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10年来，搜集整理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的工作虽提上议事日程，但总感觉滞后于其他工作。我能看到的有孔范今、雷达和吴义勤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作家研究资料有莫言、贾平凹等9种；杨扬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丛书，共8种。这两套书各有贡献，但转来转去的还是那么几个作家。1979年至今，中国“当代作家”少说也有几百位，最重要的不会少于二三十位，总是在七八个人之间转来转去，不免有简单重复之感，也不算是真正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丛书”。这里面可能有出版资金困难的问题，也有编选工作分摊过广，效率提不高的原因。岂知197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史“后四十年”，早已是优秀作家群星灿烂，堪称世界一流和亚洲一流的作家应不是一个几个，而是整整的“黄金一代”，关于他们的研究资料反而显得捉襟见肘，我认为真可以用遗憾来形容了。

这种情况下，由学者丁帆、王彬彬、王尧和朱晓进诸教授领衔加盟，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16种《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就不免令人兴奋和大受鼓舞了。在16种研究资料中，恐怕不少作家都是第一次列入，明显填补了文学史空白。人们印象中，新时期江苏出了很多优秀小说家，但到底有多少位谁都难以说清楚，这套丛书可以说弥补了这一遗憾。正如丁帆教授在丛书“总序”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将江苏作家作品归入阴柔的江南士子和仕女风格，显然这是一种误读。殊不知，江苏的地理位置以淮河为界，正好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所以阳刚与阴柔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交汇于此。也由于上述的历史缘由，所谓‘吴韵汉风’则是最好的艺术风格注释。苏南的阴柔缠绵、苏北的阳刚恢弘交织在这一方土地上，在泾渭分明之中凸显出江苏文学的多元、大气和包容。”仅这些评价，不单解释了为什么江苏当代作家数量众多的原因，而且也指出了他们创作风格的多元大气等特点。我在文学史研究中参考作家研究资料，总喜欢先看其家世身世，再看评论文章，对创作年表和作品发表目录也很留意，看编得是否丰厚详细，有无遗漏的地方。我就注意到一位很重要的小说家的“作品发表目录”，连经常被别人提起的文章居然都没有收入。没有了这篇文章，直觉是一个遗憾。这就使我在引用该文时，既找不到原文（只能跑到他们的散文随笔集上求得），更遑论找到文章发表的确切出处了。有一次为写文章，放下手头工作，先到百度上查，然后四处搜寻，均不得。实在无法，只能让博士生到图书馆漫无边际地去查这些年的文学期刊了。这样一来，就等于大海捞针，其辛苦可见一斑。仅举一例就知道，做作家研究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研究者用得是否方便，是否做到尽量全面详细等等环节。王彬彬教授编的《高晓声研究资料》，令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高晓声简介”这一部分，杨显祖、陈椿年、章品镇、陆文夫和叶兆言等先生写的回忆这位作家的文章，我都喜欢。作家本人的很多生活细节，不是评论文章所能给予的，作家生活中感性的一面，往往也都记载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回忆叙述中。

由这套《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我想到了资料编选中的几个问题：

一是可以适当增加介绍作家家世身世的内容。

当代作家的家世身世，是研究资料中的基础材料，虽然不如作家创作自述和评论文章那么论点突出，但仍然至为重要。比如上面谈到的高晓声先生，人们知道他在南京“探求社”时期的故事，但不十分清楚他被打成右派后回乡的处境。比如他后来在当地做了教师，然而婚姻、收入、家庭成员等问题都不清楚。因为十七年到“文革”时期，江苏苏南武进一带的农村政策、农民收入、生产队工分分配以及当地医疗等问题，给这位作家造成的生活困境，都会影响到高晓声对农村的态度。这是他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起源性问题。没有这段经历，何谈1979年他登上文坛后对农村农民命运的深刻批判和反思？没有这些基础材料，纯粹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也是说不太清楚的，即便文学批评文章，也只看到全国农村的共性的问题，看不到武进县当地的个别性问题。要知道，作家都是具体的人，都是从当地具体生活感受出发来思考和创作的。进一步说，在编辑这些史料的时候，不能只把作家蒙难后的人生故事等材料整理出来，还应该再往前延伸一点，把他的“前史”也稍微加以介绍，例如家族、血缘三代的情况，当地民俗和沿革历史也有点则更好。如果把这个基础材料整理出来，作家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因此，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作家的家世身世史，一定程度决定了他创作史的发生和走向等诸多问题。前些时，我写过一篇《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可能与这部分内容也有关系。这就是编选者在处理“右派作家”研究资料过程中的距离感的问题。我这样写道：“作为‘当代史’的‘当事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把这个‘感情视角’剔除出去，如果这样，那么克罗齐所说的‘历史的人性’、‘历史的积极性质’还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即使考证者不抱着把历史真相告诉下一代读者的想法，但如果他的叙述只是一些冷血材料，是一些类似木乃伊的历史断片，那么‘最终的考证价值’又在哪里？说老实话，对这些深奥纠缠的问题”。我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和见解，但这并不表明，它不深层次地存在于我们的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之中。

