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冬，苏州最冷的那一天，范伯群先生走了。

早上，我习惯地打开微信，看到先生的助手黄诚博士发的悼念信息，心里“突”的一下，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是范门第三代弟子。2002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范先生。那时，我刚进入山东师范大学读硕士。第一次帮助学科处理会务，就是接待陪同范先生。先生高大魁梧，平易近人。他和我聊起了武侠作家宫白羽，臧否人物，点评作品，精彩极了，我听得入神，竟忘记了给先生倒水。2016年，我调入苏州大学，住在杨枝塘的苏大家属区，离先生的住处不远，有时吃完饭，我就溜达着去看望先生。先生总是放下手边工作，指点我在学术上的困惑。先生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他向我询问网络文学的情况，鼓励我在这个领域多搞研究。先生不喜繁文缛节，也不爱应酬，他的思想时刻沉浸在学术氛围中。我不好意思打扰先生太长时间，但舍不得放弃向先生学习的机会，总是厚颜多聊一会。现在想来，我实在应该多去看望先生，多向先生请教，如今斯人已逝，我再也没机会聆听先生教诲了！

范先生早年以研究新文学成名，对鲁迅、郁达夫、陆文夫等作家，范先生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成果。很多年过去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已拓展到非常深广的地步，但范先生那些富于审美启发性的判断和理解，对我们依然有意义，比如范先生对于鲁迅小说《故乡》的研究，就从拆墙、筑墙、毁墙、找路等动作入手，展现了鲁迅的复杂精神世界结构。这样的研究虽没有太多理论预设和时髦学术方法，但扎实细致，经得起推敲，也经得起时间淘洗。在具体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给了我很大启发。

新文学领域研究卓有成就之后，范伯群先生转入通俗文学研究。我是研究当代文学出身，对于通俗文学本不熟悉，去苏大工作后，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小说课程，才慢慢接触了更多通俗作家作品，也慢慢领悟了先生博大的学术雄心。范先生指出，言情小说、问题小说、武侠小说等类型文学，既与当时通俗文化休戚相关，且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思想风潮变迁有隐秘联系。比如，晚清以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现代政治事件，就不仅反映在新文学之中，且在评弹、通俗小说等多种通俗文中也多有反映。又比如，谈及白话新诗的产生，要讲胡适的《尝试集》这种取自西方的白话诗歌思维，也不能忽视通俗诗人胡怀琛，从汉乐府发展来的《大江集》这样的“传统白话诗”。再比如说，谈及武侠小说，我们常将之放置于类型通俗领域，但新文学创作中，也并非没有侠精神与侠文化的影响。这种“共生共融”性，常常是以往研究忽略的。先生讲“书写通俗文学史，是为了消灭独立的通俗文学史”，其目的还在于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共同融汇于现代中国大潮，进而塑造“现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独特魅力。

范先生的研究思路、视野与方法，不仅对现代文学有重要影响，对当下网络文学研究也颇有启发意义。范先生认为，冯梦龙、鸳鸯蝴蝶派与当下的网络文学，三者共同构成“古今市民文学链”。它们是在知识分子文学与革命文学之外的市民大众的文学。批评界试图用后现代赛博数码文学、新媒介文学等概念解释网络文学。然而，这还是新文学研究惯性发生作用，我们习惯将网络文学作为现代文学“高阶产物”加以理解。但为何网络文学大潮没有发生在欧美发达的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台湾地区“网路文学”也是昙花一现，而偏偏在大陆形成了百万人参与创作，千万人阅读，每年创造数十亿、上百亿产值的“庞然大物”？批评界对网络文学也存在强烈歧视。网络文学垃圾论、洗脚屋论等观点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媒介的改变更有利于类型化通俗文学的传播。类型化的网络通俗文学，不仅是文学消费功能在发生作用，也显现着现代社会专业分工和理性精神发展，显示着现代社会的趣味分层化。而且，这些体量庞大的文学，与我们当下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与意识思潮，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玄幻、历史、惊悚、科幻、游戏、校园等诸多网络类型文学，恢复着中国这个古老国度宽广自信的“全景式”历史时空观与“中国中心”内观法，也印证着“个体自我”在现代中国的崛起。这种起于草根的“新通俗文学”，与古典文学、现代新文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网络媒介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方法，但网络文学在纵向上对现代通俗文学的谱系继承关系，则预示着老问题和老方法也依然存在。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学术工作的意义，除了对于社会的文化贡献之外，也是一种自我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守望。范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学问，为打通雅俗文学而执著奋斗，也验证了一代学人抵抗时光流逝的豪情，追求真理的勇气。范伯群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大俗大雅”的学术理想，高洁淡泊的人生境界，慎独守一的文化人格，都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生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