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当下小说外在的繁盛掩盖着内在的衰弱，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疏离了自身的基本特性，淡化了对社会人生的全面深入的表现。卢卡契的“总体性”美学思想，揭示了小说文体的本质规律以及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系列理论观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历史，同时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下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遵循的正是小说艺术的“大道”。

关键字

中短篇小说；小说文体；“总体性”思想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尽管文学体制和机制依然坚挺，尽管出色的作家和作品依然不断产生，但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在整体上却处于“低谷”时期、衰弱时代。所谓有广度而无深度，有高原却没高峰。其中的原因自然十分复杂，需要深入细致地探究，但一个内在的、重要的根源是，它逐渐疏离了自己的基本特性，不再能全面而深入地切入社会人生的“腹部”，不再能提供新的思想和审美形式。譬如面对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它的把握显得软弱无力；譬如面对各种人物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困境，它却难以刻画出更多鲜活而扎实的人物形象；譬如面对读者越来越丰富、严苛的审美需求，它在艺术创造上似乎已山穷水尽…… 这种状态1990年代初期就已然出现，至今未见改观，甚至愈演愈烈。

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卢卡契，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总体性”理论，这一理论贯通了他的全部学术领域。他对小说文体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总体性”思想同样贯穿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他提出小说要反映现实、历史和世界的“总体性”，小说文体具有别的文学文体无可替代的“总体性”特征。也许有些作家会觉得他的理论也就是现实主义那一套，在今天已经过时。其实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更是一种哲学观、方法论，它涵盖、超越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思想和文学，同时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

当下中国的小说，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式微态势，但在文学体制和机制的强力支撑下，在众多作家的坚守和努力下，依然涌现出一些高质量的作品，创造了小说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而这些优秀作品，遵循的正是小说的基本特征和规律：避“小道”而行“大道”，努力表现社会人生的“总体性”，肩负起文学“兴观群怨”的积极使命。

一 小说是表现现实“总体性”的独特文体

小说究竟是要说“小”，还是说“大”？是以“小”说“大”还是以“大”化“小”？历来莫衷一是，形成了“小道”与“大道”两种观念和思潮。而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一个家庭的三兄弟，又有什么样的共性与个性？这些问题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思想果实，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小说创作乃至发展。

在所有的文学文体中，如果说诗歌、散文更带有个体性、主观性的话，那么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客观性。有文学理论家如是说：“小说是一种较全面细致地展示人类生存境况，满足人类‘直观自身’的审美需求的叙事性文体，它必须有情节和人物。”

然而，小说从来就有“小道论”和“大道论”并驾齐驱，不绝如缕。在中国，“小说”概念的正式出现，大都认为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其所谓的“小说”，是指搜集“舆情”的士所获取的言论、掌故和传说等等。但这段话，也透漏了小说的基本特性。“街谈巷语”道出了小说的社会性、通俗性，“道听途说”点明了小说的虚构性、传播性。这些特性，可以说是小说的根本，直到今天依然未变。但这段话也极易滋生小说的“小道”理论。因为“街谈巷语”无关宏旨，“道听途说”不必当真。譬如有人主张小说就是要“小”，不宜“载道”；有人倡导娱乐小说，认为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消遣”；有人号召为艺术而艺术，以为真正的文学是“无功利”的。这些观点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它弱化了小说对社会人生的作用，背离了小说的固有特性。最近，就有作家提出“短篇小说需要减负”的观点，声称：“文学从来不能引领时代，最多只能指出这个时代的失落之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但它无疑是一种“小道论”。