二是评论文章的删选问题。

当代作家资料研究丛书，我认为第二位重要的是评论文章的选择问题。本地批评家编选本地作家资料，好处是比较了解当时的很多情形，也能够掌握作家创作的整个格局。这套丛书在这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特色。但本地批评家编本地作家研究资料也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复杂的人事关系，家属对编选的影响，中国人一向秉持的“为贤者讳”等心理，也会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来，有些分寸并不是编选者自己能够从容把握的。还有就是，江苏当代作家如高晓声、陆文夫、张弦当时都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初期最活跃的一批作家，他们的作品在获得认可的同时，也会有不同看法，比如一些不是简单称赞而是相对深入的看法，也都会在文学批评中反映出来。有些尖锐深入的批评，反映了当时文学的氛围和状态，有的则是批评家站在很高的立足点上加以俯瞰的结果。尽管有些尖锐的看法不一定都对，或许还有偏颇之嫌，但携带着当时的历史气息、文学氛围，是最真实的时代脉动的反映。我看到，有些印象很深的文章并没有选入，本来可以更有声有色的编选资料，可能稍微平淡了一点。这可能是考虑历史积淀的问题，但选入尖锐文学批评，也不一定会妨碍这种积淀，反而是更深厚的积淀。我对此态度是，当时有代表性的甚至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宁可多选点，关系性的以及后来的研究文章宁可少选点或不选。这也许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三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创作年表”和“作品发表目录”的问题。

前面说得比较笼统，这里我想再细化和具体一点。先说“创作年表”。在我看来，年表可看作一个作家生活的“小史”，并不只是他创作的“小史”。因此，除主要作品发表的杂志、时间之外，还应有一定的文学活动和评论的情况附在其中。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洪子诚老师《中国当代文学史》后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听说在写这本教材之前，他把《文艺报》翻过两遍，看得非常细，可能有些还做了笔记之类。所以，你看“1949年”这一节，既有第一次文代会、《人民文学》创刊、“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等等较大的文学事件，也贯穿了一些作家生活的细节，比如，《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议》、9月5日《文艺报》关于《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的座谈会报道。这些大的文学活动和作家个人小的文学活动，交错穿插于历史这个瞬间，形成了多声部效果。虽说是当代文学的年表，介绍的文字不多，但并不显得单薄，主要是编选者的眼光比较细，想问题也细，才会有这种效果。因此，我理解的“创作年表”不只是堆砌作品，还有利用材料更细致深入的观察，没有作家的文学活动，这些创作的作品仍然是冷冰冰的。另外，“作品发表目录”的编选也是如此。大凡作家发表的作品最好是一网打尽，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访谈、自述、散文随笔等等。但这样一来，会不会篇幅太大了点？我的看法是，宁可压缩评论文章的篇幅，也不能削减作品发表目录的篇幅。评论文章如果篇幅不够，我们还可以到杂志上找，但假如目录不详细全面，我们再到杂志上大海捞针似的去一篇篇整理，麻烦就大了。所以，在全书结构上，“年表”和“目录”部分不妨可以适当增容，篇幅占页数多一点没关系。有的编选者可能担心，如果不加筛选地全部搜集，会不会出现过于烦琐庞杂的问题，其实不会。我在《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这篇文章中也谈道：“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一个史料文献整理和叙述的‘简与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妨先‘繁复’一些，力求翔实穷尽，进一步挑拣、筛选和剔除的工作，也留待下一代研究者去做。就是先抢救材料，多多益善，堆积在那里没关系，等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做成一个当代文学史史料文献的巨大仓库之后，后面人的工作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了。”为什么不就简去繁、而要就繁去简呢？这是因为我们距离所整理的作家研究资料距离太近，很多东西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选择和视角，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也是当代人回避不了的。即使是做现代文学的人，也还有此类问题。尤其是“作品发表目录”，关乎到我们全面详细地了解把握一位当代作家作品发表的历史情况，所以这不叫烦琐，而应该称之为详尽，是材料的全面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