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月报》2017年12期最新面世，已与全国读者见面，期待您的关注与批评。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季系列活动，将于下周在天津陆续展开，活动预告，敬请关注小说月报与百花文艺微信公号。

中篇小说

方 方 时于此间

选自《长江文艺》2017年第11期

邱振刚 微居客

选自《北京文学》2017年第11期

郭 爽 拱猪

选自《作品》2017年第11期

短篇小说

毕飞宇 两瓶酒

选自《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

邵 丽 蒋近鲁的艺术人生

选自《当代》2017年第5期

沈 念 殊途

选自《十月》2017年第5期

余 思 雪山

选自《南方文学》2017年第4期

开放叙事

周晓枫 离歌

选自《十月》2017年第3期

寄居于小说之壳（创作谈）

黄昱宁 文学病人

选自《上海文学》2017年第10期

谁决定了故事的生死（创作谈）

封二

百花文学剧场揭幕

《小说月报》2017年第12期，2017年12月1日出刊，总第456期

《时于此间》预览

大雪纷飞，满天都是。风也刮了起来。城市的缝隙里，有着孩子们打雪仗的喊叫。一声声，在飘扬的雪花中穿行。

杨自健出城的时候，马卫强的车正好到郭跳神的小区。他们开过小区门岗时，一辆路虎正从出口处开出。

杨自健抵达李小莲家的村口时，马卫强一行在机场将郭跳神截了下来。

那一刻的郭跳神正捏着飞澳洲的机票，意欲登机。郭跳神说：“是我错了，我只是一念之差，就犯下天大错误。”

马卫强说：“你很清楚你犯了罪，而不是错误。千万不要跟我讲什么一念之差。为了这一念，你平时该是积攒了多久？”

郭跳神说：“这个……我无话可说。我的确撞了人，在不知道对方死活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救，反而把他拖到了马路中间。事后发现错大了，但却无法挽回。”

马卫强说：“事后？事后发现自己错了，应该自首，而不是去澳洲。”

郭跳神长叹一口气说：“说得也是，每一个瞬间都像是鬼迷心窍。”

马卫强仍然嘴不饶人，他说：“那个鬼得在你心里住了几十年，才会在关键时刻迷了你的心窍。无须为自己狡辩。”

郭跳神再次长叹一声，不再辩解。他也知道，任何辩解都无意义。

马卫强在返回的路上便给杨自健打电话，说：“好险，得亏赶得快，不然这家伙就出境了。正准备去澳洲哩。帮我告诉李小莲，撞她父亲的人，已经被抓到了。”

杨自健惊讶道：“人都跑到机场了？”

马卫强说：“可不！幸亏我们赶得快。去他家时，没见到人。问他老婆，她先不说。后来我告诉她，你冒着风雪去岩城替她找戒指了。是我，向你提供了那个女人的地址。你老公撞死的人，正是这个女人的父亲。她这才告诉我们她丈夫去了机场。”

杨自健说：“好主意。那我要告诉李小莲，是我帮你迅速找到的车祸司机。”

马卫强说：“有个细节很要命。郭跳神说，半夜车拐弯时，他忙着拿手机接电话，没有看到路边有个人在走路。你再听清楚一点：这个电话是他老婆打的，因为她的钻戒不见了。”

杨自健说：“这是个什么鬼？”

马卫强说：“时于此间，玄机密布。”

马卫强丢下这句话，就挂了电话。杨自健重复着这八个字：时于此间，玄机密布。他想，什么意思呀？

方方《时于此间》（选自《长江文艺》2017年第11期）

方方，女，本名汪芳，原籍江西，1955年生于南京。曾当过四年装卸工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及小说集、散文集数十种。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葡、韩等文字译本。《十八岁进行曲》《桃花灿烂》《纸婚年》《埋伏》《过程》《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奔跑的火光》《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万箭穿心》《琴断口》《声音低回》分获本刊第二、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届百花奖，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两瓶酒》预览

巫叔和父亲是一生的酒友，有时候在巫叔的家里喝，有时候在我家里喝。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曾经有过一大堆的酒肉朋友，架不住时代的巨变，喝到后来，就剩下他们哥儿俩了。他们俩同年，同一所子弟学校，同一支足球队，钢铁厂炉前工同一个班组，同一年结婚，同一年下岗，同一年做父亲。严格地说，巫叔和父亲的友谊是在我出生之后升华的。父亲渴望生一个儿子，掰开我的小腿一看，没能如愿。这个挫伤了父亲。巫叔挺身而出，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父亲。巫叔别出心裁，把我叫作了“大侄子”。这一声“大侄子”让我的父亲喜笑颜开。巫叔一不做二不休，半年之后，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却给他正经八百的儿子起了一个妖娆妩媚的乳名，“二妮”。父亲就此认下了巫叔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这一对亲兄弟在把酒言欢的日子里滋生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大侄子将来能够嫁给二妮子。我估计兄弟俩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干了起码有一万杯，醉了起码有一千回。

