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刘庆邦，男，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当过农民和矿工。现为北京作协驻会作家。主要作品有《走窑汉》《鞋》《梅妞放羊》。发表于本刊1997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当选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创作谈

接过母亲的灵魂

刘庆邦

母亲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和母亲重病辞世前最后的日子，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我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对我很是信任，在生病变成一个弱者后，甚至对我有些依赖，愿意让我始终守着她。少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同时我还认为，母亲是我的老师。她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一生的老师，还是我一生最好的老师。在我受到的教育总量中，母亲对我的教育所占的分量最重。若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会说首先信仰我母亲。有人说我们没有宗教，我说不，宗教是有的，我的宗教就是我母亲。母亲老了，生病了，我责无旁贷，当然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我意识到了，能够在母亲病床前尽孝心，这是我报答母亲最后的机会，我万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以免将来后悔。

每天在照顾母亲饮食起居、吃药打针之余，我都会记一点儿日记。记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记录母亲的治疗情况和病情变化细节，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陪护母亲。母亲跟我聊天，会讲到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也记了下来。给我讲故事的还有大姐、二姐和妹妹，她们所在的村庄不同，每个村庄都有不少故事。她们给我讲的都是眼下正发生的故事。目前的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即故事，变化使得新故事层出不穷，丰富多彩。作为一个写作者，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时难免心存私心，把有些故事当成了写作素材。我以为这些素材以后或许用得上，或许可以写成小说。

也就是说，在记日记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直接把日记拿出来发表。我们都知道，日记有私秘性，也有随意性，天上地下，云里雾里，张三李四，家长里短，记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母亲走了，我就把日记放下了。十几年过去，偶尔有一天，我在整理存放手稿和日记本的柜子时，把记有陪护母亲日记的日记本看了看，不料一看就引起很多回忆，就感动不已，有些放不下。我想，我些日记说不定可以发表。于是，我用稿纸把日记从日记本上抄录下来，一边抄录，一边作些文字上的整理。我陪护母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母亲发病住院治疗，第二阶段是母亲临终前最后的日子。在整理日记时，我把日记按不同阶段分为上部和下部。考虑到篇幅较长，我把上部和下部分别给了《十月》和《北京文学》。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心存感激的是，这两家文学杂志都把日记作为重点作品予以发表。也许正是由于事先并没有想着发表，日记才写得自由，率真，无拘无束，并且跳跃，简洁，内容丰富。日记发表后，有评论认为“有明显的文本开拓”。“它既没有被日记规范，也没有被母亲养病局限。时间在当下与过去之间自由穿梭，空间在病房与家乡之间轻松转换。文本因此具备一种无所不能的包容性，一种复杂多变的开放性。”还有朋友认为，这部作品是新时代的“世说新语”。这些评论我都视为对我的鼓励。

日记的合集即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报告文学

母亲癌症，生命垂危。作家刘庆邦从京城回到老家，日日夜夜陪护母亲，听母亲讲述此生眼中的沧桑世事、人间百态、世道人心和社会变迁。作家以真挚的情感、沉重的心境和冷峻的笔调，写出了这段特殊生命历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视角独特，观察细致，内容丰富，思想敏锐，是作家心路历程和生命历程的一段真实袒露，值得一读。

母亲最后的日子

刘庆邦

母亲2000年春天生病，被弟弟接到开封住院，动手术，化疗，前前后后将近五十天。母亲住院时，遍地的麦苗刚刚起身。等母亲出院时，当年的小麦已收割完毕。在母亲住院期间，作为长子，我放下工作，从北京来到开封，日夜守护在母亲身边。母亲的病治好后，我北上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母亲往南走，回到了我们老家。母亲毕竟上了岁数，又动了大手术，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术后造瘘给日常生活添了不少麻烦，对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需要有人陪伴，更需要有人照顾。不然的话，母亲喝水还得自己烧，吃饭还得自己做，显然很不合适。还有，母亲的病这次治好了，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还得经常观察母亲身体的变化情况。上次母亲突然生病时，我们兄弟姐妹都不在母亲跟前，已经让我们深感愧疚。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了。

