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眸那片土地，常常让我想起那个人。

我与“老范头”认识并有一段情感，真正是缘于一把木筘。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苏北农村，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一把编织草包的木筘。这是一种以稻草为原料，用以编织草帘子和草包的工具。六七十年代，又曾经是农村就地取材，简便易行，老少相宜的家庭副业项目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农村供销社一个站上工作，在一次送货下乡中认识了他。那时候农民生活比较困难，购买生活日用品，大多用自己家里养的两三只鸡生的鸡蛋来换。“老范头”与别人不同，他挑来了两大捆草包，以此来换一点油、盐、火柴和肥皂等生活必须品。我每次送货下乡，印象最深的是，每当我的送货担子一到，他已站在了一群人圈的外面，两捆草包排放在面前，那种木然伫立的样子，给人一种酸楚。

那年的夏天，近一个月的连续阴雨，大水淹没了农田。公社里布置排涝，要供销社组织一批草包，闭闸口、筑圩子。盘算了站里库存的草包不够数，于是就发动大家分头出去找货源。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经熟人指点，冒着一天的大雨，费尽周折，才摸到了离村庄约三四里路孤头舍上，远看一户人家，三间土墙草屋一间草棚，这就是老范头的家。当我直接向他说明了来意，他二话没说，就把我们领进大屋去搬草包。帐还没有算完，他就已经帮助我同来的另一个人把草包全部装到船上去了。那一天风大雨大，他站在岸上，一看就知道我们根本就不是“弄船”的料，他急忙向我招了招手，抬脚一跳，到了船上，接过了船篙，一直把我们送到了供销站。我看着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经济不宽裕“一个钱要掰成两个钱用”，才五十岁，看上去有些见老，那张爬满了皱纹的脸，雨水不停地沿眉宇间的那几道嵌缝朝腭下流淌，看着他浑身上下已经湿透，我脱下雨衣几次给他披上都被拒绝了。那情那景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时过十年，恰恰因为那把木筘，竟又让我们俩闹了一次不愉快。

一个令人感觉窒息的年代。公社领导要我编排一个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艺节目。从报刊杂志某一篇文章得到了启示，我就用了老范头的那把木筘作道具，编排一出小淮剧，内容是生产队女队长痛诉以“木筘”干私活，人的思想偏离所谓“纲”和“线”，大力宣传割掉这样的“资本主义尾巴”……纯属牵强附会。没有料到，那天节目刚演完，老范头就冲到了后台，脸上气得铁青，一把抢过木筘就跨出了门，我急忙跟了出去，他却不理不睬径自走了。

后来，他们村里的人告诉我，说那木筘是他的命根子，你拿它搞这玩意，他能不跟你发急？这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十多年来，一直病卧在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他们家光是每年的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个年代，田是集体的，人是集体的，他和儿子在田里累死累活地干，但到了年终，队房墙上所公布的结果，始终是令他心寒的“透支户”那三个字，一家人连口粮也拿不全。这些年下来，又添了三口人，靠的是那把木筘，织草包、编草帘，替人泥墙修屋、搭猪圈，换些小钱，买黑市粮度日，给老伴买药治病。“老范头”靠什么支撑这个家？他离不开那一把木筘。

不过，我们很快就冰释前嫌了。那次演出后不久，我找到他家向他表示了歉意，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当时，站在那里我真的有些自惭形秽。为了不再尴尬，又连忙说，这回我可要好好看看你那把功勋卓著的木筘了。他就和我一起坐到了织机前，一边织着草包，一边简短地答着我的话。因为他属于那种习惯沉默，言语不多的人。再说那是个织机，其实就是用树棍子做成的一个织草包的架子，不过核心的部件仍要数那把木筘。架子上绷着十二根经子的稻草绳，按序穿在木筘一对一交错排列的洞眼里，草料为石滚碾熟了的齐头子稻草，梭子是一根约一米长的竹片做成，两头削了个叉口，夹着草料穿梭于交错的经绳之间，添进草抽出竹片，再用木筘把草压实。就这样，靠木筘的手把子一上一下角度的变化，带动经绳交叉移动，每个移动的间隙再用竹片梭子添草。类似于织布一样的重复动作，草包片就会不断地织长。像他这样的快手，一两支烟的功夫一个草包就织成了。他所织的草包，不仅添草匀、压得紧、边子齐，外观好看，而且草料滚得熟，他织的草包比起别人的既绵软又结实。虽谈不上织成的锦缎那样美，但至少也能算得上一件精美的手工制品。

之后，我工作变动，尽管还在本县，但离了他那个村、那个镇，联系也少了。 上个世纪末，我曾向熟人打听“老范头”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他现在八十多了，儿孙满堂，生活好了，还盖了三层新楼房。那把木筘成了新房里的古董。

他的后代——新一代的农民，又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编织自己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