二妮人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小兄弟。可是，一听说我将来要嫁给他，我对他的愤怒与鄙夷就与日俱增。我受不了他的眉清目秀与红口白牙。这对他是很不公平的。不得不说，“二妮”这个乳名严重地伤害了二妮。为了摆脱它带来的影响，高中没有毕业二妮就去了深圳，几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现如今我也是过了而立的人了，换位思考一下，哪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愿意戴着“二妮”这顶花花绿绿的大帽子呢？换了我，我也不干。

不管是不是假戏真做，巫叔对我的喜爱是真心的，这个我可以感受得到。他喜欢女孩。同样是做父亲，巫叔只享受给女儿做父亲的感觉，这和我的父亲渴望给儿子做父亲是一个道理。他们的一生其实都落空了，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张冠李戴，想想罢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巫叔和父亲的兄弟情谊。可惜了，那时候我和二妮子都年轻，不能够懂这些。

现在想起来我是伤害过我的巫叔的。就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大侄子我从北京衣锦还乡了。那时候我刚刚恋爱，刚刚和我的罗密欧享受了男女之欢，趁着迷醉，我和我的罗密欧一起做了文身，我们把对方的姓名文在了各自的大臂上，男左，女右。我的皮肤好哇，光洁如瓷，男朋友黛青色的姓名在我的右臂上落款了，刹那间我就成了他的私藏，我是青花。

就在我衣锦还乡的当天晚上，父亲把巫叔请过来了。对他们俩来说，任何庆典都是直接的，简单粗暴，那就是喝。因为文身的缘故，我特地穿了一件吊带衫。锦衣夜行的事姐是不干的。就在敬酒的时候，巫叔注意到我的右臂了。必须承认，我是我的父母抱大的，同样也是我的巫叔和巫婶抱大的，他们对我的身体像我的父母一样了解。巫叔望着我的右臂，放下了酒杯，他用他的大拇指擦了一下我右臂上的姓名，没擦掉，就又擦了一遍，嘴里说：“闺女，这是怎么弄的，还擦不掉了。”我说：“嗨，文上去的，我男朋友的名字。”

巫叔是个粗人，可再粗的人也不是傻子。刹那间他就全明白了。虽然巫叔一直都是知道的，大侄子不可能成为他的儿媳妇，但是，知道是一码事，事到临头却是另一码事。巫叔勾着腰，对着我的胳膊说了一连串的“好”。巫叔就此静默，神情也颓唐了。他喝了一个晚上的闷酒。回过头来看，巫叔就是在那个瞬间彻底失去了他的闺女兼儿媳的。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伤感，只能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毕飞宇《两瓶酒》（选自《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

毕飞宇，男，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做过教师、新闻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平原》《推拿》等。曾荣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小说《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家事》《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分获本刊第七、九、十、十三、十五届百花奖，《大雨如注》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现供职于南京大学毕飞宇文学工作室，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离歌》预览

就是在那天。

那天，我跑到西四环看影展片目：《超新约全书》。

情节设计天马行空，那种想象力，长期在自由里才能养成那种百无禁忌的天真。当住在普通三居室的小女孩伊娅，抱怨她的父亲是上帝，唯我独尊，不考虑任何他人的情感和意见，他暴虐、自私，喜欢给陌生人制造悲剧的时候——观众没想到，这位穿松垮背心、邋遢格子衬衫和家常裤衩的大叔，竟然，真的就是上帝本尊。

上帝靠一台电脑和横行霸道的作风统治世界。伊娅决定改变运行的法则，在她通过滚筒洗衣机抵达人间之前，小女孩擅闯父亲的禁地，把每个人的死期通过手机传送给它的主人。刚开始，接收信息的人以为是谁的恶作剧，很快预言验证：还剩下半分钟寿命的人绝对活不到一分钟。有人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漫长的余数，高龄才会离世，于是成为无畏的挑衅者：他毫无保护地从高楼往下跳，砸死的是路人，他活着；他从火车上往下跳，正好有盛满面粉袋的运输车经过；他从飞机上往下跳，落在另一架飞机宽阔的翅膀上；除了偶尔受外伤，或者脖子上围着用于恢复功能的颈圈，他无损。当人们知道自己的死期，胆怯的劳作者不再被束缚，忠诚的婚姻受害者不再挣扎，自由就像垂到嘴边的果实那样到来了。

