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雷平将军

当年，我从人大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离校前，新闻系主任罗列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在纸上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张雷平。他说：“你去那里报到后，就去找一下这个同志，他是我新四军的老战友，现在在那里当政治部主任。并转告他，你是我的学生，请他给你分配适当工作，学有所用。也不用我写信了，就说我让你去找他的。”

次日，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火车，终于到达了东风航天城。报到后，马上就被分配去连队当兵锻炼了，没时间去找张雷平将军。待我锻炼完毕，回到宣传部当干事时，才去张雷平主任办公室找他。秘书处告诉我，张主任身体有恙，去北京住院了。

后来，我又经常出差，并第二次下部队当兵锻炼，阴差阳错，始终没见过张雷平将军的面。几年后，我因事去北京，见到我母校的老主任罗列教授，向他解释我们没见面的缘由。罗主任说：“我知道你们没见面，前几天，张将军因病去世了。”

张雷平将军是我想见面却一直没过面的将军。8年后，我调入国防科委宣传部工作时，在通州办读书班，见到张雷平将军的夫人林扬同志，也谈到这件事。她说：“你们罗列主任和我家老张是好朋友，都是当年新四军中的文化人。”

我记述这件平淡的往事，是想作一点思考。现在有些人新去一个单位工作，往往想找熟人，拉关系，或照顾自己，或找个靠山。我当时分配工作，虽然不完全是这种情况，但也有侥幸心理，总以为有师长介绍个熟人，关心一下自己终归是件好事。事实证明，到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工作，举目无亲，没一个熟人，会更能激励你的进取心，完全靠自己的辛勤努力，作出成绩来，最终得到群众的信任和领导的认可。

张敏将军

张敏中将，1925年出生，抗战老兵，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从战士到团长，从炮兵副军长到火箭卫星发射基地司令，经历十分丰富。在张爱萍老将军分管国防科工委时，张敏担任国防科工委参谋长10年。当时，我在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工作，与他直接接触不多。他退休后，为摄影问题，曾与我和战友张桐胜有过一次谈话。

一交谈，才知道他的定州老家离我老家非常近，农村赶集，去的都是同一个集市。张敏说：“咱们可是正经近邻，同乡。”我开玩笑说：“您当参谋长时不认我这个老乡，退休才说是近邻，也沾不了你的光啊。”他说：“你看桐胜咱们仨都是河北人，但从不搞老乡观念，都是正常工作关系。乡音、乡情、乡土观念，每人都难免有一些。但不能因为是同乡，就不讲原则，更不能任人唯亲。”

张敏在任期间，虽然上下级之间常有接触，但从未找他办过一件私事。有一件事让我永远记在心里。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西北某基地试射潜地导弹。当时，“巨浪”一号导弹潜艇水下发射试验已成功，中央要求“巨浪”要上岸，可用汽车拉着跑，机动发射。为了适应这个新情况，才组织这次“巨浪”导弹装填发射筒陆基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张敏参谋长一声令下，点火起飞了。

当时，发射指挥所的位置距发射点也就一公里。我因为是这次试验工作组成员，也和张敏参谋长在一起。但是，当点火命令下达后，导弹从发射筒起飞后不足200米高，就发生弹体爆炸事故。弹体栽下来，就掉在发射筒跟前。燃烧和爆炸交替进行，发射场一片火海。

按预定计划，消防中队应马上冲上去救火救灾，尤其要保护新研制的昂贵的发射筒。航天工业的老总们更是心急如焚，一再要求张敏参谋长立即下令，让消防中队出发去救火。中队官兵也在请战。可张敏将军就是不下命令，还说：“别急，再等等。”过了几分钟，发射场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强度比第一次还大。又过了十几分钟，确认不会再发生第三次爆炸时，张敏参谋长才下令消防中队出发去救火。就这样，一场事故平息下来了，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现场的部队官兵和航天科研人员，无不竖起大拇指，赞叹张敏将军沉着、冷静、大胆、果敢的正确指挥。假如第一次爆炸后即令消防中队冲上去救火，不知会死伤多少人。人命关天，最宝贵啊。前不久，碰上92岁的张敏参谋长，我们还共同回忆了这段难忘的往事。

任中咸将军

任中咸，1920年生，2004年去世，享年84岁。在我入伍初期的七八年内，有6年与他接触较多。应当说，他是军职首长中第一个对我影响较大的人。那时，我才是连职干部，大约是1973年，他由核试验基地的政治部主任，调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政治部主任，当时我在他手下的宣传部当干事。

有几次去他办公室讨论试验任务的政治工作。有时是发射运载火箭，有时是发射卫星，有时是“东风”系列导弹发射试验，不论哪种科研试验，他总是能把观点讲得简要而明晰。如，这次试验任务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和难点，有什么薄弱环节，对试验政治工作提出了什么要求，参试部队官兵的思想状况、设备状况和协调配合问题，要摸清楚，要有针对性做好试验政治工作。因为我是“新兵”，对试验政治工作了解较少，所以每次都认真听、仔细记。

