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沉默的朋友
一日，《青春》的顾小虎先生光临寒舍，坐等不久，便兴冲冲地要看书房。他是一个书迷，不藏书，但喜欢看好书。我指指卧室，他看到电视机、游戏机、席梦思和挤身其中的一张写字台，很有些失望：“书呢？”我告诉他，为了腾出空间，书都被“坚壁清野”了。他有些怅然，便不语了。
我已经麻木了。这些年来，最难相处的“朋友”便是书这位沉默的朋友了。十几年前，我曾节衣缩食发疯地购买中外名著，订阅各种报刊，当时书很便宜，当然维持生存的费用也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昂贵。我当时最宏大的愿望便是拥有一间书房，做一名作家。如今，爬格子的职业想辞也辞不掉，因为除了会“码”几个字外便无所长。可书房却像地平线那样可望而不可即，甚至我有一种错觉，字“码”得越深，书房越遥远。
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与“培养”，我写作已不奢望有一间清静雅致的书房了，我已经习惯于野战和游击战的方式：白天能写，晚上能写，电视声中能写，麻将声中能写、说话、哭闹声中都能写；家里能写，办公室能写，五星级宾馆能写，地下室招待所也能写。这是一种职业的需要。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不论干扰多大，对方队员踹你，小报记者臭你，观众轰你，裁判坑你，甚至老板蔑视你，同伴调侃你，你都得踢好球，这是一个职业运动员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自以为我的抗干扰能力是达标的。当然，如果写作的条件改善些，我会写得从容些，完美些，也更多一些。这只是一种假设，或许我就是个“穷”而后工的命呢。
与我朝夕相伴的书不能像我这么平民化，这么游击化。书是贵族，它需要安静，需要宽敞，需要自由流动的空气，也需要人的亲近和抚摸。这些年来，我由衷地感谢书赐给我的知识、智慧和灵感，由衷地感谢它在我寂寞和孤独时给予我的温馨和忠诚，很难想象，没有书的岁月和囚徒的生活有什么两样。遗憾的是书跟我受尽了委屈。一类被我无缘无故地抛弃，每次搬家，首先要淘汰的便是书，因为书沉重，也因为书多。人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异常地无情无义，那些被淘汰的书当时便是你用带着体温的钞票购回家的，此时或许难得用上，便叫人家“离休”，那滋味确实不好。我每次搬家总是将一些旧书委托亲友代管，而不愿送进废品收购站。因为卖了，就再也看不到了，存在亲友那里，还可以看到。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游戏而已，事实上，这些书也就一诀永别了。幸存下来的书，“日子”未必好过，由于没有书房，它们只能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家里的两个书橱照例放成双排的，书橱顶上再堆到屋顶，书们拥挤得像挤高峰期的公交车似的，经常是已经被挤得手脚不能动弹了，还得再塞进一两位上“车”。
书受尽了委屈，我在使用时也极不方便，由于书是双层放的，里面一层的书脊无法看到，有时写作为了核对一个资料或一段引文，几乎要把整个书柜翻个身，等找到那本书时已经精疲力竭，写作的兴趣已大减。有一位汉学家对我的文笔感兴趣，赞扬我的论文少用注释，认为注释体现了西方人好实证的思维，而东方注重感悟灵动，注释太多有损文体美感。这位老外哪里知道注释与书房之间的那种奇妙联系。
现在，我望着家里立在书橱里拥挤不堪的朋友们，愧意像虫子一样蛀着我的心：对不起，沉默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