死亡，在这个世界如此自然，就像随手翻开的是一张带花色的纸牌。我们甚至可以挑衅上帝，但必须臣服死神……他有一双喜怒无常、暗杀者的眼睛。

我所在的影院，位置偏西，离北京的火葬场近。看电影的时候，我毫不知情，当时他身体的气息是否已经散尽？当我跟随剧情笑着，吃爆米花，喝带气的苏打水——我不知道，与此同时，一个二十年前撤离我生活轨道的朋友彻底失踪，他的五官已经消失在自己的躯体腾起的火焰和烟雾里。他从一粒目力难辨的受精卵，变成一个有体积的受难者离世，用了整整四十九年；而摧毁一个成年男人的二百零六块骨头、六百三十九块肌肉、三十二颗牙齿、十根手指和十根脚趾……摧毁和消灭这些，只需要短短二十分钟。他没有剩下什么，除了散落的骨块和灰烬。消失了，他黝黑的皮肤、宽阔的鼻翼、草食哺乳动物的眼睛。

当接到小夜电话，我颇为意外。

她第一句话开场白是：“我是屠苏的初恋，也是他的合法妻子。”声音几分强硬、几分委屈，然后是长久的停顿和哽咽，是令我错愕的颤抖着的呼吸……我不敢肯定，对方压抑的是哭腔还是一腔愤怒。我蒙了，从没遇过这种情况，她像是处于弱势的正室打给行市见涨的小三，既有委屈，又带着示威的意思，像在进行一场并不恰当的投诉。

我控制住疑惑，也控制语调以便传递友善，询问怎么回事，并解释说我与屠苏，既无恋爱前史，又无后来的暧昧纠缠，除了中间打过一个短暂电话，我们二十年来断无联系。

小夜说，不必澄清，屠苏和我的关系她相当清楚，她只是来通知我一个迟到的消息。半个月前，屠苏独自死在深夜的办公室，猝死病因不明。追悼会恰恰安排在我看《超新约全书》那天，当我为编剧的构思击节叫好之时……他被火化，灰飞烟灭。

来不及消化突如其来的噩耗，我发呆，不知怎么跟小夜交流。挂了电话，我沉默，长久盯着窗外，没有任何痛感。我为自己的平静感到好奇和羞愧。时间，停了。直到一只皮毛松散、形色俱厉的玳瑁色野猫，穿过阳台，纵身跳入冬青灌丛……我忽然难以自控地流泪。

周晓枫《离歌》（选自《十月》2017年第3期）

很少有人专事散文，我一直保持着这种被动的忠贞。我没有诗人的天赋，没有小说家的附体能力——从事这两种文体，需要神助。有小说家说，写散文难，像戴着脚镣跳舞，他觉得小说就没有这么沉的负重。对我而言，散文写作者不过无法摆脱大地引力以及自重，小说家才难，什么都不带就在半空飞行。我由衷敬佩，小说家的海市蜃楼，甚至禁得起考古学和建筑学的审查——从年代到结构、材料和装饰。散文属于凡人，是自说自话，是仰望星空的井底之蛙在发声，几乎靠本能完成。

散文写作者的水准，之所以容易呈现规律性下滑，因为这种文体消耗大，拿缓生的树当速燃的柴，烧不了多久，黑暗和寒冷就来了。作为平凡之辈，我们不具备漫山遍野的生活经验，难免贫瘠和荒凉。散文之所以被警告为一种只宜老者开展的文体，也是这个道理。

对于从年少起就徘徊在艺术散文里的写作者，何去何从？有的金盆洗手，有的改弦易张，有的向历史深处掘进，有的从新闻中索取线索……每个人都在寻找秘密的退路或后援，否则难以为继。我的办法，是从小说家那里偷艺。

散文与小说的界标，我至今没想透。就像不知《庄子》到底应该划归哪种文体。什么是绝对的是，什么是绝对的不是？有种文字，像灰，在白与黑的交集地带。我希望把戏剧元素、小说情节、诗歌语言和哲学思考都带入散文之中，尝试自觉性的跨界，甚至让人难以轻易判断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我想增强散文的消化能力，让散文不仅散发抒情的气息，还可以用叙事的牙把整个故事嚼碎了吃进肚子里。我要的不仅是物理意义的肢解，还要完成化学意义的溶解。并非背叛。我尝试以寄居蟹方式存在的散文。小说的肉已被掏空，我利用更结实的盾壳保护散文，探索更远的路。

——摘自创作谈《寄居于小说之壳》

周晓枫，女，1969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著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及长篇小说《醉花打人》等。担任电影《金陵十三钗》《山楂树之恋》等片文学策划。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蒋近鲁的艺术人生》预览

据说老蒋离开天中县是非常不情愿的。上级跟他谈了好几次话，说他干得不错，工作很有成效。而且市里现在有位子，又是提拔，也算是对有能力、敢担当的干部的一个交代。他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走。理由是，各项工作刚刚把基础打好，工业刚成规模，旅游业还需要大力拓展，财政收入虽然完成了保吃饭的目标，但用于发展的钱还不足。

