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

一 日 货 声

只写点我赶上的胡同货声吧。

北京老城区里施工的噪音从未停息，害得我养成把屋子关死的习惯。以前从不关窗子，能听到天上的鸽哨声、远处大街上106路电车的报站声，还有每天胡同里的吆喝声。奶奶曾说：“要说过去街上那吆喝，还真跟唱歌似的。”“以前鼓楼下卖估衣，就那么叫着卖的。”那是我最初面临的世界，最先面对的生活。

胡同里的叫卖声每天都有，多是些小商品或上门修理类的服务。从早上起来，就会有各种不定时零散的叫卖隔空传音。卖花儿的，卖小金鱼儿的，这是吆喝的前奏。修理雨伞，修理钢桶盆、修理锅的，磨剪子、磨刀的，这是吆喝的主题曲。过了晌午是叫卖的间歇，就当是吆喝的间奏。

下午四五点钟至晚饭当子中，是卖各种吃食、调味品的时候，这是吆喝的副歌。晚上，东华门内和东直门内大街（那时还不叫簋街）的嘈杂夜市，那是结尾。而那些卖估衣、卖雪花酪（冰激凌），卖水果、卖半空儿（花生）、卖硬面饽饽（面食小吃）的货声，我都没赶上，只能当作传说了。

早起的吆喝，有卖切糕的、卖花儿的和卖小金鱼儿的。

卖小金鱼儿的是个中年的大叔，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架子里，大概是厚塑料袋装的水和鱼，也不怕袋翻水洒、鱼跃于渊。每次都是他骑车过去，在我看他背影时，那吆喝声才传来：“吆小金鱼儿地来嘞，卖小金鱼儿地来嘞……”这时再找零钱追上他，来不及了。他那骑着破车，挂着鱼筐的背影留在朝阳中，随着太阳缓缓上升。我都在担心他摔倒。

那时我一边听着相声，一边听到胡同里的叫卖，很为他们的不一样而惋惜。为什么那卖小金鱼儿的，不吆喝“哎大小——小金鱼儿嘞——”呢？太偷懒了，不敬业。据说后面还有一大套的词：“蛤蟆骨朵——大田螺蛳勒——”我没见过卖大田螺蛳的，那玩意儿哪里用买？后海游泳，岸壁上一抓一大把。我也没在胡同里买过小金鱼儿，北新桥信托商行前傍晚有摆摊的，那里的鱼更多更好。

很令人奇怪，为什么胡同里一天吆喝的主题曲，是上午传来的修理工具类的吆喝，如破锣嗓子般的“修理伞——”，好像大家都在未雨绸缪。“修”是个尖字，“理”很短促有力，“伞”是一声怪叫，听不出是哪的口音。伞坏的多是伞骨子，修伞者蹲在路边上，用钳子把坏的伞骨架卸下来再安上好的，约是五毛一根，再缝缝补补破损的地方，最后撑开一试，开收几下，告诉你修好了。我曾一次修了六根伞骨子，一把伞不足十块，修完了花三块，太不值当。

与修理伞的吆喝味道近似的，是修理锅的，过去叫“箍漏锅”，我小时候听那吆喝声叫“给钢桶锅换底——”。其实二者不是一回事，“箍漏锅”是熔化铁水，给锅底补上一块大铁疤瘌。而“给钢桶锅换底——”顾名思义，吆喝的断句还有点难度：“给”，这是起瓢儿，告你要开始了；“钢桶锅”，短促有力，三字并作一字；“换”，再轻轻一顿；“底——”，又是一声怪叫，怎样换锅底没的可说。我每次都看着亲戚家里打着锔子的大鱼缸，想象那锔盆锔碗锔大缸的手艺以及吆喝，比给钢桶锅换底有意思得多。

“磨剪子嘞戗菜刀”，也是出现在上午主题曲中的吆喝，用一个五块铁板连接成的响器，“哗啦，哗啦，哗啦”地一响，随后才传来同样破锣嗓子的吆喝声。据说吆喝的调子和响器，这一套吆喝在北方通用，只是改改乡音。而让这句吆喝传遍大江南北的是《红灯记》，吆喝者是与李玉和接头接收密电码的人，连名字都没起，就叫“磨刀人”。戏里的吆喝同时兼任暗语，被悠扬的京腔包裹，真想让他的戏份儿再多一些。

