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她是《神秘的旅伴》中质朴、天真的彝族姑娘小黎英，她是《边寨烽火》中温柔深情的景颇族少妇玛诺，她是《英雄虎胆》中的反派人物阿兰，她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性格迥异的金环与银环——她是一人千面的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人们都说王晓棠的眼睛会说话，动作精准到位，她把角色演“活”了。二十多岁的王晓棠凭借其执著与努力迎来了她表演生涯的高峰。在当年，能游走于各类角色之间的演员本不多见，能融入自身思考的更是少之又少。在1959年由严寄洲执导的电影《海鹰》中，王晓棠饰演的玉芬的第一次亮相堪称经典。王晓棠回忆道：“在《海鹰》中，我饰演的玉芬是一个女民兵连长，当时我刚出演完《英雄虎胆》里的特务，角色的转化特别大。我设计了许多方案自己都不满意，后来想到了京剧人物的出场亮相，在青岛拍外景时，我向摄影师蔡继渭说了我的想法，蔡继渭很敏锐地说：‘好，回去拍。’于是青岛外景‘漏’下的这个镜头，回北京后我和蔡继渭精心完成了它，就是现在观众看到的玉芬出场：羊角山上，头戴钢盔的她背面特写，女声画外音：‘敌人打炮喽！’一回头变为玉芬的脸部特写——几缕乱发倔强地紧贴在玉芬沾满炮灰与汗水的脸上，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正当她表演事业如日中天时，王晓棠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1969年12月，王晓棠由于“顽固不化”，被“特殊复员”到北京远郊怀柔县。当地武装部的人为了保护王晓棠，把她安排到北台上林场，王晓棠在这里做了6年的林业工人。她最心爱的儿子言群因患肝炎永远离开了她。王晓棠只有这一个孩子，生于1956年冬，如果健在，到今天也年过花甲了。

承受着丧子巨痛，王晓棠在那段举步维艰的日子里，幸有人民群众的厚待。这样的遭遇让王晓棠对“人民”二字有了深切的认识，她说：“人民很具体，是当时我来北京赶时间递材料，眼看回怀柔的末班火车响铃了，冲着站台高喊‘让王晓棠上车，她是来落实政策’的检票员；是我在牛棚被造反派‘专政’之际，却敢给我写信、要每个月省出钱粮的那对年轻夫妇；是在大街上碰到我，让我‘好好的，将来再拍电影’的观众。当时我醍醐灌顶，心想有一天我若能重回八一厂，我这辈子就做一件事儿：回报人民！”

王晓棠时刻不忘这份沉甸甸的承诺。

1975年，王晓棠重返八一厂。她告诉记者：“中国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是受了人民涌泉的恩惠，竭尽心力，也只是滴水之报。”于是，她变演员的被动为主动，提笔创作写剧本，自己担纲导演。

演员出道，拿笔写戏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王晓棠自幼酷爱文学，又十分刻苦勤奋，多年来她更是养成了记笔记的好习惯。如果说这些为王晓棠写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写戏的精髓又在何处呢？采访期间，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参加作家慰问团去大庆慰问的一则故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1964年初，文化部决定派“作家慰问团”来大庆慰问，团长是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光年，秘书长、党支部书记是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的李季，团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赵树理等多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孙维世也一同前往。王晓棠在开往大庆的火车上，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最贴近大庆石油工人的新作品。便请同车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讲述了石油工人刘安全的故事。刘安全这位四川籍的石油工人有着“三老四严”的作风与精神，也就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刘安全是好人，但做事不懂得讲工作方法，别人做错了一点事就把人家批得体无完肤，康世恩为此还在大会上点过他的名，批评他，令他改正。王晓棠通过康世恩的讲述和李季的把关，在开往大庆的火车上连夜写就了一出单人谐剧，剧中把刘安全的名字改为了杨安全。到了大庆，王晓棠在舞台上一人饰演多个角色，一会儿用四川话演杨安全，转过身就变成了河南籍做错事儿的工人。当时大庆的石油里蜡的成分特别高，石油工人要用“刮蜡片儿”把蜡刮掉。舞台上，王晓棠操着一口河南话说到：“杨安全，我那个刮蜡片儿掉到井里去了”，台下哄然大笑，石油工人们对这个节目相当满意。巧的是，刘安全本人也看了演出，王晓棠亲切地问刘安全：“你不生气吧？像吗？”刘安全嘿嘿地乐，憨厚地说：“像，像，不生气！”王晓棠通过此次慰问认准了一个道理：人民不仅是验证文艺发展的广袤大地，还是孕育文艺作品的丰厚土壤。

