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识孟子，应该是在中学语文课上，一段“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拨动我的心弦，从此与孟子结缘。读大学时，系统学习了《孟子》，对其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开始研究孟子，应该是攻读博士时，因为论文是《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学术研究》，孟子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真正进入孟子思想的堂奥，则是做博士后时的事了。我的博士后报告题目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从撰写10余万字的博士后报告，到最终出版50余万字专著的近10年时间里，孟子一直是我研究的中心和重点。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次我是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对孟子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因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例如，学术界历来认为，孟子主张仁义内在，批驳、反对告子的仁内义外，但郭店竹简中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经过研究发现，仁内义外曾是儒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只不过其强调的是仁内与义外的统一，而告子则指出了仁内与义外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对立，迫使孟子放弃了儒家早期的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说。其实在《孟子》中，也可以找到类似仁内义外的表达，说明孟子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关于孟子性善论，我主张孟子是“以善为性论”，尤其反对将孟子性善论简单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如果要用命题概括的话，可以概括为：1、人有善性；2、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3、人的价值、意义在于充分扩充、实现了他的性。如此才能反映出孟子性善论的真实内涵。我利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交性者，故也”、“故者，有为也”等文字，解读《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一章。通过分析、解读简帛《五行》、上博简《内礼》等文献，我认为子思、孟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前人将其等量齐观，乃是抽象的“道统”论作祟。前不久李泽厚先生还在一封来信中提到：“你通过郭店简论证子思与孟子的差异，我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可惜学界注意不够，没有继续研究。”凡此种种，虽难说成一家之言，却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和评价，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撰写《孟子解读》一书。此后袁行霈先生请我承担百部传统文化经典《孟子》一书时，我爽快答应。从动笔写作到最终完稿，足足花去半年时间，远远超出我的预计。能用半年的时间对一部旧著做出反复修改，除了主观的动力外，外在的激励和督促恐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要感谢百部经典编委会的各位硕儒俊彦、文史大家，是他们一次次的质疑、发难，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使我看到旧著的不足，同时也产生出写一部精品的强烈愿望。而本书质量的提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近些年通过讲授《孟子》认识、理解有了深化，更重要的，则是与本书的写作过程密切相关。无论如何，它已成为我一段难忘的经历。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我欣喜地看到，亚圣孟子的思想在消沉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发生影响，“闻者莫不兴起”。孟子思想润物无声，从讲堂走向生活，从经典走向人心。我们今天读《孟子》，脑海里会有一个鲜活的孟子形象：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孟子则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他是迂阔、不切实际的。所以理想与现实是有反差的，当你坚守理想的时候，你很难被人们理解。固然，我们可以说孟子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反省，对历史的看法也未免过于乐观，但孟子至少有一点是对的，真正的理想是需要坚守的。在坚守一百多年后，孟子的思想已在士人中广为流传，成为其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而在坚守了一千多年后，孟子的思想终于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孟子》一书也由子书上升为经书。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王道战胜了霸道，仁政战胜了暴政。即便有残暴的君王如朱元璋之流想借助权力挑战孟子的地位，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理想在于坚守，只要它符合人性，符合天道，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即使暂时无法实现也不必怨天尤人，如果天下要得到平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