我父亲从小好滑冰会磨冰刀，磨完冰刀磨菜刀，手艺大有富余。家中自备砂轮与油石，从不让“磨剪子戗菜刀的”在我家开张。每每遇到磨刀人，我都会细心地观看，看他身穿一身蓝布工作服，腰里系上个大白围裙，手掌粗糙得似打铁师傅。他的小推车上放着一条油石，那油石两头高中间低，弯成了月牙儿。他说：“这油石原先这么高——”他用手在油石上方比画出一拃长，那意思，一拃厚的石头都被他磨刀磨掉了。这时，我只盼着父亲不在，撺掇奶奶拿她那把破得散架的大黑剪子去磨磨，人家成天价在窗户根儿“哗啦哗啦”，不出去磨不合适。但奶奶的剪子只用来做活儿（针线活儿），从不用磨。终于，磨刀人走了，我盼着他路过便宜坊、全聚德，能磨上片鸭子的刀，那才是笔大买卖，他定像过了节般高兴。

菜刀磨一把五毛，后来涨到两块，如今涨到五块了。可磨刀人在胡同里不易招到主顾，到小区楼群里又有保安拦着，他们费着唱戏的力，赚着打酱油的钱，天天赔本赚吆喝。一天磨刀的钱，能吃得起半只烤鸭吗？不好说。

中午的胡同真是安静，各种气味都睡着了。两三点是最热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吆喝，阳光晒得胡同里四处发白，我在家中的藤椅上吃冰棍儿，用脚揉着睡成一团的大老花猫猫，一会儿还要在鱼缸前逗小金鱼儿。直至下午过了三点半，四五点钟，“吆豆汁儿喽——麻豆腐哦——”“牛头肉羊头肉——羊肝羊肚儿羊杂碎！”……晚饭的烟火气渐渐升起，各色货声波涛汹涌。而真正有味儿的货声，来自卖臭豆腐酱豆腐的，只有他们才推自行车。

臭豆腐是王致和的，不是长沙的，不用油炸，只用发酵。既臭且咸且腥，就像卤透了的咸菜疙瘩抹上变了质的虾酱。酱豆腐要捣碎，做成涮锅子的调料。过去涮锅不用酱油和盐，韭菜花加酱豆腐足矣。卖臭豆腐的是一个人用自行车托两个巨大的粗瓷圆罐子，上下一边儿齐，一个装臭豆腐一个装酱豆腐，吆喝起来是：“丑剁窝——酱豆窝——（抹了你妈一屁股——）”前半句带着低沉的粗气，好似一个嗓音沧哑、白头发茬儿白胡子茬儿的老头，用走迹得不能再走迹的音儿在吆喝。后半句括号中的词，是我们小学同学编的，我们只在学校里偷偷吆喝，从不出校门。

卖臭豆腐酱豆腐的罐子里有长长的竹板筷子和长把勺儿，用来夹豆腐汤儿，常有人拿个空瓷碗过去，一样买五块、一样买两块，还多要点臭豆腐汤儿。历史经验表明，臭豆腐和酱豆腐都是五分钱一块儿，但臭豆腐比酱豆腐卖得快。

看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的回忆录《历史旮记》，书中说他小时候送过“门神”，卖过冰核儿、卖过西瓜，也卖过臭豆腐，还根据吆喝练就了一条唱北京琴书的好嗓子，但他不骑自行车。卖臭豆腐培养艺术家，此言极是。叫卖者不要嗓子好，但要嗓子冲，他们每天在唱不卖票的戏，把一幕幕生活剧推送到胡同人的眼前。而真能赶超演员的好嗓子，是我们这片儿的“大嗓门儿”。

大嗓门儿是位中年阿姨，四五点钟，大嗓门儿来了。这时你可能在前院用公用水龙头洗衣服，在后院给花培土，在街坊家搓麻将，在死胡同里蹲厕所，都会听到那既像唱戏又像民歌，还像歌剧咏叹调，比风存留得更久一些的吆喝声：“啤酒——白酒——啊——，换酱油换——（此处偷气）醋啦啊——”这一嗓子清风般贯穿胡同，吆喝得波平浪稳，能在声音上浮起鸭子。这时，街坊大妈会停下手中手里擎着的那张提喽儿（打麻将自摸儿，北京话叫提喽儿一个，di一声，lou轻声），轻轻再空顿一下，说：“大嗓门儿来了。”然后打出：“白板！”接着说：“你们都落停（lao四声ting四声，差一张就和牌）了，我这还没自摸儿上呢。”

大嗓门儿来的时候，会有大人去到她那里换燕京啤酒、龙门米醋或金狮酱油。啤酒五毛，米醋两毛八，酱油是三毛二。而今，米醋已涨到两块多不止，而酱油更是各种高档品都有，燕京啤酒最不涨价，可它量少了，毫升数由666、600，降到了500。金狮酱油的厂子已改成苹果社区。

