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2月12日至14日，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创造新时代的新史诗”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琼海举行。现摘要刊发部分与会者发言如下。

叶 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真正响应时代的召唤，以扎实隽永的文学作品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今天，立足中国当代现实，书写新时代的新史诗，已成为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担当与责任。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在创造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诗歌、小说、绘画、音乐的同时，还留下了世界闻名的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新史诗的书写提供了丰厚的滋养。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在广阔的背景下，描述了纷繁的民族关系及其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江格尔》最初产生于我国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至今还以口头和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蒙古人中，成为他们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而古老的民族之一。《玛纳斯》中的主人公玛纳斯是力量、勇敢和智慧的化身，史诗叙述了他一家八代，领导柯尔克孜族人民反抗异族统治者的掠夺和奴役，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斗争的故事。史诗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浓烈的民族特色。中国这三大民族史诗和传统文化对新时代新史诗的书写是最为形象的启示，我们既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还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中华民族的创造为新史诗的书写提供了生动的英雄谱。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创造历史伟业的过程中，产生了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史诗就是为英雄立传，为人民书写历史。他们永不懈怠、一往无前；他们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他们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他们舍己为人，敢于牺牲，乐于奉献，他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担当，敢为人先，他们意志坚定、清正廉洁……他们是中国英雄，他们来自人民，又为人民所喜爱和拥戴。他们应该是新史诗的主人公，他们就在生活中，等待文学的开掘和书写。

正如《玛纳斯》在开篇唱道：“……为了人们的心情愉快，我给大家演英雄，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我不演唱怎么能行？……大地经过了多少变迁，戈壁沙漠变成了林海，绿色的原野变成了荒滩，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祖先留下的史诗仍在流传。”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进程中，文化复兴也应同时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书写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学力作和史诗性的传世之作。

王宏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讲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体会这个思想凝聚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当今有至为精准的指导性。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特别讲了四个要讲清楚，其中讲到：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千秋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黑暗，也不是没有暴政强权，贵在始终有铲除黑暗、追求光明的努力。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如果仅仅面对黑暗去写出黑暗，是不够的。文学艺术的伟大使命，在于从黑暗中写出光明，从侮辱里写出尊严，从绝望中写出希望，从死里面写出生！

中华民族为什么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从未中断地发展至今的民族？每当天下大乱、王朝覆灭，民族危亡，锦绣成灰，总有诸多读书人以拯危起衰、兴灭继绝为己任，其特征都是胸怀天下，心有黎民。为什么会这样？盖因中国文化里有历史悠久的人民观。承载它传播它的中国读书人，从孔孟到康梁，千古一脉相承。

革命文化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表现得最为辉煌。“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提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都是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坚定不移的继承和发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当前的脱贫攻坚中体现得尤其充分。去年和今年，我跑了全国70多个县100多个村，其中到了湘西十八洞村采访调研。我切实看到，为了保证到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全民族实现小康，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干部在想方设法地为增加贫困户收入在努力工作。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和政权，能够如此扎扎实实“一个困难群众也不落下”地开展这样规模宏大、广泛的精准扶贫事业呢？非洲没有，阿拉伯世界没有，南美没有。只有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尚存大量贫困人口的现实，扎扎实实地这么做了。我在这里看到了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我也切实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从事文学创作必要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缺乏这个基础，就难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创作就会由于缺少文化之根而显得苍白。拥有它，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祖先的文化后裔。坚定不移地以人民为中心，我的文学创作才有精神的归宿，才有真正的家园。

张雅文：我想谈谈，在创作中我们将本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情怀去创作。

无论我们写什么，无论是讴歌真善美，还是鞭挞假丑恶，是书写时代的楷模，还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都需要一个作家的良知与担当，需要我们怀着一种家国情怀，怀着观照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去构筑我们笔下的人物和故事。

最近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触动我良心的并不是哪位高端人士，而是关押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少年罪犯。当我问那些稚气未脱的杀人少年：“孩子，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你小小年纪，怎么就下得了手呢？你不怕被抓吗？”

他们的回答令我感到震惊。

“不怕！我是看了某某网络游戏学会杀人的，而且，越看胆子越大！”

“我是看着某某小说开始学坏的，学会杀人的。”

不是几个人，而是太多的犯罪少年异口同声，都说出了几部网络游戏及小说的名字。显然，这些作品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潜移默化，起到一种教唆的作用。当然，如何阻止这些作品对青少年的副面影响，不仅是作家的责任，更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问题。