后来，我也随他下部队搞过调研。不论去哪个团站，除了听汇报，他总要去基层连队、小点小号，看望干部战士，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开饭时，他不吃小灶，而是在连队食堂和官兵一起用餐。有时，周末了，他也不回机关，而是在团站小招待所住一夜，看看战士们打篮球及其他文体活动。回招待所，他也和我们下棋，有时也悔棋耍赖，没老没小地争执。他尤其喜欢翻军棋，几乎每次我都输给他，心里很纳闷。后来我发现，他那副军棋都有记号，哪个是司令，哪个是炸弹，他从背面就认识了。我不干了，换了一副新军棋，继续赛，结果还是他赢多输少，看来还有个技术问题。这样认真忘我，官兵同乐，才体现了人民军队内部的平等关系。

几年之后，1976年春天，因编制体制调整，我被调往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团工作，开始了我在导弹发射中队担任指导员的新生活。我带上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乘了四天五夜的火车，来到晋西北的岢岚县军队驻地报到。那天是4月1日，迎接我们的却是一场大雪。没想到，处于内地的晋西北高原，气温比酒泉地区的戈壁荒漠还要低。巧的是，任中咸主任也同时被调到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当副政委，我又在他领导下工作了。所不同的是，过去同在一栋办公楼上班，有事见面很容易。现在，相隔几十公里，基层工作又忙，想当面请教首长，谈何容易。

好在，过了几个月，任中咸副政委来发射团检查工作，并点名去发射二中队看看。我们又见面了。那次见面，陪同的人多，我只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正在给战士们上课，任副政委和秘书突然来了，并示意我继续讲课，他也坐在后面听我讲。我有点儿慌乱，讲完了还向战士们布置了作业，即学习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还要每个人写出心得笔记。下课后，他强调要把学政治和学文化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士兵的思想文化素质。后来，我们中队建立了抽查、批阅士兵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的制度。每周我都抽出不少时间阅读、修改战士的学习笔记。这种做法，使士兵的思想文化水平同时有所提高，很受战士的欢迎。后来，几名战士考上了大学，也说这个制度对他们有促进作用。20多年后，我在河南碰上一位连队退伍的老兵，他还对我说，当年指导员给他批改的作业本，至今他还留着呢。

此后，任中咸首长又来过我们中队多次。有时周末来，战士们休息。我们交谈的时间会长一些。从发射试验思想工作、干部队伍，到管理和后勤保障，几乎无所不谈。他从我们这个“点”取得感性认识，解剖麻雀，指导工作。我从他的谈话中，获取指示和启发，做好基层工作。记得有一次我中队发射“东风”三号导弹，我向他谈到，中队长是中队阵地总指挥，指导员并无固定岗位时，任副政委说，你应到发射前最关键最危险的操作手跟前去。后来，我和中队长商量，加注操作手在“高空工作平台”为导弹加注的燃料，易燃、易爆、剧毒，不仅危险，而且关键，一个人在那里容易心里紧张，产生差错。后来，每次加注燃料，我都穿上消防衣和防毒面具，俨然是一名后备加注操作手，紧紧站在加注操作手身后，直到安全加注完毕。后来操作手说，过去加注时手经常发抖，现在指导员就在我身边，心里踏实多了。

任中咸首长来基层，总爱听点儿基层的新鲜事。有一次，连队的“羊倌”战士郝念管来找我，哭着说他犯了个大错误：在山上放羊时他正吃中午饭干粮，没发现几只狼钻进了中队的羊群，咬死了6只羊，狼也跑掉了。我安慰他半天，并说，死了几只羊就吃羊肉呗，今后上山放羊要带点儿打狼的武器。我派人去把羊拖回来，送炊事班，晚上全连清炖羊肉。可一大锅羊肉炖好了，大家都不去吃，不知听谁说狼咬死的羊肉有毒，不能吃。我和队长说，这是哪路神仙说的呀？走，咱们吃羊肉去。大家见我们在食堂吃得挺香，也纷纷去吃了。羊肉也没吃完，剩下好多。第二天，任中咸首长来了，我向他说到这件事。他说，好啊，今天中午不回机关了，就在你们中队食堂吃羊肉。

我在发射团当了两年指导员，1978年3月，被国防科委政治部宣传部调走，去那里当宣传干事。临走时，也没向任中咸副政委告别，只打了个电话。从此，天各一方，我在北京，他在晋西北高原。一分别，就是十多年。后来，他退休了，在三个基地当了那么多年军职领导的干部，也没赶上授少将军衔。后来，每谈到这件事，他总是淡淡一笑，泰然自若，并说，授了衔又怎样，我还是我呀。

和他老人家最后一次见面，进行长时间交谈，大概是1998年秋天。那时，我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担任政治部主任。在纪念发射基地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他作为基地的老首长，被请回来参加纪念活动。许多老首长在会上发言，我主持座谈会，请他讲话，他坚决不讲。依然是那样，低调从容，淡定安然，似乎仍在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任中咸。

2004年他因病在北京去世，按他生前要求，告别仪式搞得非常简朴，甚至连个生平简介也没有印发。许多在京的他的战友和部下，都没有接到通知去为他送别。我在京外工作，很长时间之后，才惊讶地听说，任中咸首长已安详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