小说的“大道论”也恒久不衰，十分响亮。如果说古代的小说，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更带有民间性、娱乐性、教化性的话；那么现代的小说，才真正具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品格，具有了至高的社会地位和价值。20世纪初期，西方小说及其观念引进中国，彻底改变了小说的面目和品格，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梁启超大力倡导“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在今天看来，他的这些观点是为他的政治改良理想服务的，无限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忽略了小说的审美属性和价值。但同时又说明，他看到了小说丰富而强大的社会人生意义，它不仅关乎政治、宗教、风俗，同时关乎道德、人心、人格等等。也就是说，小说其实是一种“大说”，具有重要意义，承载着严肃使命。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契对小说做过更完整的研究，并形成了他宏大的小说美学理论，譬如小说的“总体性”特征、“伟大现实主义”理论等。他认为“对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手段，他思维和塑造的总体性有多么广和多么深。”又说小说“不只是创造总体的真正客观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条件，而且也由于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世界的状况基本一致，就把这种总体即小说提升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 所谓“总体性”，就是指社会、世界、人类的总体，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既涵盖外在形态、也涵盖本质规律。小说的结构、特性，与大千世界有一种同构同形关系，因此它的内容、形式乃至语言，也具有“总体性”特性，故而它就成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

作为文学门类的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都要努力全面、深入地表现社会人生，显示出一定的“总体性”来。但作为不同规模、不同形态的长中短篇小说，又有不同的艺术特点。评论家杨劼从小说的内在构成去辨析长短中小说的基本特性，她认为长篇小说的情节结构是“多重动机的积累性结构”，而“短篇小说，就是单一动机、直接解决的情节结构”，中篇小说有独立的特性，在叙事和方法上更自由，即“高细节、低强度；过程绵长，而结论弱化。”⑧当代作家铁凝，则把小说同人生相比附，认为短篇小说表现的是人生中的“景象”，中篇小说表现的是人生中的“故事”，长篇小说表现的是人生中的“命运”，这同样是独具慧眼的。长篇小说因其规模大、篇幅长，自然要表现广阔丰富的社会人生；短篇小说规模小、篇幅短，同样要切入社会人生的纵深处，只是开口要精巧而狭小，情节要单纯而集中，就像林斤澜所言：“小口子井，井底的地下泉水却深得不知深浅。”

综观当下的中短篇小说，我们发现，似有两种观念和力量牵动着小说的行进。一种是“小道论”，竭力要使小说变得轻、浅、小，从而导致小说滑向了社会边缘；一种是“大道论”，即努力让小说变得重、深、大，坚守着现代小说的特性，依然受到社会和读者的青睐。

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揭示和把握，是现代小说的一项使命。这种揭示和把握越全面、越深入，抵达一种“总体性”程度，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就越高。尽管当下的小说有走向“小”的趋势，但也不乏深广表现现实生活的力作和精品。陈河中篇小说《义乌之囚》，表面看是一个商战传奇故事，由三条线索扭结而成。作家把商界的博弈、中国的义乌与北美洲的加拿大以及非洲的部落、各色人物的经商和生存、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向往等等，巧妙而有力地融为一体。正如谢尚发所评论的：“小说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加拿大，更不属于非洲，而是属于它们的全体，属于世界性的历史潮流，由此绘制了一幅丰富复杂的‘世界性的现代图景’。”⑩这是一篇具有华人文学“国际视野”，具有现实世界“总体性”品格的小说力作。孙顒中篇小说 《哲学的瞌睡》，则是一篇情节完整、构思严谨、人物扎实、内涵丰盈的现实主义之作。小说以有力的笔触，展示了坚持学术真理和求真务实精神的哲学泰斗古教授，与追求名利、弄虚作假的年轻校长莫明的矛盾冲突；同时还以“我”的爱情、婚姻为副线，展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金钱、地位、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困惑与抉择。小说表现了现代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乱象与矛盾，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与坚守，是一篇直面现实、视野开阔、故事引人的优秀作品。

已逝的历史同样是一个值得发掘的领域。卢卡契认为短篇小说既能成为当下时代的“先驱”，也能成为过往历史的“后卫”。近年来，表现历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有所增加，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叶弥《雪花禅》写的是抗战时期的一幕情景。日寇兵临城下，大批民众在逃难，少数爱国者奋起反抗，而身居豪门、崇尚自由的文人何文涧，却陷入了“我要活，何其难”的困境中，充分表现了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文人对现世的留恋和懦弱的天性，让我们看到了战争中颤栗的人性。裘山山中篇小说《隐疾》，写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男女中学生之间发生的一场关于谈情说爱的玩笑纠葛。主人公青枫作为被羞辱的对象，所以耿耿于怀，成为心灵上的创伤、隐疾，执着地期待昔日的同学向她道歉，就是因为她看到了人性中恶的东西依然死而不僵。作家从人的灵魂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独到的反思。

