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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重新迎来史诗的时代

来源:文艺报 | 李松睿  2018年01月10日13:5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重新提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命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史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诗歌体裁,全世界各个民族在形成的初期,都会产生出叙述民族起源、歌颂民族英雄的史诗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概念后来也从一种特定的诗歌体裁,发展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术语。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界,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开始繁荣之后,文学批评家在赞赏某些特定类型的长篇小说时,总会使用“史诗”一词来描述这类作品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史诗就成了文学批评家授予特定类型的文学作品的“勋章”,它表彰了作家创作宏大作品的雄心壮志、作品书写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的不懈努力以及准确捕捉历史发展规律的勇敢尝试。这也使得史诗式的创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作家努力追求的方向。

那么,为什么史诗这个概念对文学批评如此重要?为什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时刻,史诗有必要成为一种值得赞赏的文学风格和创作品格?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来谈中华民族的新史诗?这就不得不和史诗的美学特质联系在一起。美学上关于史诗的重要论述,当属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的分析。在黑格尔看来,史诗“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个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 。在谈到诗人与其作品的关系时,黑格尔认为史诗作者的“自我和全民族的精神信仰整体以及客观现实情况,以及所用的想象方式,所做的事及其结果” 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黑格尔的语言听起来比较拗口,简单说来,他认为在史诗所讲述的情节背后,蕴含着一个民族对于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全部理解。而史诗作者从事的工作,就是与民族、时代及其所生活的世界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完美统一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作者写出的就是史诗。

而特别强调文学作品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的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荷马史诗这样的史诗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与此类似的是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奇关于史诗的论述。在卢卡奇看来,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相对狭小,使得他们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能够充分地理解自己的世界,自由而熟悉地生活在其中。他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变故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未必是正确的解释),因而不会感到与其身处的世界发生龃龉。于是,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生活的总体性能够被古希腊人把握并加以描绘,由此就创作出了史诗。史诗中的人物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冒险、战斗,坦然地面对各自的命运,没有哀怨、忧虑,更没有对生活的反思。因为诗人、史诗所歌颂的英雄以及诗歌所描绘的生活世界其实是三位一体,彼此之间处在和谐统一的状态中。而这种整一状态,被卢卡奇命名为生活的总体性。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的文学批评界在向很多长篇小说派发史诗“勋章”的时候,有过于泛滥的嫌疑,似乎只要是那些具有较长的篇幅,在叙事时间上具有较大的跨度,取材于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事件的小说,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称号。但上述这些文体特征对于史诗来说,恐怕只是一些外在的、次要的条件,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作家、作品是否实现或近似于实现了对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的理解,是否达到了作家、作品、民族以及民族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等几个方面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

显然,创造史诗对于作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甚至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美学史上,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卢卡奇,他们都意识到这种作家思想与民族、时代、世界之间完美匹配、和谐的状态很难维持。黑格尔指出:“史诗既然第一次以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的朴素的意识,它在本质上就应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混沌状态中醒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到后来成为固定的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还只是些很灵活的或流动的思想信仰,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在这里,黑格尔把史诗理解为一个民族产生了最初的自我意识,但宗教、道德、政治等一系列律法尚未健全时代的产物。一旦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个人的情感、意志、世界观就会与作为整体的民族发生冲突,其作品也很难与民族、时代、世界保持和谐统一的状态。于是,史诗这一文体随之衰落,使得强调书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抒情诗、侧重于表现外部世界的戏剧体诗最终代替了史诗。

沿着黑格尔的思路继续发展,卢卡奇同样认为史诗中那种个人与民族、时代、世界和谐统一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存在,并特别指出了长篇小说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活世界已经大幅度地拓展,这就使得现代人再也无法像古希腊人那样完全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而世界也因为无法被现代人理解,开始向人类展示出自己陌生、神秘、恐怖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总体性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作家在作品中只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活本身,更不可能真正描绘出生活的总体性。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就是现代生活的史诗,虽然现代作家已经不可能真正把握生活的总体性,但由于他们将广阔、复杂的现代生活收束到文学文本之中的努力,使得长篇小说充当了与史诗类似的功能,最终表达了作家对于总体性的渴望与追求。

