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军事文艺要把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来源:文艺报 | 陈曦  2017年12月29日07:10

在100多年前国运衰颓的晚清,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魂安在乎”?他声称自己四处求索,却“杳不可得”,于是急切地发出了“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的呼号。“中国魂”,或曰“民族魂”“民族优秀传统”,如若在一个朝代已经踪影难觅,那么它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

100多年后,中华民族早已摆脱了列强欺凌、山河破碎的屈辱;如今,我们正昂首迈步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谆谆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既曰“命脉”“根基”,又曰“源自”“孕育”,提示我们越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是要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守护好维系国运的“中国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度自信地走出一条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中国道路,才能高度自信地输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元素。

军事文艺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在宣传我党思想、展示我军形象、激励官兵斗志、提升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成就举世瞩目。而今军队改革正日益走向深入,军队文艺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愈发艰巨。相应地,对于文艺战士的思想人格建设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我军文艺战士如何才能拥有“第一等襟抱”以不辱使命?不可或缺的,就是要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洋,积极汲取那些足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有”革命军人理念的民族文化精神,认真领悟,深入研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为滋养自己人格成长的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人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纵览数千年古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以惊涛拍岸的力度书写爱国情感,早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写作传统,历史上甚至出现了终其一生不断抒写爱国主题的诗人,比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钱锺书在其《宋诗选注》一书中盛赞陆游道:“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鹤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陆游辞世前写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以充沛的爱国情感,激励着广大官兵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而寸土必争、战斗到底!

今人编选有多种古代爱国诗词读本,较有代表性的如郭必勖与冯济泉选释的《历代爱国诗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靳极苍著的《中华爱国诗词详解》(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周振甫编注的《一百首爱国诗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据笔者统计,军事题材的爱国作品在以上选本中所占篇幅均超过50%,比例高者甚至达到了73%,这说明军旅诗词实乃中国古人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写作者如屈原、曹植、鲍照、李白、王昌龄、王维、岳飞、陆游、辛弃疾、林则徐等,均以军事题材作品的写作登上了他们所处时代爱国主义的文学顶峰。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忠诚报国。“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诗词中的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争先恐后地杀敌立功,忠心赤胆,报国心切。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尚武与血性。“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诗词中的军人以从军为荣,以杀敌为乐,精武强能,蔑视困难,老而弥坚,威慑敌胆。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牺牲奉献。“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词中的军人不惧个人安危,成就民族伟业,刚烈不屈,义薄云天,勇于献身,至死不渝。

作为古代军事文艺的接力前行者,部队文艺工作者理应向古代先贤那样,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高扬爱国主义大旗,积极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报效国家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出挺立时代潮头的精品力作,使军事文艺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对于中华民族诸多“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曾有精辟的揭示。他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积淀着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英豪的光荣历史,闪现着他们勇攀精神高峰的坚毅神情,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想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兵服务、为兵放歌,就要从这些“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中汲取营养,自觉走进古代先贤的灵魂深处,感受他们一颗颗火热滚烫的仁德爱民之心,从他们身上获得践行使命的精神力量。

“仁”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在哲学史家张岱年看来,“仁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不玄远,无神秘,而有丰富义蕴。”在儒家创立者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居于核心地位。仁的含义是爱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进而将“仁”这一伦理范畴与民本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创作方向,系心民瘼、关爱百姓的作家代代涌现,绵延不绝。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的名句。到了当代,他又被赋予一个更加响亮、更为荣耀的头衔——“人民诗人”。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去悲天悯人,而是走近民众,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深切情怀,感同身受地描写民众的喜怒哀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诗作,彰显了他能由一己之苦痛,上升到为天下苍生而苦痛,为天下苍生而放歌。他的诗作甚至深深打动了域外读者。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思曾深情颂扬杜甫说:“我30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

杜甫为什么能达到如此之高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于灵魂深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行合一,终生践行。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的博大胸襟,通过他的诗作,得到了最生动的书写、最广泛的传播。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深入基层部队,深入基层官兵的心灵世界,要像杜甫这些先贤一样,由己及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对他们的热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切地了解他们,进而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形神兼备地表现他们,使文艺创作更好地服务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才能创作出具有真正生命力的精品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华民族“尚和合”的思想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范畴是相通的。“和”,“和合”,“太和”等意蕴相通的价值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化典籍中就已出现,如《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周易》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和”,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至关重要。从传统文化思想出发,挖掘并阐释“和”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人格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是崇尚和谐。从传统文化中的“和”的理念,学者汤一介认为可以推导出一个“普遍和谐”观,其内涵包括“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层面。其中“人与人的和谐”,落实到军队文化建设层面,就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古代兵书对此多有阐述,如《吴子》说:“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只有搞好军队内部团结,才能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与历史演义小说不乏对这一题旨的展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将相和”故事。蔺相如在解释其何以对负气斗胜的廉颇,一再退避忍让时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一旦醒悟过来,便能放下架子,主动认错,负荆请罪。军队文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些熠熠闪光的思想精华,大力表现当前强军建设中我军官兵促进团结、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以推动军队全面建立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其次是崇尚和平。在儒家“和为贵”“协和万邦”思想的影响下,秦汉以后我国传统军事文化逐渐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主导意识。历代军事诗文也多持“非战”立场,控诉了战争暴力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如汉乐府《战城南》的“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曹操《蒿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世代延续下来的非暴力态度,给一位到达中国明朝的西方人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敏感捕捉到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渴盼远离战争的善良心态。

当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并不惧怕战争,虽然厌战,但绝非轻战。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虽然揭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绝不像当时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增强军事实力,对敌人造成巨大的威慑,让他们闻风丧胆,不敢来犯,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的理想境界。长期以来,崇尚“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我军官兵的血液,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惜流血流汗,殚精竭虑,刻苦训练,就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其最终的目的则是奔向美好的永久和平。对此,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领悟,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军官兵的战斗文化心理,真切塑造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军事文艺惟有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才能无愧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