二 城乡变迁背景下的文学转型

当下中国的社会和文学，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即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与文化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和城市文化的蜕变，从作为主潮的乡村文学向现代城市文学的演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题材文学呈现衰退趋向，城市题材文学呈现繁荣态势。但面对这样的文学转型，我们的认识还不够清醒、自觉，我们的应对还不够有力、到位。这正是当下文学特别是小说，出现乱象和迷惘的一个重要原因。评论家雷达把正在发生的城乡变迁，概括为“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指出了城乡变迁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深巨影响，点明了城市文学兴盛的同时，乡土文学还会建构起一种新的思想和审美形态来。这场社会和文学的转型，其实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到了今天，才显得更加紧迫、剧烈。尽管不少作家对城乡巨变作出了探索和书写，但从总体看，我们的文学还没有敏锐、精准、全面地表现出时代转型，我们的作家还未能以更宏阔的视野、更深广的思想把握住历史的走向。在表现现实生活上，我们缺乏有力的“总体性”思想，亦如卢卡契所说“把人和社会当作完整的实体加以描写，而不是仅仅表现他们的某一个方面。”当下的城市小说和乡村小说，都存在着诸多局限和问题。

城市小说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亮丽的“风景线”。不仅作家队伍在壮大，而且作品数量剧增，表现形式纷繁，长中短篇小说都有佳作。相比乡村小说，城市小说由于内容的新颖、艺术的精致，更受市场和读者欢迎。当下的城市小说，突出表现了城市的膨胀式发展，物质、金钱的“横流”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而又势利、冷漠的人际关系，还有形形色色的精神、心理疾病等；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爱情、婚姻、家庭的变化及其各种人物的情感、精神世界。从具体作品看，有许多写得细腻、深切、优美，可谓精品；但集中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作品故事雷同、视角狭窄、意蕴清浅，给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印象。我们的城市小说历来发育不良，现在还处在盲目、粗放、探索的“初级阶段”。我们还不能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写出城市自身的伟大创造以及对人的积极意义；还不能用总体的、辩证的思想，写出城市正面的、光明的一面以及负面的、阴暗的一面乃至二者的复杂关系；还不能写出城市自然化、家园化的艰难探索以及城乡融合的历史走向；还不能写出城市人、现代人更完整、更丰富的性格和灵魂，塑造出独特而深刻的人物形象。

大都市是城市小说的丰厚土壤，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城市小说可谓风生水起。张曦的中篇小说《只是朱颜改》，写的是凌青、埃文两位女子与香港男子大卫，在上海求职、打拼的生活经历以及分分合合的爱情纠葛。历史遗迹、古老传说与外来青年的胼手胝足以及万花筒般的现实生活，构成了城市永恒的生活风景。邱华栋的《云柜》中，精通云计算的女商人施雁翎与同是单身的大学艺术系教授孔东邂逅，本来可以有温馨、浪漫的爱情和婚姻，但她却按照云计算设计、实施了一套让乡村女孩为他们代孕的完整计划，致使孔东望而生畏、临阵脱逃，深刻表现了现代科技对人的“异化”的可怕、可悲。80后作家周李立长于揭示一代青年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她的《刺桐》以“我”为叙事人物，展现了丈夫、婆婆、儿媳之间，深深的隔膜、怨恨、不信任，直抵人性的自私、冷漠、丑陋，显示了年轻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