我有一个愿望，衷心希望母亲至少活到八十岁。我的先后去世的几个亲人，奶奶六十多岁去世，父亲五十多岁去世，爷爷七十多岁去世，都没有活到八十岁。我祝愿母亲在岁数上能为我们家人创造一个新的纪录。在母亲生病前，我曾向母亲承诺，等她八十岁那年，我们要给她祝寿，在村里唱大戏，放电影。母亲把我的话悄悄对村里一些叔叔婶子们说了，他们互相转告，好像对听大戏、看电影也很期待。然而，人对自己的生日都是已知，对自己下世的日期却是未知。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可以知道哪天生，却不知道哪天死。说心里话，之所以提前说下为母亲祝寿的话，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担心，担心母亲能不能活到八十岁。后来我想，那样的话也许不该提前说，说了虽然能让母亲高兴，起到能给母亲鼓劲的作用，是不是也暴露了自己的担心呢！母亲突发重病，证明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人上了岁数，生命就走上了下坡路，生命力就开始衰落，对于自然的铁律，谁都无可奈何。如果说八十岁是一个预定目标的话，母亲七十多岁生病，似乎为这个目标敲响了警钟，也是提出了挑战。尽管我们把母亲的命抢了回来，尽管有医生和朋友告诉我，直肠上长肿瘤问题不是很大，只要把病灶切除，癌细胞不太容易转移，人再活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是有可能的，可我的担心还是不能消除。我是个不大信神的人，从不愿意在神像面前磕头。为了让母亲能多活几年，为了请神灵保佑母亲，有一次进神庙，我竟然烧了香，磕了头。

我跟大姐、二姐和妹妹商量，母亲回老家后，让母亲轮流到她们三家去住，每家住一个月，三个月轮换一遍。三姐妹孝心都很重，她们都表示一定要好好伺候母亲。母亲生病之前，极少在三个闺女家里住。母亲有一个观点，认为自己是有儿子儿媳的人，干吗要在闺女家里住呢！我提前做了母亲的工作，说人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母亲由闺女伺候，做儿子的才最放心。母亲虽然同意了到闺女家吃住，但到了闺女家，总觉得像走亲戚，总不能踏踏实实一连住上一个月，中间还要回自己的家看看。母亲在三个闺女面前当家当惯了，母亲一提出什么要求，闺女们都得顺着她。而母亲只要一回家，闺女就得跟着她，到家里伺候她。三个闺女各有一家人，上上下下，家里地里，都有不少活儿，都离不开她们。可为了伺候母亲，她们只好把家里的一切暂时丢给家里其他人照管。母亲是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并不是那么好伺候的。有时因哪顿饭做稀了，或做稠了，不合她的口味，她就对闺女撂脸子，发脾气。在清理瘘口和便袋时，她舍不得使用卫生纸，那么白那么软的纸，擦一次就扔掉，她觉得太可惜了，也太浪费了。她找来一些干豆叶，放在床头的塑料袋子里，需要时就用干豆叶代替卫生纸。闺女说干豆叶上又是土又是虫的，不卫生，劝她别用干豆叶了。她不听闺女的劝说，照样我行我素。有一次妹妹去邻居家跟人说话，说话说得时间长了些，没能及时回家，母亲就对妹妹发了脾气，说妹妹不在家守着她，就是嫌弃她，让妹妹想走就走吧！妹妹痛哭了一场，母亲才罢休。

这年刚入冬，北京刚来暖气，我就赶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我为母亲准备了一个小盆子和一块白毛巾，每天一早一晚，都用热毛巾为母亲清洗和热敷。手术后的母亲，对解手不能自控，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解手，须随时帮母亲清理。我到母亲身边，一闻到有异味，就提醒母亲，赶快替母亲清理一下。母亲总是跟我配合得很好，从不拒绝我为她老人家服务。母亲不习惯喝牛奶和豆浆，我就每天早上给她熬红薯粥、土豆粥，或小米粥。过年时，我和妻子、女儿、儿子一起向母亲敬酒，祝愿母亲健康长寿。母亲不爱看春节联欢晚会，早早就睡了。这年冬天，母亲稍稍吃胖了一些，身体没有再出现什么异常。

