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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作家不能以生活的旁观者身份书写现实

2017年12月04日10:46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我说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实题材的发展,一个是作家个人的突破。

严肃文学领域的长篇小说,这两三年的年产量大概都在5000部以上。我们最后评出来的5部作品,都有很强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就在于,反映了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实题材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而且在数量基本稳定的同时也有比较好的艺术水准。

这次评出的5部作品中,有4部是与现实题材相关的,如《金谷银山》《平原客》《寻找张展》《太阳深处的火焰》。这些作品虽然都是现实题材,但在对于现实生活的看取与把握上,又都各有各的长处与亮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个人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的新进取,同时也显示了整体的现实题材创作也在稳步发展。

《金谷银山》是对于当下乡村新变的近距离书写,这正是关仁山占有生活的优势所在。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范少山这个人物体现出来的当代青年农民的新追求。范少山已经进了城,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小家庭,他完全可以继续在城里打拼,成为城里人。但他没有满足自己的现状,而是挂念着家乡的现状,志在家乡面貌的改变,依然决然地舍城回乡,通过种金谷等举措,带领乡民脱贫致富,使家乡改颜换貌。看完这个作品后,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在集体主义在农村已经成为过去式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于集体主义从观念到机制的新的践行与再度弘扬。

《寻找张展》在看似琐细的两代人的隔阂与隔膜的矛盾纠葛中,实际上写了两代人在观念分化之后的相互走近,重新打量。作品还写了父母一代的自省,青年一代的反省,这样就使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两代人分裂之后的相互寻找和尽力弥合。

《平原客》是直面当下官场生态的一部力作,作品既通过李德林这样一个由大学教授进入官场的高官的最终走向腐败,揭示了官场文化对于进入者的无形熏染,也经由刘金鼎的为官经历和切身体会,触摸了看似清明的干部任用背后的偶然性乃至神秘性,那就是遇上贵人的重要性。而通过李德林的蝇营狗苟与刘金鼎的战战兢兢,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干部选拔中的“贵人”现象给予了含而不露的反讽。

《太阳深处的火焰》,有着红柯小说常见的西部风景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却是纠结于徐济云和吴丽梅的爱情故事,交织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深层碰撞的文化内涵,那就是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在故事元素中化合了丰富的文化元素,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最大亮点。

所以,我觉得从选上来的这几部作品来看,可以说还是反映了作家应有的创作水准,也显示了目前长篇小说现实题材创作的一个整体水准。但从评选过程中的作品阅读的感受以及大家感觉到的问题看,我们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确实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进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长篇创作的这种新进展,一个是作家的个人突破。个人突破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孙惠芬,一个是红柯。孙惠芬之前写的作品,给人感觉生活故事扎实,接地性很强,但好像总觉得缺点什么。《寻找张展》从故事层面看比较单薄,人物不很多,故事也不大,但能让人感到一种精神的内力在暗中运行,使得单薄的故事越来越负载了丰厚的精神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她的一个小小的突破。还有就是红柯,红柯写作的辨识度,就是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情怀,但是这次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许多文化的元素,人文的内涵,以及精神的拷问。这部作品跟他过去的作品相比,内容更丰富了,意蕴更丰厚了。

还有一个在长篇小说中显得较为突出的现象,是“70后”创作群体的成长和崛起。这次进入复评的长篇小说一共15部,可能“70后”的就占到了半数左右,比如石一枫,梁鸿,任晓雯,乔叶,海飞,李宏伟,马笑泉等。他们之前的作品,都带有这个群体共有的个人化叙事的特征与痕迹,但这些年都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这就是越来越在走出个人化叙事,或者寻求在个人化叙事里囊括更多的生活内容,折射更多的社会投影,作品越来越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与明显的整体性。比较突出的,是石一枫,他的《心灵外史》就是通过“大姨妈”这个人物,实现了对于社会精神现状与流行症候的观察。这样的变化我觉得非常重要,表明了他们在创作中的自我调整与大幅度进取大踏步地成长。过去我们会觉得“70后”与“80后”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但现在区别大了。整体的“70后”已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而现在“80后”还在成长过程之中。这可能既说明“70后”成长进步较大,也表明相较之下,“80后”在创作上成长进步较慢。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好的迹象,这种作家的成长从长远看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因,在很大程度上也预示着今后长篇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与更大丰收。

阅读长篇也让人感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作家面对和处理的素材,是自己感受到的生活现实,还是看到的新闻和听来的逸闻,或者说是“一手”的现实,还是“二手”的现实。从阅读一些作品的感觉看,我觉得有些作家在现实题材的书写中,属于自己真正切身体验的生活明显不够,而是利用新闻事件、社会逸闻来生发故事的比较多。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跟过去的一些老作家相比,我们在反映现实题材方面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缺的很多,生活积累不够丰厚,手法与技巧也不够娴熟,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家主体的情感投入,没有老辈作家深入和内在。赵树理为了写好小说,每年拿出半年时间要向下去深入生活,柳青更是为了写作《创业史》,在皇甫村一扎就是14年。这样得来的生活感受,是亲历性的,同时还让他们对于被反映者有了亲如家人,熟如邻里的了解与理解,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当然不硌硬,自然生动。跟他们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的一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以生活旁观者的角色在对待和书写现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些作品的地气不足、生气不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我理解,这里的“加强”的含义,不只是号召大家都去写现实题材,而是内含了怎样去认识和处理现实,怎样去阅读和读懂这个时代,怎样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联系创作实际去认真思考,结合具体作品去深入探究。

(视频摄制: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