永远都是敞开心怀。聊着聊着,话题很快就转到她最关心的《跨文化对话》丛刊了。这份中法合作的杂志,创办于1998年,如今已经出了31期,由乐先生和法国著名学者李比雄担任主编。2016年,杂志的出版事宜移交给了商务印书馆。

在她身上,开拓的热情似乎永远不会止歇。年届半百时,她选择以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为“毕生志业”;快满70岁了,觉得文学太局限了,又来创办杂志。很多人都觉得是“瞎折腾”,可乐先生偏偏就爱“折腾”。

今天提到“跨文化”,人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一个热爱自身文化的人,都是在比较、对话的基础上来审视自身文明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倡议,而是必定发生、不可选择的未来。但是,共同的空间并不天然构成共同体,只有建立共识才能成为共同体——而在这个过程中,跨文化思想和方法论是最重要的路径。

对于乐先生来说,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从文学拓宽到文化,似乎顺理成章。

早年迷上比较文学时,她就觉得,这是一门“可以打倒文化殖民”的学科;她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在一次采访中,她曾这样说:“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的。”

后来,学科的生态渐渐发生了变化。新生代的研究者,外文通常很好,国学基础却弱。而在她看来,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不管做什么学问,首先都要有扎实的中国文化作为根基。在之前的一次研讨会上,她曾不客气地批评说:“有些海外回来的作者写的书,还缺少根,缺少魂!”这记“当头棒喝”,一些学者至今记忆犹新。

在乐先生看来,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只有文学,而且在中国的根子并不牢靠,她觉得视野应该放得更大。

回首往事,她自嘲当年“一无基础,二无条件”,汤先生还送她一首打油诗,开玩笑地说她是“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然而,事情就这样“折腾”成了。就像这首诗的后两句写的,“革故鼎新心在野,转识成智觉有情”——乐先生心里,一直有一片待开拓的荒野。

很多人都以为,因为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是汤用彤,乐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来自于汤家的熏陶。她自己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受到当时做英文教授的父亲影响,她从小对西方文学感兴趣,“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

报考北大的时候,她填的是英语系,因为阅卷的沈从文先生欣赏她的作文,才转到了中文系。

念高中的时候,乐先生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当时西学正盛,我也一度看不起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后来,我父亲觉得我对《西厢记》《红楼梦》《西游记》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一问三不知,太不像话,就让我多读。我慢慢也喜欢起来,高中时痴迷《红楼梦》,读了好多遍……”她说,“我开始觉得,中国(文学和文化)不是比不上西方,它们只是不一样。”

临走前,正巧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也来探望。他是汤一介先生的忘年交,感情深厚,同时,也是《跨文化对话》的副主编。乐先生指着他说:“这是年轻人里面我最崇拜的一个。”开心得像个小孩。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她身上那份天真。正是这天真的性情,曾让汤先生欣赏爱慕;也正是这种天真,让她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却又凭此安然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