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斧 头

斧头是一个木匠的门面。它能一下子把主人的信息全部泄露出去：气力、手艺、还有勤劳程度。一个好木匠，少不了一把养手好用而又漂亮的斧头，就像我的父亲手上握着的。

这把属于父亲的斧头比普通的斧头重一些、大一些，斧刃锃亮，寒光逼人。除了父亲，任何人不能碰这把斧头。否则，不等父亲来收拾你，母亲就先把你骂得半死——磕坏了可不是小事，一家七口，都指望着这把斧头养活呢。

偶尔，会有邻居来借斧头劈柴。熟人熟面，总是拒绝不好——别慌，家里另有一把：看上去差不多，只是斧柄稍稍短了一点。毕竟是水货，功效自然比父亲的专用斧头差了一截：迟钝、吃力、还容易卷口。我曾用桑树枝桠做过一个漂亮的弹弓，嫌斧头钝，偷偷拿来父亲的斧头——当然是偷着的。母亲发现后惊慌失措，就像是谁偷了她的钱。

父亲的斧头偶尔也会“客串”一下。每年腊月，家里总喜欢腌制一个猪头，留着过年。煨的时候，面对硕大的猪头，再看看那口小得有些自惭形秽的黑锅，母亲常常无从下手，没了主意。这时，就得请出父亲。父亲像一位见义勇为的义士，抡起斧头，将猪头一分为二。

父亲的斧头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全在于淬火。这比煅打还难的一道工艺，父亲的同事、镇上农具厂的徐铁匠做得最好，堪称完美，父亲的这把斧头便是他遗作中的上乘之品。父亲说，好马要配好鞍，木工手艺再好，没有一把顺手得力的斧头不行。我经常看到，再顽固的木头疙瘩，父亲也能用他那把斧头，把它分成想要的几个等分，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父亲手掌厚大，手腕有力，好像就是为这把斧头而生。

好斧头靠的是保养。夏天，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磨斧子：拿出中间凹下去的磨刀石，洒上点水，坐下来，一手握着斧柄，一手压着斧身，来回磨着，动作轻盈娴熟。不时，父亲会腾出一只手来，给斧刃洒点水。差不多了，父亲就用大拇指轻轻试试斧刃，小心翼翼，然后迎着光亮，吹口气，左看右瞅，最后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用干抹布擦拭掉斧头上的水渍，把斧身插到稻堆里——这样不容易生锈。

那时候，最让我感到高兴的莫过于有人家上梁了。对农村人来说，盖房子是和娶媳妇一样重要的大事，立柱上梁，自然要热闹一番，庆祝庆祝，烧香磕头，图个平安吉利。如果把盖房子看成是画一幅画，那么，上梁相当于一幅画中的点睛之笔，相当重要。威望高、手艺好的木匠，才有资格被主家请去。父亲的手艺不错，经常被人喊去上梁，自然，每次都要带着那把斧头。父亲经常和另外一位木匠面对面骑坐在房屋的脊梁上，像骑着一匹驰骋的战马，神采飞扬，威风凛凛。两位“梁上君子”先是把房主装满馒头的一小笆斗吊到屋梁上，稳好，然后用斧头在梁上敲敲打打，伴着节奏，一唱一和起来。

“上梁正逢黄道日……”

“竖柱巧遇紫微星……”

“斧头朝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斧头朝下，福气财气一齐进家……”

一阵鞭炮响后，高潮到了，这可是所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抢馒头”。其实抢的不止是馒头，还有米糕、糖果，讲究的人家甚至还有一分二分的硬币。这时候的父亲能呼风唤雨，随意调度着下面望穿秋水的孩子，当然也有“以大欺小”的大人们。扔馒头是有节奏的，有时是和风细雨、东一榔头西一棒；有时则是铺天盖地、天女散花一般。偶尔，失了准星，馒头掉到烂泥地上，脏了，没有关系，会有人捡起来，剥去外面一层，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那种场面绝对热闹：争着的、抢着的、叫着的、闹着的，滚到一起，乱成一团；高兴的、失望的、狂喜的、沮丧的，什么表情都有。那时候，我的个儿矮，抢馒头这种游戏不太擅长，常常空手而归。不要紧，晚上父亲回家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惊喜：两个馒头，几颗糖。

进了腊月，父亲厂里的生意就清淡了，父亲转而忙着做寿材了。寿材也称喜财，就是给活人做的棺材。农村很多健在的老人喜欢未雨绸缪，早早把自己的另一个世界里的“房子”准备好了。做棺材少不了劈，是最考验一个木匠斧头功夫的活计。老人们很挑剔——这辈子吃了苦，下辈子该享清福了，“住”的地方当然得讲究些。他们把自己积攒了大半辈子的私房钱拿出来，买了上等的柏木，接下来便是找人了。他们会挑选“德艺双馨”的木匠，给的红包自然不小，这从父亲回家时的表情可以看出。其实我知道，父亲有比钱看得更重要的——一个手艺人，还有比得到人家认可更高兴吗？更何况做的是棺材，“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多好的兆头、多好的祝愿啊。父亲快乐的情绪是传染的，先是母亲，接着便是全家人了。那几天，家里总是充满笑声，其乐融融。