手术后的第二个冬天，也就是2001年的冬天，母亲也是在北京度过的。这年过罢春节，母亲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想看看大海。母亲说她只听说过大海，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大海，从没有到海边看过大海。母亲很少对我提什么要求，想看大海的愿望一定在心里埋藏已久，是鼓足勇气才提出来的。母亲的这个要求，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来说，农村的老人临老的时候会要求吃点什么，穿点什么，提的多是物质性的要求。而母亲的要求与物质无关，是一种旅游性的、精神性的需求。北京离海边不太远，母亲想看海不难，我当即答应了母亲的要求。有一座大型煤矿的工会主席，是我的作家朋友，他们单位在南戴河建有煤矿工人疗养院。我随即跟那位朋友打电话，把我母亲想看大海的想法对他讲了。那位朋友满口答应，说没有任何问题，他一定会安排好。可不知为什么，母亲却打了退堂鼓，说，算了，不去了。我说，我把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去吧。遗憾的是，那年冬天天气奇冷，连海面都结了冰。春节都过去了，冰层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我带母亲到大海边走了走，只看到了冰封的大海，没有看到大海的波涛。更让人猝不及防的是，母亲在疗养院的食堂吃了一点海鲜，拉肚拉得一塌糊涂，弄得我手忙脚乱都收拾不住，以致母亲的秋裤都湿了。母亲一个劲叹气，好像觉得太让自己的儿子为难了。没办法，我只得赶快跑到附近的商店，临时为母亲买了两条秋裤替换着穿。

2001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值得略记几笔。这一年，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当年，我的短篇小说《鞋》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秋天到绍兴领了奖。回到北京后，我从中国煤炭报社调到北京作家协会，从新闻岗位换到文学岗位，当上了专业作家。随着年龄逐年增大，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再做新闻工作，很想坐下来写一点比较长的文学作品。恰在这个时候，北京作协开始吸收专业作家，刘恒和我就成了北京作协新吸收的第一批作家。人们形容一个人的幸运，说他刚想睡觉，就有人递给他一个枕头。我不是想睡觉，北京作协递给我的也不是枕头，在我想专心写作的时候，北京作协给予我的是比枕头宝贵千倍万倍的东西，那就是时间和自由。我的幸运还在于，北京作协吸收专业作家规定的年龄上限是50周岁，我当时的年龄是49周岁多，再过两三个月，我的年龄就超过了规定，也许就当不成专业作家了。从年龄上讲，我等于搭上了专业作家的末班车。而一旦搭上了车，就不再分首班还是末班，便一路乘坐下来。刚调到北京作协，作协党组的领导就希望我写入党申请书，准备把我发展成党员。在此之前，我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一直渴望能成为一名党员。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入党。在农村老家时，因为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被说成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在政治上受到牵连，要求入党被否。在矿务局宣传部，那段时间只吸收造反派入党，我在“文革”时是保守派，不是造反派，当然入党无望。调到煤炭工业部之后，我很快成为党员发展对象，眼看就要入党了。可因为我违犯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生了第二个孩子，入党的事再次搁浅。到了北京作协，入党应该没问题了吧？我交上入党申请书不久，领导通知我，暂时还是不要入。原因是赶上北京市政协换届，作协拟推荐我当政协委员，当政协委员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外人士。领导的意思，还是让我当政协委员好一些。就这样，我刚成为专业作家，就以作家的身份当上了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要是我还在煤炭报社当编辑，当政协委员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看来人该干什么最好就去干什么，只有干了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才能名正，后面的事情才能顺理成章。

当上专业作家以后，不必天天到单位坐班，在家里写东西就可以了。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真成了“坐家”。我体会，当专业作家最大的好处，是我的时间我作主，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定的时间长度，过一段掐去一段，把时间一段一段掐完了，人的生命就终结了。或者说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时间的容器，我们每天都要从容器里把时间掏出来花，时间不会越花越多，只会越花越少。等把时间掏空了，容器的使命完成，会随即破碎。这么说吧，我在报社上班时候，我的时间几乎都是别人掏出来的，自己想捂都捂不住。而当了专业作家呢，时间一下子成了我自己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2002年的劳动节和国庆节，我都是回老家陪母亲度过的。过劳动节时，母亲住在二姐家。我去淮南煤矿参加了一个活动，接着就去了二姐家，陪母亲在二姐家住了一个星期。国庆节我在家里住的时间更长些，住了十多天。在家期间，我哪儿都不去，天天和母亲聊天，或坐在院子里，陪母亲晒太阳。我准备写一部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长篇小说，正在搜集素材。在和母亲聊天时，我有意请母亲讲一些“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村里的乡亲们去找我聊天，我也注意引导他们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有这样的用心，我回老家一方面是陪伴母亲，另一方面也是深入生活。有人评价说，这样的深入生活真是深入“到家”了。我同意这样的评价。

