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6月下旬去福建参加一个文学活动，途中偶尔听张克军说起，柳萌老师住院已有一段时日了。从克军忧虑的神情中，我隐约感觉到柳萌老师或许病重了？

回京后急去医院探望。一路上责怪自己的疏忽大意，上一次和他见面聚会是几时？我有多久没有问候他了呢？以前但凡给他打电话，每次他都会乐呵呵地告诉我，他刚从哪儿游玩回来，或是将要去哪儿小住几天，最近又出版了什么新书给你寄到哪里去。他说自己挺好没事你不用来看我……

一个面相和善、内心坦荡、热心豁达的老头儿。

其实，柳萌先生已经病了多年，但他大大咧咧从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儿。记得2012年与他同去台湾参加“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他兴致勃勃和大家说说笑笑，没人知道他腹中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他是爱文学又爱朋友的性情中人，更是中国文坛近半个世纪的“过来人”和“知情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从事文化出版行政领导工作，退休后才终于成为“职业作家”。在他写下的一篇篇文章里，记下了那个荒唐年代与艰难人生。他以文学凝聚友谊，用友谊浇灌文学，以写作怀人忆旧，独自享受着晚年迟来的悠闲与清静。

一个阳光炽热的初夏午后，我哀伤地站在他昏睡的病床前，他瘦了许多，面部插着氧气管，蜷缩的身子看起来缩小了一大截。扩散、手术、多次输血、抢救，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怎样的病痛和折磨啊，可他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他的儿子刘杉正在床边陪护父亲，尽管我希望和柳萌老师说说话，还是示意刘杉不要叫醒他惊扰他。但那一刻他忽然睁开了眼睛，虚弱的眼神定定地落在我脸上，然后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他从几近昏迷的状态中醒来，竟然即刻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在惊喜中产生了错觉，暗自判断他的身体情况还不至于太糟。我轻轻拉住他的手，说我的先生问候他，说我的长篇已经校勘完成了，说我去年的一部中篇小说最近刚刚获得了《小说选刊》的年度奖……我把自己能想到的“好事儿”一一向他报告，希望与他分享，让他开心。他静静地听着，努力显出高兴的样子，然而，他的胳膊很快滑落下去，朝我吃力地摆手说：“你回吧，你事儿多，别耽误时间……”

“我是专程来看望您的……”我说，“大家都盼望你早点好起来。”

又在他床前磨蹭了一会儿不肯走，而这短短的十几分钟内，他却多次催我离开。他或许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说出以上的话吧。病榻上，他牵念的仍然是朋友，一如以往不愿多占别人的时间，更不愿意朋友看到他的病容。我若是再不告辞，反倒更累着他了，只好俯下脸强笑着对他说：“您好好治疗，听医生的话，等您的身体好起来，咱们再一起去玩儿……”

见他点点头侧过身疲倦地闭上了眼，我转过身往门口走，再次朝他挥手，一回头，发现他的眼角渗出了一粒泪珠，从他清瘦的面颊缓缓流下来。我心一惊眼一酸不忍看，低头逃出了病房。

刘杉送我去大门口的路上，述说了父亲的病情，转移的癌细胞引起剧烈骨痛，需要服用杜冷丁止痛。目前医生已无力回天，但尚未危及他的脏器，按刘杉乐观的推断，或许还能坚持一些日子。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那一面，竟是最后的告别。两天以后，传来柳萌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我无法相信，他怎么可以这样挥挥手就走了呢？