但作为一位祖母年龄的老作家，我不由得问自己：你写出来的东西，给社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一堆废纸，一堆垃圾？你坐在电脑前敲击出来的东西，是好文章，还是无形中对人产生教唆作用的坏文章？

采访中，有四个少年犯对我说想当作家。他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的作品能改变人的灵魂。他说他要写书，要用自己忏悔的人生来教育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不要像他们这样走上犯罪道路，从而毁了一生。

一本好书，一部好的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优秀的人往往都是在好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创作出高品质的作品，给社会、给人民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粮，这是我们每一位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何 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十九大的基本主题。对于作家来说，同样有必要想一想自己写作的初心是什么？作为一名作家的使命是什么？不忘写作的初心，牢记文学的使命，我们的文学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创造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峰。

作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坚定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扎实认真的态度，努力创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中华民族的新史诗。

要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当今社会各行业之间分工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广阔性空前加剧。社会的专业化分工，给作家认识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作家难以像古典时期的作家一样，对社会生活做出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要想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首先应该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思想准备。同时，作家还应该认真学习科学的、社会的各种相关知识，为更好地认识生活做好理论准备。

要做好生活准备。文学来源于生活。今天的社会生活如此广博而复杂，作家要想很好地把握时代，表现时代，必须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前的很多文学作品，就作品结构、故事组织、语言修辞等方面来讲，都做得相当好，但作品就是缺乏深刻感人的力量，究其根本，就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还不够全面、深刻、准确。很多作家经过多年的写作，原有的生活老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继续写作的时候又不愿扎实地深入生活，或自以为对生活的了解已经够深入了，于是就从过往经验、书本知识和主观想象出发去编织故事，结果与生活现实常常似是而非。网络文学受到年轻人的广泛追捧，网络文学依赖于网络传播，但它表达的内容应该来自现实的生活经验，不应该是虚幻的想象、虚拟的现实。

要做好艺术准备。文学创作是个人化的创造性劳动，离不开作家的写作才华、才情，但单凭才华进行创作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回避写作的难度，自我重复，避重就轻。当前写作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验的重复和表达的雷同，具有鲜明特色、富有创造性和艺术个性的作品较少。网络文学写作中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不解决重复和雷同化、模式化的问题，网络文学创作难以有质的飞跃。

张浩文：当代中国作家的使命，是讲好中国故事，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讲好中国故事”，在我看来，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就讲述的内容而言。这里包含一个价值判断，即什么是“好中国故事”？一切反映我们这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真实的、进步的、趋善的题材，都应该是“好”的中国故事。对其取舍，意识形态不是惟一的标准，社会的、伦理的、审美的因素都会参与其中。而且，即使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因为采取了文学的讲述方式，其呈现形式也是曲折的、隐蔽的，简单地用政治正确判断会失之武断。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就讲述的方式而言。我们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化用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其中的艰难曲折世所罕见。描绘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需要史诗性的手法和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这毫无疑义。不过，一味高歌咏叹，也会显得单一，遮蔽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因此，在我看来，要“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提倡讲述方法的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还原历史现场，也才能繁荣当代文学艺术。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二者兼顾，才是中国故事的正确讲法。

李 迪：文学,存在于火热的生活中，我写作的动力和信念，一直来源于火热的生活。2010年，我七下丹东看守所，与民警和罪犯同吃同住。民警透支生命恪尽职守，罪犯追悔莫及泪流成河。生死碰撞，爱恨交错，真实的生活使杜撰苍白，永恒的主题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悲伤他们的悲伤，欢乐他们的欢乐。就这样，我写出长篇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

2012年，我三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三次走进004号水井房，与守护沙漠公路的农民工邓师傅一起劳动，一起聊天。为确保石油运输线畅通，邓师傅和他的老伴儿像三千年不倒的胡杨，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在没水没电工资微薄的情况下，含辛茹苦地养护着16万棵绿树，阻挡了流沙入侵，一干就是10年！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倾听他们的诉说，分担他们的寂寞。就这样，我写了报告文学《004号水井房》。

2016年，我六下无锡，采访了100多位民警，分享他们的激情燃烧，感受他们的身心疲惫。我们的公安民警，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他们也有老母亲，他们也有心上人，他们也有生死情，他们也有离别恨。可是，当人民需要，当警铃响起，他们冲锋在前，他们义无反顾，面对歹徒的尖刀，迎着罪恶的子弹。他们是百姓安宁的保护神，他们是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每晚，送走被采访的民警，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想到他们劳累了一天，明天还要投入紧张的工作，我难过，我流泪。谁能理解他们的委屈与伤痛？他们是最亲的人，他们是最美的歌。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

