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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彩虹上的舞蹈

来源:文艺报 | 淡巴菰  2017年12月01日07:13

“没有赶上父亲的葬礼,在中国你怎么祭奠他?每当我父母祭日,我都要焚一炷香,倒三杯米酒,摆一碟点心,敬供在他们的遗像前。无论是在洛杉矶还是南非,我从没遗忘过。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做同样的仪式,在更早的先人遗像前,我们全家一起磕头表达怀念,然后全家人围桌吃晚饭……”回北京奔丧,有近一个月没有查邮箱,只陪母亲终日在河北的小县城里吃素读书。那个暮春的傍晚,读到了多萝茜的邮件。

仍是有着一些语法问题的英文,仍是不时冒出来的美国人都极少用到的极文雅的形容词,仍是因为年纪大了而拼少了字母的单词。读罢不禁微笑。那一刻,我想象着在遥远的南非,说着英文的孩子们,齐齐跪在地上,为他们没有一点印象的中国祖先磕头的场景。

74岁的多萝茜长着纯中国人的脸,年轻时想必很小巧清秀,如今老了萎缩脱水了,像颗秋风中的快乐核桃。对,那简单的不需要动过多脑子的快乐,那么自然地写在经了风霜却没有疲惫感的脸上。15年前与丈夫一起被归化入了美国籍,来到加州西南一个叫阿纳海姆的小城市与三个读书并工作于此的儿女团聚。她出生在南非,每次见面,我都要费力竖起耳朵才能听明白她的语速极快的南非英语。唯一会说的汉语是“Tai Tai”,太太,那是她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称谓,以为是中国对已婚女士的尊称。无论是写邮件给我,还是在会客室见面,她都一口一个“Tai Tai”,叫得我哭笑不得。我曾纠正她,说这是旧中国的称谓,现在早已不合时宜了,她用那涂着大红指甲布满皱纹的手指捂着嘴,露出难为情的笑,原本就瘦小的她一下子像个无助的小姑娘,直到她旁边的同样是一句汉语不会、同样是中国人面孔的先生维克多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You are OK,my dear(你没事的,亲爱的)!”她才抬手理理头上细柔而蓬松的染成棕色的头发,笑着露出一口白牙说她明白了。可下次,她仍叫我“太太”。

在洛杉矶,我从没见到过比多萝茜夫妇更骄傲并热心推广中国文化的夫妇。按说除了父辈是中国人,除了30年前到过一次中国,他们的生命轨迹与中国那棵大树几乎没有太多交集。可是后来我渐渐懂得他们的爱国情怀更接近家国情怀,家就是国,国就是家。

“我们的motherland(祖国)强大了,我们才越来越被尊重。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歧视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我和他们仅有的几次见面,都是在办公楼下那个临时接待不重要客人的会客室,有着玻璃门,就在前台对面,过往人等都看得清楚,没有丝毫隐秘性。可能是我感觉他们根本不是那种在乎场所的人,所以从没想过要请他们到里面铺着松软地毯、摆着仿古瓷器的真正会客室去坐。

第一次接触是多萝茜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初来乍到,英文又不熟悉,对她行云流水般的南非英语我听懂了小一半,只知道是一对夫妇要举办中国针灸文化讲座,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给提供一些中国文化背景的图书。便让她写邮件给我。

那是一封非常长的邮件,信尾列出了需要的书单,准确说是一些关键词:中国古代人的生活/中国祭祖仪式/缠足/太监/烹饪/汉族服饰……

她用大量篇幅讲到他们夫妇的来历,平铺直叙,却很有人情味儿。从他们的父母背井离乡从广东漂洋过海到南非闯荡说起。“他们被招募去非洲淘金,淘到的却是艰辛。我父亲运气还算好,没有像他许多同乡一样劳累患病致死,他去给一个白人开的小杂货店卖货,不识字不要紧,庆幸的是他从没找错钱。他节衣缩食供着我们几个孩子读当地的私人学校,为省通勤的费用,我们寄宿在学校。这已经是相当幸运。我的许多同伴因为无法负担学费,只好去上教堂办的免费学校,条件是你必须皈依天主教……”

与中国人作为低廉劳动力被运到美国修铁路淘金矿一样,南非是另一片中国人的寻梦园。1899年至1902年,英国发动了入侵南非的布尔战争。战后为恢复经济和政局,英国驻南非专员密尔纳认为应先从恢复矿业着手,最终形成10万华工赴南非的历史浪潮。1906年,在南非德兰士瓦的华人矿工人数就高达5万多人。为了最大限度榨取劳动剩余价值,矿主故意压低工人薪水,延长工作时间,恶化居住条件,减少医疗照顾,从而迫使白人自动离开。然后再要求政府大量输入华工。而尝尽苦头的华工,不再抱任何幻想,等契约一满,便迫不及待地踏上返程归乡的道路。从1907年起,华工开始大批返国,到1910年最后一批契约期满的华工撤离南非后,留下的华工仅有305人。

