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从事德语文学研究30多年。翻译过托马斯·曼、马丁·瓦尔泽、斯文·雷根纳、阿诺尔德·豪泽尔等人的著作和小说，其译作《雷曼先生》曾获2005年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格，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在《论林纾的翻译》中写下这几句话之后，一个著名的翻译学说诞生了。这就是化境说。化境说简单明了，令人信服，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其影响远远超出文学翻译的范围，赢得了各路翻译的认同和青睐，几乎被整个译界奉为圭臬。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虽然将化境说定义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但他并未把标准细化，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翻译才算化境，而先生本人又少有译作传世，使人也无法从其翻译实践中寻找答案，所以，他的化境说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读完《论林纾的翻译》一书，笔者想提出三个问题。

问题一：是否需要复活“林译”模式？

读完《论林纾的翻译》，我心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林纾怎么成了化境说的诱因或者案例。林纾不懂外语，算不上翻译搬运工或者摆渡者。他总是站在此岸，等待别人从彼岸把物资运送过来，然后进行加工处理。他不是译者，他只是译文整容大师。从这个意义讲，把那些对中国文学作品随意进行删减乃至修改的海外汉学家称为“林译”型都不算妥当，因为那些汉学家们毕竟懂中文，他们的大胆妄为发生在从始发语到目的语的漫漫旅途当中，而这样的旅途林纾从未经历过。但是，钱先生把林纾视为翻译家，而且林纾的所谓译本至今仍拥有不少粉丝读者。仔细一想，也难怪，谁不喜欢原汁原味、文采斐然的中文？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有必要尝试让“林译”模式复活，让知名作家与外文过关的普通译者展开一对一合作，以便合力打造化境杰作？天知道作家们是否有兴趣参与合作（自视甚高的林纾就不乐意人家称他“译才”，康有为还因此得罪过他）。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我们的优秀作家愿意做林纾，翻译杰作就会如雨后春笋。

问题二：进入化境，需要什么样的中文？

化境说是一种一呼百应的翻译学说。它之所以一呼百应，大概因为人们都喜欢地道的母语，都讨厌洋腔洋调。“亨利希·曼：一场不无忧伤的告别！”和“别了，亨利希·曼！”哪个好听？当然是后者，它趋于化境，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在马丁·瓦尔泽的小说《第十三章》中，“这是翻译腔”已成为一句泄愤或者说骂人的话。从逻辑上讲，讨厌洋腔洋调的，一定知道什么是原汁原味的母语。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一逻辑深入思考，问题就来了：什么才是地道的中文？我们有共识吗？地道的中文能够从词法和句法进行定义吗？或者说：我们需要写出什么样的词汇、什么样的句子，才让读者不觉得是在读译文？想到这类问题，事情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启100多年，在这一进程中，翻译成为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一代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是读着外文、读着译文长大的，在语言上已经多多少少成为混血儿。有趣的是，钱先生论述化境的关键字句——“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读起来就像是译文！这句话我们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在极简主义者眼里，中文的关系连词原则上是多余的，“因为……所以”、“如果……那么”、“虽然……但是”之类都应避免，因为中文的逻辑结构是一种隐形而非显性的存在，存在于字里行间，若反复斟酌，许多关系连词均可弃之不用。不过，这种极简主义已经是过去时，今天我们说话写字不仅离不开关系连词，有时，关系连词的运用还能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

