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咸在小说集《去海拉尔》中摘下了短篇小说戏剧性的翅膀，他回避了现代主义文学在技术上留给小说的遗产，将日常生活视为小说的全部对象。于是，身体的污垢、灵魂的伤口与岁月的盐，在《去海拉尔》之中凝为了一体。

这是一步险棋。不夸张地说，短篇小说至少有一半魅力是由想象力与戏剧性提供的。然而王咸选择压抑小说中戏剧性因素的发育，松开小说紧绷的结构，展平在小说中被压缩变形的时间，真刀真枪地来。于是，小说的叙事时间放缓了，缓慢地近乎日常时间的流逝，人物也从奇形怪状的面目变回了平凡的模样。小说从一种矢量艺术恢复为不可变易的位图艺术。

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诗意，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存在”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何况是在变幻莫测的当代。当代中国的小说家善于在日常中看到频出的奇景与怪象，但不善于发现恒常的朴素诗意。王咸反其道而行之，以无为的姿态，抓住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宗”，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延续性。当小说家以为延续的日常是无聊的、非小说性的时候，他用7个故事更正了这一偏见。

小说没有一个故事在表面上是惊心动魄的，但王咸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是在每个故事当中都埋进了一颗“子弹”：《回乡记》里儿子小原的隐疾、《邻居》里郭大哥的肺癌、《相见欢》里诗人好友的早逝、《去海拉尔》里地上的斑斑血迹、《去买一瓶消毒水》当中的杀人事件……总之，是一种意外、灾祸、危机的象征性存在，一种破坏性的戏剧性力量，一种引诱小说变形的非日常因素，一颗悲剧性的种子。

王咸从头到尾都在极力抑制着这颗种子的生长，他的方式是让自己的主人公“忍着”。在《盲道》中，这颗种子刚刚萌芽，它挠着“我”和妻子的无意识深处，引起了我们对文学青年小安的厌恶。《回乡记》中，因为孩子的病是悲剧性的，布满死亡阴影的存在，所以一定要用喜剧性的、无聊的、枝丫横生的日常对话压住。日常对话越单调越平静，悲剧性因素的心跳声就越清楚。这种日常与非日常之间的摩擦，刀子一样深刻着我们的心弦。要断了，要断了，我们为此不住地提心吊胆。但就在似断非断的那刻，王咸笔锋一转，让故事平淡地结束了。《邻居》最后没有交代郭大哥病情如何，而是以郭大哥给“我”和妻子送来枣子结尾：“红枣非常甜，阿米说，还是北方的枣像枣。”生活中的苦涩够多了，他不想让小说也那么郁郁寡欢。

但王咸似乎也意识到了，“子弹”一旦射入人的体内，总会炸响。因此，越到最后几篇小说，这颗顽强的悲剧性种子越难被隐藏。《去买一瓶消毒水》中，这颗种子破土而出。主人公杜原目睹了血，看到了杀人的现场。但王咸以令人意外的方式化解了小说当中的恐怖：“杜原看着眼前上演的皮影戏，过了很久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虚写一笔，让杀人的现场在主人公的眼中变得虚实难辨，如同幻梦。

从《去海拉尔》开始，类似的虚笔就出现了：“我”在单位大院里看到了凌霄花，走近再看，却发现不过是斑斑血迹。《拍卖会》的结尾，我如愿以偿得到了想要的木箱子，回家之后才发现箱内空空如也。这一个个细小的幻觉，如同多米诺骨牌中突然倒下的那一张，转瞬间摧毁了整个故事的稳定性。小说家在读者身上苦苦栽培的对于故事的信任，被王咸轻而易举地放弃了。王咸想要达到的显然不是所谓的“震惊美学”，他看透了生活千百年来所恪守的遗忘原则，这种遗忘是一种潜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秩序的力。这秩序的力能熨平生活当中一切小概率的褶皱，直至将褶皱点化为子虚乌有的幻觉。

对于王咸的小说，我们要有跳出这些细节的视野。只有在这个高于日常细节的视野当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些虚实恍惚的、不可把握的表达，构成了某种整体性的不可言说的意义，这就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这无形的“象”，也许是人生的幻灭感与时代迅速衰亡的变幻感，在渺小个体的内部引起的回声。这回声无影无踪，却久久不散。

王咸有意让自己的故事保持在一切如常中，保持在某个“云深不知处”的地方。因为在他看来，文学不过是一场游戏，一个叫做“虚空”的靶子。这“虚空”正好可以替代“真实”的生活承受来自子弹的伤害——让子弹停留在故事的肉体里，现实生活中的肉体就可以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