多萝茜的父母就是那不多的留守者。因为没钱看病,华人与黑人又都相信草药的功效,会点推拿针灸的父亲看店之余,开始给人捎带着看看病。他为人和善,穷人出身,对穷人自然同情有加,逐渐小有名气,开了一间小诊所。多萝茜就是闻着中草药香,见识着细长的银针在人腿上身上扎成一个刺猬长大的。她恬静而简单,巴掌大的小脸上总挂着单纯的微笑,像生长在屋外岩石裸露地上的生石花,阳光暴晒,缺衣少食,一点雨露就可以让她茁壮成长。

父亲某天喝起了白酒,哼起了家乡戏,原因是他收了个聪明听话的好徒弟,一个同乡的儿子维克多。年轻懂事、勤快好学,他的出现不仅让诊所日益兴隆,也让三个女儿的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到20岁,多萝茜听话地嫁给了维克多,仍然是在父亲的诊所做事,并快乐地生儿育女。“感谢上天,我们俩从没吵过一次架,就是穷日子也过得很开心。”

这对知足感恩的夫妻永远也想不到,在遥远的美国,某一天他们将与美国总统有什么牵连。

……

云南地震了。他们老夫妇又要来捐款,给我电话留言,说希望看到我。如每次都贴心地带点好吃的一样,他们又带来了两盒刚从果园里摘的加州甜橙,仍是一盒给我,一盒给每次开门让他们进来的保安老张。仍是在门口把角那个相对寒酸简单的有着透明玻璃的小会客室,我打电话给负责收取捐款的同事下楼。我看到多萝茜掏出一小卷林肯像(20美元),5张,100块。“我们照张相吧!”他们提议。照过了,多萝茜展开手里那张同样寒酸的手写收据,“再照一张”。她脸上的自豪快乐点亮了阴晦的天。

“母亲有难,我们要表达心意。”这是老太太唯一的豪言壮语。200公里,70多岁的他们要开车两个多小时才能赶过来。他们反倒一脸谦和与难为情,好像打扰了我们一样,让我都不忍心多看他们一眼。他们是那么协调的一对伴侣,明明都是那么谦卑,多萝茜永远是好说话的顺从,安静克制的维克多却有着不怒而威的君子之风,显然拿主意的是他。

“这对夫妇特别慷慨,别看他们自己穿得那么朴素,你们中国汶川地震,他们是第一个找上门来捐款的中国夫妇。”墨西哥保安面无表情,却陈述着事实。我点头称是,并告诉他,也就是几个月前,他们刚刚获得了奥巴马颁发的总统志愿者奖,在整个加州,他们是唯一的受奖者!“真的吗?Cool(真酷)!”他伸出舌头一脸佩服。

有两个月没有他们丝毫音信,直到那天我接到了他们的电话,说刚从中国回来,一定要来看我。“你知道吗?这趟中国之行是我们三个孩子送给我们的75岁的生日礼物!七周时间,我们沿着毛泽东当年长征路线走了七个省,最后回到上海,参观世博园,那么大的风雨也没出任何意外,太棒啦……北京当然去了,参观人民大会堂排队三个小时,在里面一小时,但太值得了!我们还回广东老家拜访了维克多的舅舅家,他舅妈居然还活着,已经94岁了!”

这一趟是他们这辈子第二次回中国,第一次是30年前了,他们去参加一个针灸按摩学习班。说起中医多萝茜总是眉飞色舞,扬着瘦小的脸说个不停:“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中药与针灸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A thing is Good only when it brings real Benefit to the People(一件事只有让他人受益才是真的好事),找我们帮助恢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吗?美国一些大医院也开始结合中医中药治病了,只不过他们不相信来自大陆的中草药,认为打农药,或有假药,他们自己开辟农场种三七、杜仲,无论如何,这是中药的胜利……”

维克多轻轻地拍打下她的胳膊,充满爱意地望着她,她立即领会赶紧停下。

他们做了个剪贴簿,景点留念、与亲戚在老宅合影、世博会报道、门票、高铁车票……林林总总,一页页贴满了他们的兴奋与新奇。

听说我父亲病重。他们一脸的关切,维克多让我把父亲的名字写给他:“我们要请牧师为他在做弥撒时祈福。”

不久,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写有我父亲拼音名字的卡片,来自一个很有名望的当地教堂。我想象着在那庄严的穹顶之下,牧师引领着上千信徒一起为一个从没进过教堂的、在病榻上忍受折磨的中国老军人祈祷上帝的恩典。他们的善意,让我感动得想落泪,但我没有告诉父亲,我担心他这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会倔强地嘟囔“我不信什么上帝”。

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我只简短发邮件告知他们父亲去了。

“你还回洛杉矶吗?我们那么想念你。你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告诉他,我们的大门永远是向他敞开的。我们会在教堂为你升天的父亲祈祷……”

看关于南非的纪录片,才知道这个独特的国家被称为“彩虹之国”,因为它多族裔多文化的混杂与融合像彩虹一样斑斓。多萝茜和维克多,这对夫妇的人生多么像是在彩虹上舞蹈,不在乎国界,不考虑人种,不用语言,他们只管舒展地舞动,直到生命尽头。

(摘自《我在洛杉矶遇到的那个人》,淡巴菰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