经常在胡同里见到大嗓门儿，那大嗓门儿烫着卷花的头发，穿深色衣服，夏天有时穿黑色长裙子，皮肤有点酱油色，但在夕阳的照耀下，离远了看显得脸白。她有点粗糙，但不算土，我不知道她是哪里人。那时外来人口不多，或许是南城的，也可能是郊区县的。不知道她有没有组织，她就推着一平板儿车，装满了油、盐、酱、醋、调料、吃食，还有孩子们的零嘴儿。买东西的阿姨和奶奶们（真奇怪，就不见男人来买东西）会和她闲聊上几句，客气地打招呼。大嗓门儿是胡同人给她的贺号，也是她的招牌。

车推得缓慢，好像每到一户人家，大嗓门儿都冲着大街门或临街的窗户根儿吆喝，不把人从院子里勾出来买点东西就是不走，好像是，先打了醋再说，否则晚上别想吃饺子。我对大嗓门儿卖的东西不感兴趣，除非她改行卖冰棍。大嗓门儿随着夕阳一起走向了胡同西口，她走了，太阳也渐渐落山。这时我要被迫回家，而不能在胡同里野跑踢皮球，不能去看美人蕉的籽儿结在哪里，也不能站在门墩儿上往信报箱里瞧。大嗓门儿走了，好像把阳光都带走了。

大嗓门儿走后，偶尔也有其他客串的买卖人，是个中年的大叔在吆喝“换汽水换啤酒的来嘞——”不知怎么，我记不清他是否推车，好像在骑车，但骑车又怎样运来杂货呢？但他走得很快。他吆喝得留不住人，想吧，若所有的货声都改成“换×××的来嘞”“卖×××的来嘞”，那卖东西必是招人厌烦的事。

从前一日的货声就此结束。

而现在，大街上的货声，都是“两块八块”和“大清仓大处理”。

更无趣的是这样的吆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本店因经营不善全部清仓……”都赔了还是好消息，这店家的心态真是可以。

不过某些吆喝若不消失才算见怪，比如修理伞。雨伞除了名牌好似没有降价，其他杂牌都便宜得可随处买来，用完丢弃，也谈不上修理了。

那些消失的叫卖，恐怕只能在相声里听“加强版”了——相声中的学叫卖大都过于夸张，真那么叫卖要多累多难，哪有几个小贩能有侯宝林、郭德纲那嗓子呢？

相声里有段叫卖是这样的：“香菜、辣青椒喂、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卖大海茄（偷气）卖萝卜、胡萝卜、卞萝卜、嫩了芽的香椿儿咧、蒜儿咧、好韭菜——”

这吆喝有点小问题：“嫩了芽的香椿儿”是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的事，我们这里一般是清明前后兴之所至，小摊儿上买来，或借着到十三陵、永定河滩踏春时采回家，吃香椿炒鸡蛋；而冬瓜，秋天才有的，哪可能同时一担子都挑来？

相声是相声，吆喝是吆喝，不必较真。但听年轻演员们在电视里扯着劲儿地吆喝，既不是相声味儿，也不是吆喝味儿；他们没学好相声，也没听过吆喝。

二〇〇〇年，我住的胡同被纵着劈了，北面拆光光了。整条胡同像是被推子剃了阴阳头。于我而言，仿佛一夜间，北京变成了噪音之都，仿佛脚下隐藏着巨鲸或涌动的熔岩，在任何一个喧闹处都会爆发。那噪音爆发在地面上、地表下，也在人的内心。我想变成一条垂耳狗或折耳兔，一出门就自动把耳朵闭起来。听不到昔日胡同里的吆喝声，北京吵闹如村镇赶集，但村镇赶集也不会这样，这里已成了一片大工地，爆土攘烟儿。

我记不清曾经胡同里的大嗓门儿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不知她住哪里，是否还在世。若在世，她也不会推着车，继续她的大嗓门儿了。人声的吆喝与响器，在胡同里成了广陵散。吆喝变成了咚咚捶打人心的迪曲，响器变成了跳广场舞的迪曲加红歌。偶尔早上见到挑着担子卖水仙花儿的山东人，但他就那么停着，不吆喝。

书店摆上了蔡省吾编纂、周作人在过五十岁生日前后手抄版的《一岁货声》（也叫《燕市货声》），买回家，每当夜深时捧出来。清末民国时北京的吆喝会从纸中飘出来，散发出那种货物独有的气息。你不会去细读什么，思考什么，只会把周作人雅正的字随意地翻阅。周作人思想独特，他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北京的传统，但他毕竟是听过吆喝，且深爱这种气息的。我写不来旧京的《一岁货声》，只能写点《一日货声》，记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胡同中最后的吆喝。

那吆喝，有味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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