城市人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以及人们的情感、心灵、精神，已经成为一个持久不衰、常写常新的题材领域。赵勤的《海蓝宝石》写现代女性爱与性的分离，两人有感觉、有需求，可以上床；但要相爱，却必须有互相认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张惠雯中篇小说《场景》写上流社会的中年女性，对丈夫、家庭的忠诚，以及出轨后内心的不安、悔恨、自罚，表现了人性与道德的尖锐冲突。

乡村小说的衰微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作家队伍在萎缩，老一代作家逐渐淡出文坛，中生代作家也不再固守乡村题材而兼写多种题材了，新一代作家执着乡村题材的少而又少。作品数量也在锐减，长篇小说情况略好，中短篇小说状况令人堪忧。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当下的乡村题材小说，自然也不乏优秀之作。但从宏观上考察，当下乡村小说存在着思想洞察不力、把握不住农村的脉动与走向，不熟悉各种农民、写不出真实而鲜活的人物形象，缺乏“总体性”眼光、不能在城乡交融的背景下表现农村和农民等诸多缺陷和问题。乡村小说面临着城市小说的挑战，它的问题也许比城市小说更为严峻。

但在数量不多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我们依然看到了部分佳作。譬如许春樵中篇小说《麦子熟了》，写乡村三位年轻女人麦叶、麦穗、麦苗到南方城市打工的艰辛经历与悲剧结局，不仅展示了她们艰难的生存，险恶的处境，不懈的打拼；同时书写了她们与孤独、与欲望的搏斗，她们的情感和人格的分裂，家庭对她们的逼迫与伤害，还有打工女人之间的互助乃至背叛，把乡村女人的形象写得深切感人，是对底层写作的一个突破。杨遥《匠人》，刻画了一位小镇上的底层匠人形象。木匠王明，性格木讷、和善，做活精心、卖力，手艺高超、巧妙，且怀着发明创造的美好梦想。但面对敲诈、欺辱，他轧断手指、放弃赚钱，自甘贫穷，爆发出一个底层匠人的坚韧、决绝和反抗性格。杨遥谙熟乡村生活，汲取西方现代小说表现日常生活的叙事手法，塑造出了逼真、结实、丰满的农民形象。艾伟《小满》，写的是城市富人夫妇中年丧子，找乡村女孩代孕的曲折故事，表现了城乡巨大的贫富悬殊，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城里人的尖锐冲突和复杂关系，读来让人惊心、深思。

中国文学的转型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旅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题材小说并不会消亡，它还会继续探索、变革，借鉴城市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在表现农业文明和文化衰落与重建的历史中谱写出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品。而城市题材小说则会不断成长壮大，克服自身的局限和问题，取法乡村小说的传统和经验，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学精神和风格。

三 人物永远是小说的重心

当下小说最缺失的是有性格、有深度，真正能够感动读者的人物形象。这已是众所公认的小说“顽症”了。韩少功在最近的访谈中说：好小说的标准是“始于情感，终于人物”，“什么叫‘始于情感’？就是对笔下的东西有感觉，有情感，有某种冲动……什么叫‘终于人物’？就是要落实于人物，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我们的小说并不是没有人物，但这些人物大抵没有站立起来，走进我们的生活、走进读者的心灵。人物形象的碎片化、平面化、理念化、虚幻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人物对于小说的重要性，已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人物是核心要素。在所有的文学文体中最擅长塑造人物的，无疑是小说。小说自然经过了漫长的写故事、说故事的历史，但到了近现代，已自觉地肩负起了写人物的“担子”，并认为这是它的职责，遂使小说具有了至高的社会地位与强劲的艺术功能。文学理论家们把人物进行了分类：富有意味的意象化人物，脸谱化的类型化人物，个性鲜明的性格化人物，体现现代理念的抽象化人物，个性与共性高度融合的典型化人物。现在的小说最风行的是意象化、类型化、抽象化人物，匮乏的是性格化、典型化人物。