江 子：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有的高度。我相信，一个大的书写传统的时代必将到来。那何为传统，作为一名散文写作者又该如何书写传统？我个人认为：

一是传统是活态的不断生长的。传统不止是纸上的历史，泛黄的志书上的表达，图书馆里的珍藏，还是不断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传统是活着的，运动的，不断生长的。传统会互相抵牾、纠缠、遮蔽、照亮。传统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被阐释和改写。传统是一个繁复的迷宫式的结构系统，当然会给我们的散文写作者留下巨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

二是历史上对传统的不同态度又成为新的传统。鲁迅对传统的认知与抨击，与钱穆对传统的珍视与阐释等等，构成了对传统的不同态度，同时成为了传统的新的部分，与他们阐释过的传统互为镜鉴。

三是传统与现实是一枚镍币的两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的现实，是正在形成的明日的传统，今日的传统，又是昨日的现实。同时，现实中有传统，传统中有现实，现实与传统不可割裂。我们是现实中的人，但同时又是传统中的人。另外，传统是现实的镜子，必须能照见现实才有意义。

四是必须借鉴当代的写作成果，用书写当代生活的方式去书写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文学也有许多优秀的经验可以借鉴，让这些优秀的经验进入传统的叙事系统，会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写出新的天地。把传统当作依然活着的、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血脉相连的现实，我们的写作也会有新的境界。

杨 沐：从世界范围内观察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门口，这给作家提出两方面的要求：一、中国读者需要作家们提供能梳理现实的中国故事；二、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外读者也需要中国作家提供耳目一新的能描述中国现实的中国故事；而一个好的中国故事，应该是国内和国外读者都能从中了解中国近40年现实、及其巨大变化的中国故事。书写这样的中国故事，除了写作技能的储备以外，更重要的是作家对近40年的中国现实生活有个总体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判断，同时，需要大量的社会生活经验。我认为，对于已经写过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作家来说，写作能力、写作技巧已经不是太大问题，困难的是对近40年中国社会的伟大变化有充分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要有自己一套解读社会生活的能力。一个作品的格局取决于作家的格局，取决于作家认识、解读社会生活的能力。所谓人的格局有多大，作品才有可能多大。

有了写作技能、把握现实的能力，作为向史诗型看齐的作品还需要坚实的故事、生动可信的细节做支撑，这需要切切实实地向生活打开我们的感官，在普通人中间找到形象，找到细节，找到对话。所以，像苹果需要不断削皮来去除表面的氧化层一样，作家们也应该有意识地切掉自己的氧化层，让自己“新鲜地”接触不断流动、变化的生活，汲取营养。

黄咏梅：从某种意义来讲，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就是他对时代生活的认识观，或者说时代观。我们总讲生活大于虚构，想象大于小说这样的话，这是肯定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时代生活中看到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认识这个时代，何其容易又何其之难。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一个事件，大概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天下人尽知。每天我们打开微信，各种消息扑面而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些消息都零零碎碎地塞给了我们。这种微信时代带来了我们在认识上的局限。因为我们在认识这些巨大的信息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点击浏览的方式进行的，获得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认识不叫认识，充其量只能说是知道，因为主体没有经过主动地去搜集客体知识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某种意义。我想，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无论写的是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其最终都是指向意义的。意义经由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思考，通过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呈现出来。

我们经常听到评论家夸一部作品，好就好在它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我觉得更好的作品，在于它反映了时代变迁下的人的命运，这个命运包括时代的命运也就是外部命运对人的命运也就是内部命运的影响，外部命运和内部命运有着匀称的节奏、呼吸，内外形成小说的复调，书写出作家对个人的也是对时代的认识。

殷健灵：除去好故事，儿童文学最有用的法宝就是能够吸引不同年龄孩子的语言。而有性格、有趣味、有思想、有内涵的语言本身，便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可读性——我以为，在儿童读者那里，“可读性”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对于儿童读者，他不会为了作者是谁而去读他的书，他读，只是因为他喜欢、他被吸引，仅此而已。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一开头就将读者牢牢吸引，而与故事相契合的独具个性又能走入孩子心里的流畅语言则显得格外重要。