1982年，高考落榜，我垂头丧气，对读书一下子失去了信心，准备死心塌地跟着父亲学门手艺。我好奇地看着父亲的一套行头：斧头、刨子、凿子、墨斗……最让我感兴趣的自然还是斧头，握在手中，虎虎生威，平添几分阳刚之气。父亲笑笑说，别忙别忙，你先推推刨子吧。随后，父亲做了个示范：站好弓箭步，双手紧握木工刨的耳柄，呼呼地刨了起来，父亲的动作平稳协调，雄赳赳气昂昂的，似乎并不吃力。只一会儿，父亲的四周便落满了刨花。我如法炮制，怎奈刨子不太听话，艰涩，推不动。不一会，我便腰酸背痛，气喘吁吁。可能是我用力不均，木板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望着我，父亲语重心长：凡事都有方法、窍门，要琢磨、思考，怎么样，这比学习还辛苦吗？我满面羞愧，无言以对。没有几天，我重返校园，开始了复读生涯，第二年进了大学。

我要结婚的时候，父亲已近六十，身体大不如以前。然而，他毅然决定，利用业余时间给我打套家具。节省开支不说，亲手做的家具还结实、牢靠。父亲准备用杉木做料子，打套组合式的。戴起老花镜，父亲一手拿着木工笔，一手拿着《最新组合家具式样》，钩钩画画，研究得很是仔细，还不停征询我的意见。一个多月的起早带晚，父亲终于完成了他的大作。考虑到我宿舍的狭小，父亲创造性地打了一个“截角橱”。这套家具货真价实，外表是三合板，内膛全是实打实的杉木板。结婚后，我搬了三次家，家具仍完好无损。

退休后，为了生计，父亲又去扬州、盐都打工，都带着那把斧头。那时是我们家最为困难时期，我们的工资低，父亲的退休工资更低，只有几十元，三弟还在外面读书呢。后来，三弟考上研究生，做了大学教师，结婚生子，父亲才算真正喘了一口气，彻底退休。斧头也跟着他退居二线：劈木柴了。只是用过以后，父亲依旧小心磨好，按时保养。每年春节，我们兄妹几个都到父母这里团聚一下，除了准备好吃的，父亲还要劈很多木柴，以备煤炉引火之用。

去年下半年，在偶尔的一次身体检查中，父亲查出了贲门癌，我们兄妹们慌成一团。确诊后，决定动手术——自然瞒着父亲。进入手术室前，护士要测量身体指标，想不到，身高1.7米以上的父亲，只有80多斤。换病号服时，我看到了瘦骨嶙峋的父亲，我的眼泪簌簌不止。出院后，父亲更消瘦了，佝偻着身子，动作迟缓，看我的时候，就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上的那位老人：眼窝凹陷，目光深邃而忧郁……

父亲变得手无缚鸡之力，走路要拄着拐棍，慢慢悠悠——毕竟也是七十大几的人了。斧头早无人过问，弃之于厨房的一角。缺乏保养的它早已锈迹斑斑，失却了往日的风采。终于，父亲的斧头谁都可以乱碰乱摸，没有人再说什么。斧刃卷了，还豁了几个小口，青面獠牙一般，特别是边上裂了个口子——这个致命伤明显是使用不当所致……

偶尔，父亲会拖着病残之躯，抓起他的斧头细细端详，像看着一个可爱的婴儿，脸上露出不无遗憾的神色喃喃自语：“可惜了，这把好斧头。”

那块麦地

麦子刚一泛黄，母亲便变成了一只蝉，在父亲的耳边喋喋不休：镰刀该磨了，叉子柄该整了，水泥船该约了……

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跑出堂屋，下意识地用鼻子嗅了嗅，空气里的麦香越来越浓郁。回到堂屋，父亲又一声不响地做起他的木工活，他在给一位本家叔叔打张八仙桌，母亲收了人家50元的定金。父亲有“正经”工作，在农具厂锯木，只是单位不景气，“正经”活儿越来越少，他不得不接些私活。

什么时候割麦子，父亲比母亲有数。前天大早，父亲刚抽了空溜到田里看过。麦子七成熟了，父亲想再等两三天下手。

母亲劝父亲尽早。她怕犯邻居粉娣子犯过的错误。去年，粉娣子家的麦子八成熟的时候，粉娣子犹豫了一下，耽搁了一两天。当她和丈夫说笑着走到田里的时候，愣住了：辣花花的太阳抢了个先，不少穗头都炸开了，掉了麦粒的麦秆在田里装模作样地晃悠着。那一季，粉娣子的损失足足有两百斤。几天后，粉娣子去田里，落下的麦粒已经冒出了芽。

