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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中文百年讲坛:这是非虚构的好时代,写小说却很难

2017年12月07日14:45 来源:澎湃新闻 徐萧

贾平凹、王安忆、虹影、朱天心、陈思和,当这些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坐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12月2日晚,在复旦中文百年讲坛暨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系列活动上,他们以“经验与虚构”为题进行了对谈。

虚构越来越难,王安忆、贾平凹爱看非虚构文学

作为一个小说家,王安忆把虚构视为最首要的任务。但她觉得这项基础性的要件却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传媒非常发达。真实性的东西,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有很大的震撼力。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它是真实的,你不得不相信它。但虚构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推翻、怀疑、质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王安忆觉得虚构正变得越来越难。对此,贾平凹也有同样的观感——“现在的虚构小说,特别难写。”

王安忆

实际上,从市场流行趋势来看,非虚构作品确实在近一二十年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势头,诸如《出梁庄纪》《崖边报告》《我的凉山兄弟》《最后的耍猴人》频繁引爆舆论话题、登上各大好书榜,2015年的诺奖给了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更是被誉为“一场非虚构的胜利”。这个趋势王安忆也深有感触:“看看周围的书店、图书馆,也是非虚构的东西卖得更好、读者更喜欢。”甚至她自己也是觉得非虚构的东西好看。

贾平凹也说,“我宁愿看非虚构的东西,喜欢看非虚构的东西。我不爱谈那些谈情说爱的东西,就喜欢看纪实性的东西。我觉得纪实性的文章看起来特别有味道。”

陈思和与王安忆

特殊的经验是时代给中国作家的馈赠

“虚构越来越难”,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好看的、有价值的虚构作品越来越不容易见到。王安忆自认为阅读量非常巨大,但在巨大的阅读量里,“一个月能看到一两本好看的、有价值的虚构作品,已经非常不容易。”

2016年在长篇小说《匿名》出版后,王安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露过类似的观点,她觉得,“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 ,“整个世界的虚构写作都在削弱。”

贾平凹

按照贾平凹的看法,当下虚构小说呈现下坡趋势,与时代和市场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80年代,全社会都在阅读小说,一个作家可以一夜就成名。”但随着媒介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和多元,小说不在独享“传奇”,现实比虚构更“传奇”、更光怪陆离。

或许,王安忆的说法更加平易,“以前我们会觉得小说好,是因为原来我们是封闭的,一下子就读了那么多好小说。但读到现在,就越来越挑了。”

她和贾平凹同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用贾平凹的话是“经历的岁月特别复杂”。在这样的语境下,王安忆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仍能产生一批重量级的虚构文学,是相当不错的。“中国作家,包括港台地区的,我觉得我们这些作家所经历的社会,实在太不正常了,太动荡了,给了我们很多特别的经验。”而这些特殊的经验,恰恰成了支撑这批作家赖以写作的素材,才有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也才有了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中国当代文学一批代表作品。

“写小说的人,第一缺乏的、需要的就是材料。我个人常常为材料不足而苦恼。有了这些特殊的经验、材料,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处理这些经验、材料,如何围绕它们展开虚构。尤其是我们1950年代出生的这批大陆作家,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都是没有受过太多传统的教育,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年代长大,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文学的准备是不足的。但是这个不足,有时候也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表达,是非常朴素的。”

所以王安忆看来看去,回过头还是觉得现实主义的朴素表达,“比较有价值,有表现力。有的时候你在抱怨自己命运的同时,会发现命运也给了你一些馈赠。”

60后的虹影也坦言:“贾平凹老师的《废都》、王安忆老师的‘三恋’系列,我认为其中对虚构的驾驭能力,是我读过的1950年代(出生)作家当中最好的。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虚构能力就相对青涩许多。”

对现实时刻充满警惕才能写出好的小说

尽管和贾平凹、王安忆的成长环境和写作路径迥然有异,但朱天心同样获得了时代馈赠的写作材料。她所成长的时代,受政客的操弄,族群成了问题。这种操弄逐渐弥漫到了社会上,让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差异变成了鸿沟。

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现实。朱天心注意到了,并将其塑造成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天心因此获奖无数,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多年以后的当下,“眷村热”再度在台湾兴起,《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等话剧、影视剧票房飘红,但作品的深度与社会影响却无法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相提并论。

“虚构有技巧、技术,有高明不高明之分,可是我更在意的是经验。”朱天心欣赏的作家,是那种对于现实非常不满意、不愿意被驯服、不愿意照单全收的作家。“他对现实,如果时时刻刻充满着辩证,充满着警惕,拒绝讨好它,甚至充满着想要改革它等等,呈现一种紧张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虚构才会更好看。因为我无法想像没有现实基础的那种虚构。”

很自然,对于类似于玄幻、架空的作品——“索性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名,人的名字都是译名,一年会写几百万字,那个不是我今天讲的文学,我相信的文学应该是有你的现实的。”

在对谈会的现场,也有同学提出异议:“对于现实本身,纵使我们不驯服,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很深层次地表达,作家就能够发现其中的美。因为虚构的美的来源,它是挣脱了现实,实际上还是来源于现实的。”

对此,王安忆认为,之所以读者会经常提出“为什么要和现实对抗,应该展示现实的美好”这类问题,在她看来,原因在于“现在人们对于审美的要求,文字的也好,影像的也好,非常单一,就是要快乐、开心。”

“虚构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对现实某种不满意。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虚构,我们一定是想给世界画像,这也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所在。我们看好看的新闻,我们这些特别热情,看了以后觉得很满意。因为和我们的共识是统一的。而虚构的东西,是不统一的。”王安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