到了冬天，又该接母亲到北京过冬和过年了。妻子主动提出，她回老家去接母亲。妻子一回到老家就给我打电话，说母亲有一条腿疼得厉害，需要拄上拐棍才能走路。妻子把母亲的腿看了看，把两条腿比较了一下，发现母亲说疼的那条腿有点浮肿，用手指一按会塌下去一个坑，塌坑迟迟不能复原。这是怎么回事，是母亲添了新病，还是老病复发，肿瘤转移到腿上了呢？妻子和大姐、二姐商量，决定先到医院检查一下。二姐在安徽临泉县医院有熟人，她们就带母亲去那里检查。检查很快就有了结果，是癌细胞转移到母亲腿盘里去了，在腿盘里长了一个不小的肿瘤。而且，癌细胞的转移不止一个点，是多点转移。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延缓肿瘤的快速生长，并缓解疼痛，但不宜再做手术。担心什么就有什么，这样的检查结果实在让人痛心。母亲做完手术还不到三年，癌细胞怎么这么快就转移了呢！我痛恨癌，连对这个汉字我都觉得面目狰狞，可憎！可是，癌细胞躲在暗处，在一点一点蚕食我们母亲的身体，我们没办法彻底消灭它们。

妻子没有把检查结果告诉母亲，母亲也没有问。母亲是个有心的人、敏感的人，母亲定是通过妻子和大姐、二姐的沉重失望表情，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凶多吉少，越来越糟，情绪也变得焦躁起来。母亲焦躁的表现是拒绝再到北京过冬和过年，无论妻子怎么劝都不行。母亲的态度很坚决，说去开封还可以考虑，北京是不去了。妻子跟我打电话一说情况，我就理解了母亲的心思。母亲是害怕到北京后病情加重，在北京去世，路途遥远，无法回老家。而开封离老家近一些，弟弟又有车，随时可以回老家。母亲上次在开封的医院做了手术，保住了活命，生命又维持了两三年。她希望能和上次一样，再到开封治病。我让妻子尊重母亲的意见，就把母亲接到开封弟弟家吧。

妻子把母亲接到开封弟弟家，她一个人回到了北京。这时候我应该到开封去照顾母亲。可是，北京的政协会议再过几天就要开幕，我想开完政协会再去开封。上次参加第十届北京市政协第一次会议，我因照顾母亲，只参加了一天会议就请了假。第二次会议我如果连开幕式不参加就请假，有些说不过去。妻子历来为我着想，也认为不去参加会议不合适。弟弟和弟妹每天都要上班，不可能天天在家里照顾母亲的起居和饮食。怎么办？妻子只好重返河南开封，替我先照顾母亲一段时间。在弟弟家，妻子和母亲同居一室，为母亲洗脸洗脚，端吃端喝，应该说把母亲伺候得不错。大概母亲的传统观念比较强，预感也不是很好，她还是希望我能守在她身边。母亲夜里不躺下睡觉，就那么披着棉袄，垂着头，在床上坐着。妻子劝她睡吧，她让妻子只管睡，别管她。妻子睡了一觉醒来，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妻子问起来，母亲才说了她的担心，她担心一躺下闭上眼睡觉，就再也不会醒来。两个儿子都不在跟前，她要是半夜里睡死了怎么办呢？母亲认为，她只要坚持坐着，不躺下，就不会死，就可以等到儿子到她跟前。妻子让医生给母亲开了一点促使母亲睡觉的药，说人不睡觉可不行，对人的身体消耗很大。母亲不听妻子的劝说，不愿意吃药，还是大半夜坐着不睡觉。妻子打电话跟我说了这些，我觉得事情有些紧急，只参加了政协会的开幕式，当晚就乘火车往开封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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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