“确实，你干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我们都知道。但是，”上级领导打开档案柜，搬出一沓子材料，足足有半米高，“这是你的告状材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觉得大部分都是不实之词，但是人言可畏，可见你的工作阻力有多大！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你回来。”

“那你们就去查嘛！这样不明不白地走，我死不瞑目！”

省里、市里也根据告状信查了几次，都不了了之。但是赶到换届的时候，还是把他提拔成政协副主席。他谁也没再找，也没再抗争，更没有发牢骚。那天我在调干宿舍楼下散步，碰到他从外面喝了酒回来，估计喝了不少，走路踉踉跄跄的。我还没说话，他就大着舌头说，县里各个部门都给他送行，就我分管的部门，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都安排过了，怕排不上队。”我解释道。

他哼了一声，说：“你不会撒谎。”然后就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他依然这么高调。

离开天中县的时候，根据领导的意思，四大班子开个欢送会就行了，不要搞太大的动静。但他坚持开个全县干部大会，说来的时候光明正大地来，走的时候也要光明正大地走。这是他在履新开全体干部会时对大家的承诺，不能不兑现承诺，偷偷摸摸地离开。新来的县委书记也不好拒绝，就按照他的安排，开了个全县干部会。

各种歌功颂德、依依惜别的程序结束之后，最后请他讲话。

“我只讲两句话，”他一手夹着烟，一手夹着麦克风话筒头，“第一句，是说给书记、县长你们俩的。你们到这个县来工作，干得好坏，我觉得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像我一样，可以随时仰着脸回来，神鬼都不怕，对谁都问心无愧！”

台上台下都寂静无声，几百人的会场，掉根针都能听见。

他停顿了至少有三分钟。

“第二句话，是说给我们的干部听的，尤其是台上的领导干部！”他扭头看看台上后面几排四大班子领导，“我来的时候赤手空拳，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拉了满满四大箱子，四大箱子啊！”他伸出四根指头，放在头上比画着。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你们在化肥厂报销的各种票据！我不知道我该拿这些票据怎么办，也希望你们别只顾着在背后捣鼓我，到我面前好好说说，这些票据该怎么办！

“但是，我只想提个醒，很多事情，很多人，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邵丽《蒋近鲁的艺术人生》（选自《当代》2017年第5期）

邵丽，女，河南西华人。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经济管理系。1999年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我的生存质量》，小说集《纸灯笼》《你能走多远》，散文集《纸裙子》等。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刘万福案件》获本刊第十五届百花奖，《第四十圈》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现为河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微居客》预览

夏人龙和苏丽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是完美的一对中年夫妻了。他们二十年前读大学时，分别是电子工程系和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在校学生会，两人对彼此的相貌、才干都很欣赏，惺惺相惜，也就顺理成章谈起了恋爱。毕业后，夏人龙进了一家部级单位当公务员，苏丽晴则当上了律师。两人在婚后第五年有了儿子，如今儿子作为交换生，在韩国读中学。两年前，两人正打算换套大房子时，风传本市要开发建设西南部的丽泽桥商圈，两人供职的单位都有可能搬过去。两人一商量，就在南四环外一处名为“御景台”的楼盘买了套房子。可终究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前新房的钥匙顺利拿到，两人的单位也都搬了，但一个搬到了花家地，一个搬到了望京。这两个地方虽然近在咫尺，但都位于北京北四环东段以外，结果就是两人每天上班要花两个多小时，下班还要再花两个多小时。

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苏丽晴的一个同事兼闺蜜告诉她，市面上新出现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她或许用得上。

“你看这款新出的APP，名叫‘微居客’，专门给那些上班路途远，花时间特别多的人开发的。”当时，苏丽晴正在查看写字楼物业公司送来的物业费明细表，这闺蜜神秘兮兮地把手机屏幕伸到她面前。她上班路途遥远，是整个律师事务所里尽人皆知的。

“微居客，啥意思啊？”

“你看，你因为家离公司远，每天路上就要花四五个小时，但肯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人的公司在你家附近，但住处在咱们律所周围。这个APP的作用，就是帮你找到这样的人。你只要在注册时，填写好自己的住址、户型什么的，就能查到有没有人愿意和自己换房子。有好几种换法，可灵活了，有的是中午换，就是互相到对方家里睡午觉。还有工作日换，就是周一到周四不用千里迢迢地赶回自己家，可以就近住到对方家里，等周五下了班再回自己家。也有从周一到周日都换的。”

苏丽晴半信半疑：“不会换来换去，把自己的房子换成别人的吧？”