一个作家要写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就要努力把握住他的整体性格和精神，突出他的个性特征，并揭示出这种性格的阶层性、时代性乃至地域性。卢卡契说：“现实主义主要的美学问题就是充分表现人的完整的个性。”这自然是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人物理论，但历史证明，这种人物是最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姚鄂梅中篇小说《一辣解千愁》，把历史和当下、贫困的农村和繁华的都市，熔为一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塑造了一位历经沧桑的乡村女性形象。当年的上海知青张大桥到农村插队，爱上纯朴、端庄已经许嫁他人的杨采玉使之怀孕，并在有意无意的“游戏”中害死了杨的未婚夫。此后数十年，杨采玉历尽人间艰难困苦。而张大桥回城、上大学、经商，成为富人、创办慈善事业。旧情未断的杨采玉终生的愿望，就是让昔日的恋人感到羞愧。而这位知青虽未忘却过错但绝不愿低头悔罪。杨采玉有着善良、坚韧、勤劳的农民品格，更有机灵、深藏、泼辣的个性特点，还有传统女性忠贞不渝、忍辱负重的文化性格。这是近年小说中一位难得的独特而丰满的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同样可以写出鲜明、结实的人物形象。王凯《燕雀之志》中的黄顺利，过分老实、特别勤奋，不懂人际关系，绝无鸿鹄之志。能到政治部当一个小干事，能娶一个城里媳妇，就心满意足了。他被人们视为傻子，遭遇了许多不公。这是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许三多式的人物形象。作者发现和肯定了这样一种人生追求，刻画了另一种军人形象。

现代型的人物，完全可以成为有价值、有魅力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作家不再追求外在的性格特点，也不再关心人物的真实可信，注重的是人物生存状态的普遍性，人物性格的代表性，凸显的是人物的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一些意象化、抽象化的人物，也可以成为出色的、不朽的艺术形象。范小青近年来执着地发掘着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主题，近期的《李木的每一天》中的城市白领李木，就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现代人形象。小说写南方城市小家庭的生活情景，写苏州女人的性格、土话，很有生活情趣和地域特色。李木这一人物看似写实，但本质上是一个意象化、理念化人物。这位IT精英，在公司面对的是琐碎、机械的工作，冷漠的人际关系；在家里被妻子和岳母指使、聒噪，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在坐出租车和开优步车的时间中，也被淹没在别人的倾诉中。在这些最日常的生活中，显示出一个现代人的放逐感、孤独感。但李木的精神深处，铭记着昔日的妻子扮演杜十娘时的美艳、纯情，铭记着自己当年的痴心和追求。在静夜开车的时刻，恍如见到了杜十娘，正开往瓜州古渡口，深切地表现了现代人的分裂感、虚幻感。在李木这一人物身上，饱含了作家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关切。

作家要写出丰厚的人物形象，还要努力发掘人物的文化性格。在新时期文学的“寻根小说”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形象。储福金近年来专注围棋题材小说，描绘了多位具有文化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的《围棋·扑》，刻画了一对知青，从对弈到相爱，从分手到各自走向老年，围棋中的“扑”和“围”两种方法，成为支配他们下棋和人生的一种思维和文化，而“扑”和“围”体现的正是儒家与道家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文化性格的彰显，使两个人物显得格外独特、深厚。

四 艺术形式的回归和创新

刘勰《文心雕龙》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当下的小说创作拥有宏富、精深、驳杂的文学遗产。它面对的主要有四种传统，一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传统，二是现代小说传统，三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四是西方从现实主义到现代派的小说传统。这些传统又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了一套经典小说的经验与写法。当下的小说只有不断地汲取和回归经典，才有可能创造出更新更美的文学。但从1990年代之后，在市场化、世俗化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小说逐渐地疏离了经典文学传统，不再效法和借鉴古今中外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不再探索艺术表现的变革和创新，而是追求一种“快餐式”、“通俗化”的写作路子，致使小说出现了一种个人化、娱乐化、模式化倾向。这种倾向在“80后”、“90后”作家的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正是卢卡契尖锐批评的现代社会对文学艺术的物化、异化现象。