我家的那块地比粉娣子家的要大一些，一亩六分。这是我家的口粮田。这是块没人愿意要的地，十足的烫手山芋。母亲接受了这块地。父亲母亲老实巴交，软柿子一个。再说，谁让我家住在镇上呢。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工农联盟并没有让母亲甩掉泥腿子。母亲把泥腿子遗传给了我们——除了父亲和大哥，其余五个都是农村户口。

那块田之所以没有人要是因为它的位置太正了，在一块大田的核心地带。如果说那块大田像个“回”字，那么，里面的“口”便是我家的那块地。劣势显而易见：四面不临河，运输成了难题，挑粪、挑把、挑灰，要走200多米呢。窄窄的田埂，土质疏松，从上面经过，高一脚低一脚的，步履艰难。憋屈啊。你想，你的劳动成果跟别人一样，可你的劳动量是人家的双倍，心里能舒坦吗？

每年收获的季节，我的家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紧张的空气。我瘦弱的身子怕那块地，怕扁担，怕叉子，怕一切和土地有关联的东西。有年冬天，母亲选了星期天，让我去田里挑粪。父亲说，不要，孩子要看书，等有空我来挑。母亲没有听。一担粪水挑在我肩上，我像喝醉了一般。一个趔趄，粪水直接洒在我的身上。应该说，那块土地让我吃尽苦头，也滋生了我的野心——考上大学，远离农村。

母亲的啰嗦让父亲终于又跑了一回田里。风在吹着，阳光金灿灿的，麦穗也是金灿灿的。父亲掐了一颗麦穗，捻了捻，扔到嘴里，嚼了一嚼——有数了。回来，父亲对母亲说，明天割吧。一言九鼎，母亲只有点头的份儿。

从田里回来，父亲开始沙场点兵：磨刀。两把镰刀闲在墙上多时，正跃跃欲试呢。父亲磨得很仔细，时不时地眯着眼看着刀刃。割麦子，没有个顺手的镰刀可不行。很快，差不多了，两把镰刀已经亮得像月牙了。父亲用拇指在刀刃上试了试，脸上有了一丝笑容。镰刀柄是父亲自己装的，这是他的本行，专业对口，驾轻就熟。

父亲母亲起了个大早，撑着借来的水泥船出发了。“稻要养，麦要抢”。太阳出来，麦穗会脆，损耗就大。父母并不指望我做什么，能帮着挑几个把就不错了。我在家做着后勤，煮一锅粥，等冷却后拎到田头。父亲说我手无缚鸡之力。这不怪我，我成天待在教室里，我把所有的力气都耗在了念书上了，身子瘦得就像营养不良的麦子。

来到田头，太阳已经抢在我前面来了。父亲母亲的速度不慢，已经割了一半。父亲的腰弯着，左手一搂，右手的镰刀伸过去，轻轻一拉，便是齐刷刷的一把。三把扎成一捆。父亲母亲捆把的动作一样麻利：镰刀夹在腋下，草要子拧几下，再别好，扔到一边。

开始挑把。有些潮湿的把还是比较重的，就像我们减也减不了的“考试重点”。我每回挑三个，前面一个，后面两个，挑到河边，等着父亲割完麦子来堆放。这是个技术活。只有父亲能堆得既高又稳。几个来回，我已经有些气喘。空气在蒸腾，到处是太阳，到处是麦芒。很快，麦子割得差不多了，父亲放下镰刀，赶来支援。父亲挑五个，前二后三，大步流星。父亲说，挑完把，你回去吧。父亲想让我养精蓄锐去对付数学。我这个文科生，数学是那么的糟糕。在那块地上，父亲指着我说，麦子的理想是饱满，你的理想是考上大学。

麦把运到了镇上，堆在我家南面的水泥路上。父亲找来石磨，放到两条凳子上，用绳子紧紧扣在一起。然后，把一小把一小把的麦秸朝石磨上掼，麦粒从穗头上脱落。掼麦把的活不重，但不停地举起落下，父母的腰杆和毅力经受住了考验。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做了一名教师，远离了那块土地。父亲母亲依旧在那块土地上劳作。最后一次收麦，父亲没有经受住考验，累倒了。我跟母亲说，这块地不能再种了，吃不消，再说，粮食能买到，花不上几个钱的。晚上，母亲跟父亲商量，父亲居然同意了——他真的弄不动了。

父亲做出了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次抉择：田，不要了，过了年，出去找些活儿干。我知道，父亲早就不想在单位待了，半死不活的，是那块地拽住了父亲。父亲在田埂上坐了个把小时，抽烟。空荡荡的田地，就像彼时父亲空荡的内心。

田终于撂了，但没有荒芜。我的一位亲戚捡拾起来，种上了稻子。后来，听说被人挖成塘，围起来，养着螃蟹。再后来，重新种上了庄稼。想必，麦子的香味又从这里弥散开来。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块麦地。只有一次，父亲去世后，我从那块地的旁边走过，远远地看着，没有惊动它，我怕想起父亲。但我还是想起了父亲，父亲挥汗如雨的样子，端着搪瓷缸喝水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父亲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就像那块土地久旱而龟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