“你一个知名大律师，谁敢在你这太岁头上动土啊？再说了，这个‘微居客’是实名制的，要想完成注册，还必须上传身份证照片呢。”

“知名大律师，嘿嘿，我不当大律师很多年了——”

话虽这么说，苏丽晴还是下载了这款APP。这天晚上她回到“御景台”，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就在“微居客”上注册了。注册成功后，屏幕上显示她是第78569个用户。她马上开始搜索有没有可供选择的房源。开始几天，查到的房源都不太靠谱。后来，她发现“微居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预设条件，这样一来，即使当时没有合适的房源，等有人满足了这些条件，她可以马上接到通知。

两周前的一天，她正在开会，手机忽然发出一阵奇特的音乐。她手机的各种提示音都彼此不同，所以开始她并没有想到是自己的手机。接着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微居客”的首页突然打开了，这才醒过神来，拿起手机跑到会议室外看了起来。她点开“微居客”的页面后，看到有一对名叫马水浩和简怡的夫妻，他们房子的各项情况，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自己家房子的情况，也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简怡当初在“微居客”注册，纯粹是不堪忍受他们广告攻势的结果。在如今这个一切可以被“大数据”掌握的时代，简怡因为曾经在网上浏览过一些楼盘项目，就被“大数据”列入房地产相关广告的目标人群。于是，无论是电脑上网还是手机上网，简怡打开任何一个页面，必然伴随着“微居客”的广告。当时简怡的新房已经买妥，自然对这类信息不屑一顾，每次都是看都不看直接关掉。直到某一天，“微居客”的广告不再是让人看着就觉得不安全的注册邀请，变成了一段几乎是声泪俱下的文案——

我，据说生活在北京，过着精彩纷呈的都市生活，实际上，我生活在北京的地铁上、公交上、出租车上——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漫长通勤，耗费了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

这段文字不长，旁边还有一个眼泪汪汪的卡通形象的女白领。简怡看了又看，觉得文字、图像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于是，她点开这个页面，在“微居客”注册了……

邱振刚《微居客》（选自《北京文学》2017年第11期）

邱振刚，男，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已发表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多篇。作品曾入选各种选刊、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上海文学》小说奖等奖项。现任《中国艺术报》理论副刊部主任，主任记者。

《殊途》预览

引擎的嗡鸣像把钢锯，把冻结一宿的寂静锯成碎片。一楼的北方男邻居打开窗户，冲着车尾嘟囔，投诉他吵醒了他们的睡梦，女邻居恐怕听说了他家发生的变故，用细嗓门，把丈夫劝回了床上。他犹疑了一下，伸出的手半空缩回，嗡鸣继续锯动。嗡鸣贯耳，他才觉得虚荡的内心像吹胀的气球，变得充实而有力。

儿子出事的第二天，他的睡眠就变得混沌起来。每天比闹钟还要早醒来。闹钟是退休前的上班通牒，过去他睡眠重，必须靠那玩意儿叫醒，没了单位的纪律框囿，他却不愿把闹钟键给OFF（关闭），任其雷打不动地在那个点上叮当叮当响起。

……

这些天阳台上的花草少了打理，蓬头垢面，失了颜色。他恍惚过后，拍拍脑袋，然后拿起水壶，浇了些水，又把几盆不耐寒的垂头丧气的花搬进儿子过去睡的房间。房间里还有儿子身上的那缕气味，他深深地呼吸一口，然后赶紧吐出来，关上门，生怕这气味都跑没了。气味在，也许儿子的魂灵还会回来看一看。

儿媳就回来过一次，而且那次她没有敲门就进来了，钥匙是留在儿子手上的。看到他望着她，她叫了一声，爸。他顺口就说了一句，回来了，言是呢？当他发现说错话，心里变得水流湍急，眼眶迅疾湿润了。吃过了吗？他无话找话。她点了点头。她大概坐了半个小时，她的沉默让午后变得格外漫长。他在猜测她回来的目的，过去她从未单独到过这个家，每次都是跟在儿子身后。他们结婚五年多，却没打算要孩子，他提过一次，儿子的回答是正在计划中，两人刚调到新岗位，有些忙碌。忙碌就是不要孩子的借口吗？单位也有这样的年轻人，他是越来越看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了。他那个时候在部队，回来探亲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通了一年信，第二年回来就打了结婚证，很快也就生了儿子。绝大多数家庭的完整都靠孩子这根定海神针，这是他的体悟，也是埋在心底多年的一个秘密。从前的事，他也不太多想，若不是儿子，也许他就是另外一个他了。