问题三：化境说能否绝对化？

化境文字通顺，流畅，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可以十分稳妥地给读者带来阅读享受。所以，化境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翻译境界，化境说一呼百应。但如果联想到在译界屡见不鲜的路线之争，联想到人们围绕“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市场/读者第一还是作品/作者第一？”等问题展开争论，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化境说来自第二阵营。有了这一定位，就难以将化境说绝对化，就很难说它是最高的或者惟一的翻译标准。原因在于，陷入上述路线之争的第一和第二阵营，严格说来属于翻译技巧或者翻译策略侧面的争论。其实，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策略的正当性或者优越性是由翻译哲学或者翻译理念决定的。就是说，译者运用何种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目标群体。他不仅不必一生坚守一种翻译策略，即便是翻译同一个文本，他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变换策略。《国际歌》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行版《国际歌》的开头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归化；结尾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异化。二者都有道理，都是正确的选择。前者采用归化策略，是因为法语原文说的是“起来！被罚入地狱的人”，那是基督教思想或者词汇，讲话对象是基督徒。而面对中国的工农大众说受苦比说下地狱更好理解（德文版就和法文版同步，译成Verdammte dieser Erde即受诅咒的人）。后者采用异化策略，为的是一箭三雕：既把第二国际（法语：L'Internationale，德语：Die Internationale）这个组织彻底屏蔽，避免了相关的政治讨论，又使译文和原文的音节数量相等，易于歌唱，同时又不妨碍读者对“英特纳雄耐尔”做大而化之的正确理解（虽然并不知道是机构名称）。瞿秋白（学界已认定通行版《国际歌》译文的版权归他）把《国际歌》译得出神入化，一方面要归功于他的巨大才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清晰和伟大的翻译理念。他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希望借助翻译丰富民族语言、革新民族文化。这正如他在致鲁迅的信中所说：“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

与翻译家瞿秋白相映成趣的是翻译家马丁·路德。众所周知，宗教改革家路德（今年恰逢宗教改革500周年）把《圣经》译成了德文。他的翻译影响了历史，影响了世界。其巨大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德文版《圣经》连同其九十五条论纲，成了宗教改革的利器。由于宗教改革，基督教世界分裂了，天主教的思想中介地位被取消。遭受沉重打击的罗马教廷严令禁止擅自翻译《圣经》（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廉·廷德尔甚至被处以火刑），该禁令维持到19世纪末。路德的第二个丰功伟绩，在于他的德文版《圣经》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连睥睨一切的尼采都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把他翻译的《圣经》称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德文书”。此外，路德也是一位对翻译做过许多思考的翻译家。在《关于翻译的公开信》中，他不仅为自己在翻译中做的一些自由发挥进行辩护，强调自己的译本“想说德语而非拉丁文或者希腊文”。他还表达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师法民间的翻译观：“我们必须向家中的母亲、街头的小孩和集市的普通百姓请教，观察他们如何说话，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译。这样他们才理解译文，才知道我们在跟他们讲德语。”很明显，路德之所以力求自己的译文老妪能解，是因为他肩负着宗教启蒙使命。他的译文必须面向俗众而非文人雅士——那个时代的文人雅士就是神职人员。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大俗最终变成了大雅，他的翻译完美地履行了自身使命。

毋庸讳言，化境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从翻译理念对译道进行论证，钱先生没有回答“为何翻译”和“为谁翻译”的问题。翻译有多种功能，给读者提供审美享受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看出翻译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任务，其中包括瞿秋白所说的丰富民族语言的重任。回顾历史，看看从佛经到《圣经》再到希腊神话的诸多中文翻译，我们感到惊喜，同时也感到后怕。惊喜，是因为目睹了一桩桩仓颉造字的伟业：没有这些翻译，现代汉语哪有如此丰富的表达和词汇！后怕，是因为一个假设：假设昔日的译者把一切陌生的、别扭的外文词汇都“化”为读者熟悉的、古已有之的中文词汇……如果那样，我们今天的词汇里面哪还有“刹那”、“茉莉”、“福音”、“潘多拉的盒子”、“乌托邦”、“幽默”，等等。此外，即便就文学翻译而言，我们也不宜将化境说绝对化。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之为艺术，在于创新，在于个性。换句话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不是读起来舒坦不舒坦，不是读起来像不像中文或者像不像译文。这样的标准太普通，太一般。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在于对作家或者作品进行“面部识别”，在于将其独一无二的艺术特征揭示出来，让译文产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让读者从一词一句、从一段文字或者一篇文字辨认出这是谁谁谁：是乔伊斯还是狄更斯？是福楼拜还是巴尔扎克？是卡夫卡还是托马斯·曼还是赫尔曼·黑塞？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据说，经过深思熟虑，钱先生对化境说进行了重新表述，将它从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1964）变为“最高理想”（1979）。假设有第二次机会对化境说进行重新介定，先生会不会将最高二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