因此,史诗这一文体的本质,就是在民族的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历史阶段,对于民族自身、时代以及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史诗的作者其实就是民族的代言人,他要展现出自己那个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在整体上把握生活的总体性,并理解自己身处的时代与世界。只不过,在现代社会去书写史诗,必然面对着某种悖论式的情境。一方面,我们身处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神秘,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很难在总体上把握它、理解它;另一方面,书写史诗的作家无法真正获得总体性,也不可能真正完整地理解生活,他们只能勉强通过文学创作获得把握总体性的幻觉。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高度评价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试图在无法真正获得生活的总体性的情况下,努力在文学书写中尽可能把握总体性,触摸时代、生活的本质,并为这些无法把握的东西赋予文学的形式。因此,每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实都是悲剧英雄,他们不得不在生活如此复杂、世界无从理解的时刻,写出自己民族的自我意识,并勉力把握自身所处的时代与世界。而史诗这一称号也就成了对这一决绝的努力最好的褒奖和认可。

在文学史上,每当一个民族面临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刻,史诗式的作品就会出现。我们不必谈论19世纪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之于法国社会、托尔斯泰之于俄国社会的意义,只要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就可以明白史诗对于民族自我理解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于是,这样的历史时刻呼唤着文学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进行书写,思考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与方向。此时,我们的前辈作家也回应了他们的使命,努力谱写出了新的史诗,如柳青的现实主义杰作《创业史》。在柳青对蛤蟆滩社会生活的书写中,人物命运的起伏、情节发展的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乃至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都高度吻合。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柳青在那个时代写出的中华民族对自身命运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写作当然是剔除了历史复杂性的,只是抽绎出柳青对历史主潮的理解。因此,在今天回望柳青的写作,我们会发现蛤蟆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按照一种理念的设想得到了妥善安置,无论是姚士杰、郭振山这样的反面人物,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都不足以威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使得柳青小说中的叙事语调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这样的叙事缺乏复杂性,但毕竟构成了那一代中国人对于自己命运、对于国家前途、对于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位置的理解。因此,柳青的《创业史》堪称当代史诗,是尝试在作品中把握生活的总体性的典范。

不过正像黑格尔、卢卡奇所描述的美学史发展趋势,生活本身会不断释放出复杂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与民族命运的整一状态最终也会解体。80年代以来的文学就是不断释放出生活的复杂性,不断挖掘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不断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个人与集体、民族命运相疏离的历史。于是,中国文学有太多的作家乐于承认生活的不可知性,不承认存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时代的脉搏、生活的规律也就成了某种陈旧而可笑的口号。在复杂神秘的生活面前,很多作家放弃寻找规律和总体性的可能。

而今天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来临之后,中国人必须重新对我们的民族进行历史定位,在新的坐标下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与前进方向,以及它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如果说黑格尔指出史诗诞生的年代恰恰是民族新的自我意识刚刚觉醒,而生活的复杂性又尚未完全展开的中间时刻,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也恰恰重新迎来史诗的时代,历史又重新呼唤着文学再次担负起书写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使命。如果我们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那么中国作家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应该具备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它应该能够将个人的命运对接于民族的命运,把个人的困惑上升为公众的议题,使对个人复杂内心世界的探究转化为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只有这样,文学才有可能超越小圈子,重新成为对公众具有感召力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我们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这种理想中的中华民族的新史诗应该具备哪些特征。首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所描绘的应该是关于中国的故事,反映新时代的生活,建构出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文学形象。不过光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2000年以来,世界史最不能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崛起。这也使得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中,不断涌现出各式各样,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不同立场来书写的中国形象。因此,这就引出了理想中的史诗的第二个特征,即它必须是基于中国本位、中国立场的。正像前面所说的,史诗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的书写,代表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因此,我们期待的中华民族新史诗必然是民族本位的,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自己来阐释中华民族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的形象,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第三,每当谈到中华民族的史诗的时候,人们经常有一种误解,似乎这样的作品所描绘的事物仅仅属于中国,是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的东西。但史诗实际上有个特点,它表面上只是写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但由于在史诗中,民族的思想意识与民族所生活的时代与环境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使得史诗中民族的情感、意志、思想、观念同时也就是世界的情感、意志、思想、观念。也就是说,民族史诗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将只属于本民族的、特殊性的东西,书写为具有普遍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新史诗既是要提供新时代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解、自我形象以及它的前途与命运,也是在为世界立法,为世界历史提供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