那天儿媳孤独地坐在左首的双人沙发上，头微低，眼睑一圈是浮肿的。他想问她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流言了，但终是没开口。她想问明白、想弄清的事，其实他也不清楚。一个妻子，面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发生的意外事故，要去抵挡外界纷纭的流言蜚语，需要多么坚强的心性。真相像只夜鸟消失在那个晚上。这也是他要承担的，他过去多年经营建立在儿子身上的自豪感，已经撒落成一地碎玻璃，他和她，注定要光着脚从上面踩过去。

她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冷静，既是他希望看到的，又是令他疑惑的。她没有去儿子单位无理取闹，甚至对后事处理没提出过半点要求。也许，她以为有他在场，能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过去，儿子的一切不都是按照他的安排走的吗？此时面对她，他竟然找不到一句有分量的话来安慰、纾解她心中的压抑和悲痛之情，如果她有的话。

最后从嘴里挤出来的，居然是这样一句：他走了，你要把自己的生活过下去。活在世上的无奈和悲凉，跟随这句话山呼海啸般涌来，一浪接一浪地拍打着他心中的那块巨石，他听到身体收缩的哧吱声，缩得紧紧的，像是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心中那块石头不被拍成四分五裂。

沈念《殊途》（选自《十月》2017年第5期）

沈念，男，1979年生，湖南岳阳人。著有散文集《时间里的事物》，小说集《鱼乐少年远足记》《出离心》，长篇儿童小说《岛上离歌》等。作品曾入选各种选刊、选本和年度排行榜。现供职于湖南省作家协会，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

《拱猪》预览

从小，丁小莉就跟伍珊说，男人靠不住，“垮了裤子要日，拎起裤子就跑”。在她们住的两居室里，从沙发到浴巾，都是些女人喜欢的碎花图案。那些丁小莉接起电话来“死鬼死鬼”地骂的人，一个也没有在伍珊面前出现过。丁小莉大概多少想证明，就算她又卖卤肉又卖“心妍美”，眼珠子一天天黄下去，但养得大伍珊她还是有点本事。

伍珊真的大了后，丁小莉发觉有些事开始不受控制。初中毕业，丁小莉给伍珊买了胸罩。第一次戴时，丁小莉站在床前，想指导伍珊怎么把胸部塞进那两片棉布里。丁小莉抱着两只手看，伍珊突然就很生气，请她出去，“丁小莉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丁小莉犹豫了半天才走出房间，好像伍珊身体上长出这些不受控制的肉坨坨，她更紧张，更受煎熬。

悄悄地，伍珊还是谈过两个男朋友。晚自习后在操场上散步，蜻蜓点水地打个kiss。男生身上带点汗臭又有点夹生的味道，跟丁小莉身上的味道不同。慢慢地，伍珊不想再跟丁小莉睡一张床了。她一个人躺在房间里，解开胸罩，轻轻捏着一天比一天更高更软的胸脯。有时候指尖在乳头上逗留很久，茉莉花蕾一样的柔嫩让伍珊突然对这具身体生出一种真正的感情。不同，它们跟丁小莉从洗澡间里冲出来时，吊着的那对又硬又黑的乳头截然不同。

总有点什么，是伍珊不可能让丁小莉知道的。

可能是察觉到这变化，伍珊高二住校后，每个周末回家，丁小莉总是跑来跟她挤。两个人直挺挺躺在蚊帐里面，伍珊比丁小莉长出一大截。

从很多角度看，丁小莉都还有一个好身体。侧面看过去胸部沉甸甸，脖颈和身体相接处也还柔软，以及翘得总是把衣服后摆都夹进去的屁股。但从背后看，多看几眼，就能看出问题来。不是丁小莉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腰线消失了，原本陷在胸和屁股之间的那腰身，两条凹线变成了两条直线。丁小莉对改写她身体线条的力量又惊又惧，部分来自于女人都会有的白日梦一样的虚荣心，更多的则关于生存的压力——来卤肉铺里找她切二两猪耳朵或者肚条去下酒的人少了，老了。卖猪肉都卖不出去了，你说焦心不焦心？

伍珊倒是一天天长起来。夏天她穿个背心短裤就在家里晃，屁股后面戳一截卫生巾出来，看得丁小莉毛焦火辣——简直就是个傻大姐。

这样的此消彼长里，两母女好像可以一直这么过下去。但终究有些光线，从她们屋子的窗户射了进来，慢慢照清楚两张神色相同又不尽相同的脸。

郭爽《拱猪》（选自《作品》2017年第11期）

郭爽，女，1984年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著有《亲爱的米亚：在广州遇到的79个故事》等。曾获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现居广州。

《雪山》预览

风吹过来，时光好像凝固了。

逆着人生路长途奔袭。五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夏天，落地窗映着明亮刺眼的阳光，他逆着阳光走来，步履匆匆，高大而瘦削的身影在阳光勾勒下略显单薄。