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家用精致而有味的“浅语”为低龄儿童写作，比如台湾的林良，大陆的金波，“浅语”不是牙牙学语，而是一种艺术，不仅是儿童听得懂的语言，同时也是让大人耐咀嚼的语言；至于稍大一点或者更大一点的孩子，就得换用一副语言笔墨，不同的故事配搭不同风格的语言，语言里有作者的独特气息和情感，有让不同年龄孩子熟悉或向往的生活，有本民族丰富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有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情趣和诗意……对于儿童文学，即便在最浅白的语言里，也能看到色彩的层次，生活的趣味与提炼，诗意的想象——语言，让好的儿童文学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草房子》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恐怕语言的魅力不亚于故事。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语言，取自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因其而独特，也因其而美妙——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自信吧。

郑小驴：条条大道通罗马。如果把罗马比作是文学之城，它已屹立千年。在写作的长河中，一代代作家沿着前人的足迹或者依靠自身的经验在努力探寻通往罗马之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发展方向，它从何来，将向何去，总是不停地由每一个作家的新作品来定义和丰富的。

《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让桑丘打掉了五次满口的牙。每个正常人只有32颗牙齿，但塞万提斯让桑丘掉了103颗牙齿。这一夸张让塞万提斯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在小说的大地上自由地飞翔。海明威致福克纳的信中，称福楼拜为“我们最受尊敬的大师”。因为福楼拜使小说从戏剧性的轨道中脱离出来。我们在阅读福楼拜的时候，感觉小说中的人物总是相遇在一种日常的环境气氛中，人物庸常得像我们在街上碰见的熟人，随便寒暄几句便成了一篇文章。福楼拜舍弃了作为小说必须具备的要素，抄了一条捷径，直抵人性最幽深微妙之处。这种离经叛道的叙述方式迫使我们必须不停地介入到人物的隐秘故事中去，以至于可以忽略人物的情感和道德。卡夫卡撇开了19世纪作家所走过的那条路，另辟蹊径，将笔触直抵人性的深处，讲述了人在冷漠的资本社会的异化，于是变成了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

也许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探索这些东西，在通往文学的罗马城的途中，我们总是不停地追溯起源，探索新的路径。而一部小说的价值，也在于揭示某种存在的被掩盖了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和被忽略的东西，能在文学史上确立声名的作家，总是能找到这些。

朱山坡：40年来中国变化巨大，社会进步很快，但文学的进步比较缓慢。面对经验复杂的世界，文学书写面临着巨大的难度，作家常常有无力感，但并不妨碍我们拥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史诗情结。未来的史诗到底长什么模样我们无从得知，但肯定与过去的史诗不太一样。我们的创作似乎在逃避难度，回避当下，格局越来越小，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应有的姿态和担当。年轻一代作家要继承老一辈作家的雄心和衣钵，敢于直面现实，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或许，在我们这一拨年轻作家中，有不少胸怀大志，勇猛潜行的人，这个时代的史诗正在被酝酿、被构想、被书写，正在按史诗的模样有节奏有力量地生长着，我们只需要拭目以待，耐心等待。

汤 汤：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儿童文学就是“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的文学。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单单是身体的，更有精神的。优秀的儿童文学，是给孩子的精神打底子的，是帮助塑造童年的，是提供生命绽放的肥沃土壤。孩子的未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可以说是站在孩子们精神成长源头的地方的我们用我们的文字，我们讲的故事，我们的书，去滋润和影响孩子们的心，让他们感悟到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宽容，什么是悲悯，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珍惜，让他们拥有丰富的灵魂，懂得爱，欣赏美，有情怀，有梦想，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得到更好的成长。

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包含了对文学艺术的更高要求，包括儿童对于文学的更高需求。这对我们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是新的挑战。

项 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写作者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没有经历过大历史，没有像父辈那样的社会历史经验……很多时候我几乎已经认可了这样的断语，自然而然地以为我们生活在一种轻历史中，内面的人，碎片化的现实，小叙事正是力所能及的叙事方式。面对这个问题我简单地回溯了一下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1970年代出生到1980年代出生的一些作家、评论家都确凿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切身体会到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加入到社会人口大迁徙的过程中，在互联网席卷全球的风潮中，在全球经济不均衡发展的趋势之下等等，还有更多的经验和共同叙事可以把我们涵括进去，这些几乎可以把上一个判断推翻，我们毫无疑问是生活在一个大历史的大转折中。基于以上经验，我认为今天是一个应该出现新史诗的年代。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给予我们一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1840年代以来，各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各种时间阶段的划分，都有一套总体性叙述。而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要接受到社会文化、阅读、影视、媒体、知识传承、个人经验、意识形态的碰撞中形成的其他历史观和价值观，并且这套知识之间还会形成对抗和冲突。对于写作者来说，可能要面临第三套知识，就是如何去辨认并超越那种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流行的、容易给予安全感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