近百年来的主流小说创作理论和批评，立足中国的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创作，取法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从社会、历史、道德的层面规范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结构形式、语言运用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方法和手法。它有力地影响、支配着当代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众多优秀乃至经典作品。它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特别是在宏观把握现实生活，塑造个性化、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等方法上，值得很好继承。但从整体看，已显得陈旧、保守、僵化。现代的小说叙事学，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催生下，兴起于1960年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引进中国。它研究小说叙事主体的构成，发掘小说内在结构的规律，探求小说形成的因素，破解小说从文字到语言到文本的深层奥秘，是对小说内部世界和艺术本质的一种开创性研究。新时期文学中，一些新潮作家接受了小说叙事学，促进了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但从总体上说，这种接受还是表面的、有限的。小说叙事学过分强调形式和文本，把题材内容和社会现实割裂开来，显然是片面的。传统小说创作理论和现代小说叙事学，已成为小说发展的两块基石，我们需要深钻细研、扬长避短，建构出一种新的小说艺术理论来。

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是小说叙事学特别重视的两个问题。客观讲，当下小说的叙事比新时期成熟了许多，叙事人的设置更为巧妙、恰当，第一人称写法大量增加；叙事视角显得多样，多视角形式已屡见不鲜；叙事语言格外自如、纯净，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和可读性。迟子建中篇小说《空色林澡屋》，有意识地借鉴了古典白话小说的“套中套”结构形式和传奇表现手法，讲述了现实中一支小分队对休养生息的原始森林的勘察，以及山民关长河叙说的皂娘与三个男人的故事；展示了皂娘丑陋的面相与美好的心灵和一生的悲苦命运，呈现了现代人尴尬的生存与精神的困境。作品写得苍茫、空幻、幽远而又蕴含着“色空”的宗教意味。钟求是的《慢时光》写的是儿子对已逝母亲的回忆，写了“我”对母亲的理解、孝敬，母亲对“我”的一片爱心和甘愿献出一切的博大母爱，打动人的正是叙事语言的沉静、温婉、细碎、深情，真正显示了“叙述就是一切”的真理性。

小说结构模式的营造，是所有小说理论都注重的艺术课题。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结构模式，有情节式、人物式、心理式、意境式等。现在的小说结构大都是故事情节模式，强化小说的故事性并没有错，但满眼都是这种模式，就暴露了小说创新的衰弱。自然，故事模式也可以写得新颖独特。譬如小白中篇小说《封锁》，写的是抗战时期，日本宪兵队侦破一起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爆炸案的曲折过程，叙事人物选择的是处在矛盾心态中的双料“特工”“我”，是一个很巧妙的视角人物。而小说里的中心案件以及侦破过程，由三条线索交错推进：主人公鲍天啸创作的通俗小说中所演义的烈女行刺传奇，案件侦破中逐渐显露的事件的来龙去脉，鲍天啸和“我”向日本军官汇报的案件脉络。三条线索真真假假，既互证又矛盾，整个故事疑点重重，波澜起伏。是一篇思想艺术俱佳的侦探小说。譬如刘鹏艳《月城春》，在底层社会贫穷、斑驳的画面上，刻画了两位小乞丐的形象，是用意境结构笼罩全篇的诗意小说。

小说表现形式和手法的借鉴、创新，同样是小说理论关注的。这是一个十分广大的舞台，既可以吸收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法，也可以择取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艺术技法，还可以汲取民间文艺的创作手段。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依然有作家在不懈探索，给小说创作增添了生机。譬如方方《天蓝》，写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的“灵魂附体、母女重逢”的传奇故事，匠心独运地使用了荒诞手法，把母爱主题表现得动人心魄。残雪是一位矢志不移的现代派小说家，新作《与人为邻》以拟人化方法，展现了小喜鹊眼中古怪的人类行为以及人对鸟的侵犯、残害，是作家对人类自身的深刻反思。残雪近年的小说在叙事上写实了，但思想、形式和手法，依然很现代。

卢卡契在小说叙事上，同样遵循“总体性”思想。他认为：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可以创造内容。当下的小说要更加重视艺术形式的传承和创新，用形式激活内容，再造小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