“这么漂亮的女孩，为什么不放到我部门来？真不公平。”他对人事经理说。他们都笑了。我那时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一门心思急着找工作，对职场一无所知，又无限向往，连自我介绍都要在镜子前练习好几遍，把面试看得无比神圣严肃，突然听到这样的调侃，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好。

往电梯间走，脸上那诡异的热度刚刚退去，身后传来了急促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他追了上来，把名片塞到了一脸诧异的我的手里：“打给我，来我的部门。”

名片在手里捏出了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

最后一个暑假，学校里几乎没有人，白昼显得特别漫长，午后炎热又异常安静，午睡往往伴着细细密密的汗珠。我喜欢在空白时光里幻想，为什么他会追出来找我。于是那张名片一直在桌上摆着。时常有拿起电话的冲动，可像我这样被动又不善于争取的人，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做。

我赶在离校前入职了，最终没有去他的部门。

我们终于成了同事。他的级别高出我许多。在第一次相遇的那个茶水间再度偶遇，我没有再穿职业套装，而他依然西装革履，猛一看是那么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向我点头致意，再次给了我名片，我失落于他忘了我，他却笑着对我说：“新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竟能感觉到那笑容是温柔的。公司太大，如同一个微型小社会。偶像剧里拿着策划案在老板面前高谈阔论的画面一次也没有发生。我只能做一切需要打杂的事务，也渐渐明白所谓的广告新人意味着见不到白天。那几年留给我的记忆是频繁加班，时常累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会和他一起开会，我很少发言。但我发现自己喜欢开会，喜欢看他侃侃而谈的样子。有人私下说他太张狂，但我总能在偶尔抬头时遇上他的目光，那目光里看不到别人说的张狂，只有初次见面时笑容背后的温柔。

后来就收到他的第一封邮件，一张雪山的照片。

“白云和视线水平，天空辽阔透亮，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手脚已经冻僵，心却在燃烧，壮美山河，让人热泪盈眶。”他这样写。

从那时起我知道他喜欢登山，冰雪相伴。那个夏秋，他给我发过许多照片，大多是登顶后的雪峰，比我在任何摄影杂志上看到的都要震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只看不回，给他的邮件越写越长。他问起我的专业，人类学究竟学些什么，我告诉他马林诺夫斯基和结构主义，他回复说真是完全不懂啊。我好像能看到他打下这几个字时嘴角的笑意。浅浅的笑意。我似乎从未对任何人这样敞开心扉。是的。对他说过所有我以为一辈子不可告人的秘密，到最后发现自己变成透明。渐渐地，每天都会期待那一封邮件，几乎成了我每天坚持大早起床，清晨就举着煎饼馃子挤地铁去上班的理由。渐渐地，和我一起入职的许多学生都跳槽了，只有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留了下来，他们说：“当初真没看出来你对广告有这么深的精神寄托。”

是的。精神寄托。

下了夜班，电梯门快要关上时，他快步跑了进来。他说太晚了我送你回家。到我家楼下时他又说太早了带你去个地方吧，我点点头，心却激烈地跳着。他带我去了他的母校。那所学校真美，昏暗的路灯下，那一大片宽阔的草坪依然翠绿。我们绕着红砖的苏式教学楼慢慢地走着，有时步伐一致，有时不一致。除了登山我们依旧没有说别的，他说登山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问他除了勇敢的心之外登山对他来说还意味着什么，他站在路灯下认真地对我说，意味着内心更加地孤独，因为更难被寻常景色打动。

这是唯一一次私下见面，唯一一次。

余思《雪山》（选自《南方文学》2017年第4期）

余思，女，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细雨湿流光》《如果爱是圆的》《如果是永别》等。影视编剧作品有《北极》《你好，旧时光》《大叔与少年》等。现居北京，广西文联签约作家。

《文学病人》预览

“创举，这才是创举，”总导演的手在空中挥舞，半个屁股已经从沙发上弹起来，“你想想，几十年前那些下棋打牌的，只能对着一台电脑使劲，这有什么好看的！看看我们的格局，大海、岛屿，隔岸相望。人与人的对峙，人与机器的对峙。你没有感觉到美学冲击力吗？你没有感觉到科技那令人窒息的力量吗？”

我没有什么感觉。作为安保总监，我听到窒息两个字，就下意识地扫一眼监控画面，寻找两座岛上任何细微的失控迹象。楼上机房正在做赛前最后一次调试，隔着楼板我听到被封闭空间放大的咝咝声，节奏清晰，就好像楼上有七八条蛇在同时叹气。

第一轮比赛产生的三十六个命题故事，一半来自西卵的作家，一半来自柴郡猫。按照规则，人类作家的电脑上卸掉了所有写作软件，他们在产量上完全不可能跟柴郡猫相比，后者在一天里拿出一百八十个故事也没有任何难度。三十六个故事被打乱顺序、隐去标记，在传送到东卵前首先要经过楼上的机房。那些发出蛇的叹息的机器有一个冰凉的、飘着消毒药水气味的名字：故事预检台。