王晓棠写戏时自觉融入生活。在创作电影《老乡》时，她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晓棠向记者讲述了影片诞生的来龙去脉。“当听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洪泽湖上战斗的精彩故事，我便约了电影《董存瑞》的编剧之一董晓华同去洪泽湖深入生活。我们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到淮阴，再从淮阴到洪泽县，最后抵达洪泽湖，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多几名干部，结果到了洪泽湖，我们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来了那么多领导，而我们这么多人却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我心里想：得赶紧撤！我们很快就回来了。后来我又派王宸去洪泽湖深入生活，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战斗故事，交给我做参考。后来，我对八一厂的领导说，‘看来现在的洪泽湖老百姓并不需要一个单纯的当年的战斗故事，我们应该创作一部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影片。’于是，我只身一人，买一张火车票到南京，再买一张长途汽车票到淮阴，再买一张船票到洪泽湖，船上的父老乡亲有的卖小鸡小鸭，有的卖大饼油条，有的是回家探亲，热闹极了。渔民们没有咱们现在的纸质户口，他们的户口门牌就钉在渔船船篷上。到了湖上的老子山，当时条件很简陋，但乡亲们尽可能地招待我，我过意不去，所以每次都是了解完情况就赶紧返京提炼素材。我一共去了洪泽湖六趟，终于写就并执导了影片《老乡》：一个老将军微服返回战斗过的洪泽湖，帮助乡亲们致富并感化教育了一个从不愿当兵到打出旗语‘我前进，战士万岁’的小青年杜双宝，影片衷心赞美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深入生活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是一个艰苦的环节，但又是极具吸引力、必不可少的环节。王晓棠六次下洪泽湖还是收获颇丰的。王晓棠用手比画道：“当时生活在洪泽湖的农民去世了都实行土葬，洪泽湖畔是水田，垄起的土地就这么窄，我想，他们是如何进行土葬的呢？通过下生活我发现，他们把前后两个自行车拴上绳子，把棺材担在上面小心前行。我把这段戏写进了《老乡》的剧本里，就是微服私访的将军余芒看望老区乡亲时发现烈属王大娘病了，要给王大娘看病，可是乡长说乡里没人，余芒和乡长把前后两辆自行车拴上绳子，担王大娘去看病的戏。”落实到镜头上，王晓棠采用俯拍的方式将这一场景生动还原，富有地域特色的这一视听语言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

1988年，王晓棠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92年晋升为厂长。在她的带领下，八一厂成功拍摄了《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巨片，它们连同1991年底完成的《大决战》共同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前、中、后三段，完成了完整反映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史诗性鸿篇巨制。1992年开始，《大转折》和《大进军》中的《解放大西北》《席卷大西南》《南线大追歼》三部分更是分梯次同步开拍，那时王晓棠办公室里的灯总是彻夜亮着。在她担任八一厂生产副厂长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以前都是拍完才审查，审查完再补拍。王晓棠上任后规定，随时拍随时看随时补，夜里3点洗印完胶片3点看片，凌晨5点洗印完胶片5点看片，看完马上开会讨论，各中基层审片的领导不能说奉承话，就是提问题，然后摄制组抓紧补拍。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为众多大片的拍摄节省了时间、物力、人力。她担任厂长期间还提出了出精品就是要讲究而不将就的口号，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

无论她是演员、编剧、导演还是厂长，王晓棠始终用行动践行着回报人民的铮铮誓言。她的才华与品德使之有了种种定位，但若让她对自己做一个最贴切的表述，她朴素地回答到：“我是一个兵。”记者忍不住追问：“从哪儿来的？”她微笑着说：“来自老百姓！”（许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