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列夫·托尔斯泰在1896年的日记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在任何艺术中间，脱离正道的危险之点有两个：庸俗和做作。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狭小的通道。两个危险之中，做作更为可怕。”真正能够在这条“狭小的通道”中抵达艺术核心的作家，葛亮是其中一位。读葛亮的作品，往往会被他正直的态度和饱满的表达瞬间感染，他的文字因带着一种来源于体察和恻隐的真实感受力而闪烁着人性的光泽，那是“温存的底色”。在庸俗和做作的夹击中，葛亮总能借以声音，成功逃脱，直抵他的艺术追求。

葛亮的文字满载着声音的特质，它们来源于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在文本里久久回响，不绝如缕。在《七声》中，我们避无可避地听到藏女英珠在雪夜里与命运的对唱，听到为安抚老伴入睡的老者含泪唱出的《三家店》，甚至听到患有精神疾病的阿霞抓着头发撕心裂肺的叫喊。如果仔细辨别，还可以清晰地听到阿婆的声声呼唤“阿毛头”，听到电话那边的安写满故事的讲述，当然，还有威廉病女不断循环的绕口令。这些声音跳出文字本身，一头扎进了命运的漩涡，聚合成宿命的混响。在抽象的层面上理解，葛亮紧紧把握住的这些“声音”，无不是他对主人公命运深情的凝视，故事本身就成了呐喊之声、呻吟之声、呢喃之声、无声之声。在摆脱了发声的本体之后，它们终于沉淀为生活。

作为开篇的《琴瑟》，大可被看成是长达一生的情话。相伴半个多世纪的外公外婆，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时代，情比金坚。在外婆晚年患病后，外公的悉心照顾感人至深。怕别人弄疼外婆，他每次都要戴上花镜花去个把小时为外婆剪指甲，唱京戏哄病痛的外婆入睡，胳膊上都是外婆抓出的红印。当外公唱出“我这张旧船票，是否还能登上你的客船”时，外婆笑着笑着便流了泪。这眼泪凝结着一生的风风雨雨，也浓稠了这关于陪伴的爱情故事，这朴素的“情话”，被葛亮捕捉到，扩音给了我们所有人。在这个以多情为时尚的时代，衷情的声音更为摄人心魂。

《洪才》传递出的声音更具复杂性。少年毛果以一双单纯的眼睛观察着整个时代的特征，他与洪才的友谊，与阿婆的情谊是整个故事中最能牵动人心的部分，然而作者却并未就此止笔。他写以破釜沉舟的方式追求爱情的成洪芸，写穿着新潮衣服放荡不羁的成洪政，写为了争抢顶班名额而反复逼迫成父的成家大哥二哥，更写出了成家这“世外桃源”如何被城管驱逐出去，被迫成为了南京市区“和谐”的一部分。在没有了鸡鸭、瓜果、粮食之后，面对连老屋都无法保存的现状，阿婆没有熬过这最后一个夏天。《洪才》可以被看做是一声高亢又悲哀的诉说，毛果的讲述刺痛了读者的感官；而《泥人尹》则把这种控诉之声转向了比时代更为复杂的人心。为了给残疾的养子娶媳妇，尹伯伯不顾自己的身体，甚至放弃一直以来坚守着的艺术传统，没日没夜赶订单，塑造了一个个泥人销往海外。而身体垮了之后，儿媳妇却带着全部家产人间蒸发。泥人尹从来没有大放悲声，这极致的悲哀却久久萦绕在读者心头，那种拼尽全力最后毁于一旦的伤痛，像是寒夜的风刀，伤人入骨。

《安的故事》和《威廉》写的无疑是现代生活之下，人作为独立个体所发出的暧昧之声。声音中裹杂着坚持、放弃和难以攻克的优柔。安不停地更换外国男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创伤，甚至被当做了卖淫女，只是为了最终取得身份去外国生活，这与《我爱比尔》那样不同，她不是别无选择，她只是想把心中的执念化为现实。当然，故事里还有对“我”，这另外一条拴在一起的鱼复杂又单纯的情愫。而《威廉》中的二世祖连花丛吸食毒品，却把心中最柔软的地界留给了自己患病的女儿，他的不羁和温柔将他撕裂又重组，最终构成了“这一个”他，并留下他生活中苦苦徘徊的身影。《威廉》传递出暧昧的声音，蕴含着无助又透露出坚定，我们无法辨别开来，却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七声》中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无疑是《阿霞》和《英珠》。这两个文本都以一种紧贴灵魂的方式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告，偏偏还夹杂了剪之不断的脉脉温情。

阿霞的木讷和专注似乎成为了她的代名词。她总是在默默地叠着纸巾，这些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她做起来却极为认真，表情肃穆，中规中矩。英珠则是近乎执拗地呵护着小马驹“弟娃”，甚至在漫天大雪中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它的身上。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坚持，无论旁人能否理解，依然故我。阿霞抓着第一天上班迟到的我去找经理并对经理的处理方式心怀不满，当她得知是一直照顾她的安姐偷拿了饭店里的现金后，毫不犹豫地当众揭发，这被看成是不近人情的做法，与其说是她“精神”有异于“常人”，不若说她拒绝与这“人情世界”同构。相似的，十分需要生意维持生活的英珠，在担忧大雪降临时，宁愿“违背约定”不做生意，也不愿让她的马驹受到伤害。她们是集体里的“独行人”，也是“坚定者”。

当一向自我边缘化的阿霞为了保护被客人挑剔的安姐而冲上去破口大骂时，我们看到了终于“发病”的她。而她经过缜密计划后，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去重伤安姐的混蛋丈夫时，我们又看到了她清醒的“发病”。整个故事中，她从没有为自己而爆发，难以忍受时也无非是紧紧抓着头发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她隐忍、坚强、沉默，令人动容。而她在警局中不停默念的那句“我有神经病，神经病杀人是不犯法的”是那么让人心痛。她有她的坚持，但也有她的怯懦与恐惧。

故事的最后，在偏僻的苦穷之地，嫁为人妇、身为人母的阿霞，似乎找到了最终的归宿，然而她面对不期而遇的我时，看似淡然处之，读者却在文本“头也没抬，嘴里说，什么时候碰到店里的人，就说你见到阿霞了”中听到了阿霞的不甘、怀念与万般无奈。

英珠的所有苦痛几乎全部被牵系在那条绣着她和丈夫姓氏的毛巾上，大家都关注到了她对于马驹过分的爱，却鲜少有人能够体察她脆弱的内心，她已将对意外而亡的丈夫全部的思念和温柔倾覆到了马驹这惟一的遗留上。她在茫茫寒雪夜唱起的那支清丽悠远的歌，有多么美好，就有多么刺骨，那是高原之上的“问苍天”。

葛亮的文字，有着自己的腔调，更是在节奏上“以声夺人”。《七声》中的每篇故事都有自己的节奏，如皮黄声声，入耳入心。紧凑处如“将军令”大开大合，娓娓处如“柳青娘”敛翅含葩，既有“姹紫嫣红开遍”的水墨腔，亦有“秋风起扫叶之声”的悲戚调。在整部书中，文字之声与意蕴之声互为表里，同声共振。

《七声》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这源于作家寄寓其中的深情。以声绘世的葛亮，着笔处具有情。他的故事以及他所塑造的世界，要用耳朵听。

（《七声》，葛亮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