预检台有两项功能。首先是与人类故事库里所有的数据迅速比对，鉴定是否存在剽窃行为。是整体抄袭，还是情节雷同，或者仅仅是合理借鉴，那部机器都会在一分钟内给出鉴定报告，创意指数低于六成的自然淘汰。另一项功能更玄乎：一个个字喂进去，仿佛经过一头奶牛或者一台绞肉机，实现从草到奶或者从肉到肉糜的转变。比如你写一个动物园，这台机器上的屏幕会呈现河马张开大嘴缺了好几颗牙齿的画面，音箱里发出狮子打呼噜的声音，整个机房里都会散发大象和干草的气味。当然，这种设备提供的转化还比较简单粗暴，但已经足够给每个故事测算出改编指数，计入最终的评选结果。

据说这些故事的改编指数还会被同时发往岛外的分会场，有一大堆视频及游戏制片商正穿戴着虚拟现实装备，享受精致的“故事的按摩”，顺便从中物色下一个融资项目。谢天谢地，还好有个分会场，所以这伙人不用挤到两座岛上来，否则我的安保压力至少翻一倍。

一个总导演就够了。我对斯芬克斯说。我没法想象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那样的人整天对着蓝天大海念他们那些乏味的台词。他们提到的钱以亿为单位，他们会笑着笑着笑出眼泪，像牧师布道那样庄严地告诉你故事才是人类的第一生产力。

在岛上巡视的时候，我越来越不愿意靠近机房。为了拉高改编指数，不管是人还是猫都在努力把故事写得更刺激更尖锐，更容易转化。由屏幕反射到墙面上的硝烟和血光，那种奇怪的让你的心脏早搏的声音和气味，哪怕在机器休息时都仿佛在房间里回荡。不过，经过预检台之后，首轮真正淘汰的故事其实只有一个——据说是情节雷同过多——其余的三十五个都顺利过关，被输送到东卵。

按照规则，东卵的读者必须直接面对那些已经被自动翻译成各种语言的文本，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读的故事在预检台上拿了几分。他们更不知道的是，没人会把他们认认真真打的分当回事。打分只是个幌子，真正决定性的数据来自组委会发给他们的帽子、眼镜、项链和手环。

监场的机器人尽忠职守，只要看到有谁的装备戴歪了就立刻冲上去。一个故事究竟能达到怎样的效果，最后取决于从这些装备输出的数据和图像。心跳和血压变化，大脑特定功能区域的扫描，还有什么泪腺和肾上腺的分泌情况。在这里，一百八十位读者就是一百八十个病人。文学病人。

文学病人的症状与作品的指标一一对应。从他们皮肤上掠过的每一阵燥热和微寒，每一个笑点和泪点，每一次走神再回来的时间，都决定了故事的生与死。

黄昱宁《文学病人》（选自《上海文学》2017年第10期）

《文学病人》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先行的故事，这一点倒是跟绝大部分科幻作品差不多。概念的来源也很简单——机器人有没有可能抢掉小说家的饭碗？如今，对于以文字安身立命者而言，出现类似的念头很自然。甚至连灵感也谈不上，更像是在无聊的傍晚，某个昏暗的角落里响起的，有一搭没一搭的玩笑话。

紧接着这个傍晚之后的清晨，我没有放过这句玩笑。我开始给机器人和小说家的比赛设计规则。顺着问题追下去，我发现所谓架空的未来，与现实自然地交叠在一起。我更关心的，不是这场奇怪的比赛的输赢，而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文学的——毋宁说是故事的——本质、历史、现实与未来。

故事的危机，与其说来自于机器或者数据，不如说来自人类自身，来自越来越习惯于被“算法”（无论它来自于机器还是商业的、功利的需求）控制的作者和读者，来自人类在积累了上万年故事类型之后面临的对于“枯竭”甚或“终结”的现代性恐慌。所以，在《文学病人》里，我让人与机器的斗法最终演变成“作者”与“读者”的对峙，并且在一场激烈的比赛里安排一个休整期，让这两个阵营都有机会派出代表来背靠背地向我们阐述观点，从而构成吊诡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对照。用小说叙述者“我”的话说，“这两拨人热火朝天地折腾了一通，总算发觉大家都困在同一条战壕里，于是决定再努力一把——然而他们各自努力的方向，似乎是互相抵消的。”

——摘自创作谈《谁决定了故事的生死》

黄昱宁，女，1975年生于上海。已出版随笔集《一个人的城堡》《变形记》《假戏真做》等，译著《甜牙》《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等。近年开始尝试小说写作。现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