闭上眼睛，总是见到他眼角上那粒老泪，令人心碎。那一日，他莫非有一种永别的预感吗？

算起来，我与柳萌老师相识已有三十余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坛公园的“十一”书展，我签售长篇《隐形伴侣》，一个胖墩墩笑眯眯的中年人，满头大汗地在展台前忙里忙外。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沓沓新书、一摞摞热乎乎的盒饭。开始以为他是个勤勉尽职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这是作家出版社的副社长，才知道当领导也有像他这么事必躬亲的。往后渐渐熟悉起来，至1992年夏季，山东泰山管理局邀请几位作家去采风，听说有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蓝翎、姜德明等威名赫赫的前辈，不免忐忑。临出门前几天南方突降大雨，到了北京站集合后，才发现去泰山的铁路有一段不通了。我们被困在候车大厅，弄不好就只能退票，放弃泰山打道回府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柳萌老师不急不躁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地“站出来”拿主意，说他或许能找到熟人想办法，先退票，再买第二天到济南的票，请泰山管理局到济南接站……其他几位老师都连连称道。我是队伍中最年轻的，主动去排队退票。可是还没等我排到窗口，柳萌老师那位朋友真的来了，后来还真把我们所有人的车票都办理妥当了。如此折腾一番之后，第二天我们终于辗转到达了泰山。柳萌老师写的《泰山纪行》中还记录了这个经过。经历这次“事件”，我发现柳萌老师是个好脾气好人缘的热心人，与他一起出行格外轻松开心。那时候他已调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任职，和天津百花出版社的范希文编辑也是好朋友，大家一路上谈笑风生很是热闹，每日爬山听涛登临远望小酌品茶聊天兴味盎然。那一年的泰山七日朝夕相处，充分领会了柳萌老师的风趣亲切诚恳，从此将他视为可忘年深交的长辈，更是一位亦师亦友可亲可信的老大哥。再往后，他调任《小说选刊》担任社长，那时候已开始期刊的市场经济改革试验，他在任期内对该刊的办刊方针多有调整，选刊发行量也因此大大提高。可惜那些年我很少写中短篇，没有机会和选刊“亲近”。从选刊的编辑那里，得知柳萌社长有想法有办法善做实事，除了办刊，还培养了多位优秀的年轻编辑。直到晚年，柳萌老师说起《小说选刊》依然眉开眼笑地一往情深。

柳萌先生应该是在90年代末退休的，从此真正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常有新作发表，记述往事回忆旧友，文笔朴实无华，故事和细节真实感人，不造作不煽情，“有事儿”“有内容”，说不完的老故事，写不完的文友情，篇篇烙下了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正是从他的作品中，我渐渐了解了他在1954年和1957年的遭遇，知道了他的家世和婚姻。他给我讲过作为“右派”发送北大荒，后来又辗转送往内蒙古的经历。在他的讲述中，他很少抱怨哀叹，文字里散发出温馨的人情味和朴素的美感。他似乎把那些“坏人坏事”都从自己的记忆中删除了，只记住了那些帮助过他的好人、那些在寒冷中温暖过他的“好事儿”。可见他的心并没有被恶劣的环境“冻坏”。后来得知他的家务负担挺重，妻子患病多年，他一手包揽了做饭洗衣所有的家事，在外开会时还惦记着按时赶回家去照顾妻子，从无抱怨。有一次我忍不住赞叹他是一个“好丈夫”，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爱人是个音乐教师，当年我被打成右派，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嫁给我，这辈子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夫妇两地分居18年，我要对得起人家，理应对她好……”他平反后拿到一笔补发工资，又借了几百块钱，为妻子买了一架钢琴。在朗朗琴声中读书写作，那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喊他为“老师”了，而喊他“大哥”。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定是天下最善良的人。他对“大哥”这个亲切的称呼很满意。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他妻子突发脑溢血去世。此后他却常常对自己的身体和日常生活马马虎虎瞎对付。他习惯善待他人，却不懂得善待自己。

前几年，萌兄开始热心张罗朋友们去内蒙古乌兰察布。乌兰察布是他当年“发配”内蒙古时工作过的城市，山环水绕，第二故乡的人又找到了他。经过他锲而不舍的“游说”，先后有好几拨文友前往乌市采风并写作。乌兰察布文联在城边的白泉山专门建起了作家工作室，《小说选刊》文学创作基地正式在此挂牌。

经不住他的草原蓝天暑都的“诱惑”，前年夏天，我也和两位女友前往乌兰察布小住。那时他行走已有些不便，每日蹒跚下楼用餐，依旧兴致盎然地为大家义务讲解一番乌兰察布的种种美好，轰大伙儿去野地玩耍后，就回自己房间写作了。回北京后，我写下散文《玄武岩上的园林城市》一文，既有感于乌兰察布人的创业精神，也是为萌兄对故地的感情而感动。

转年，他又向我介绍天津宁和区的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他说，你知道七里海吗？你怎么能不知道七里海呢？这是京津地区最大的湿地，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在他颇有几分神秘的描绘中，七里海不是一个内陆湖，简直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他让我无论如何抽空去看一看，他固执地认为我一定会喜欢七里海。我疑惑地问：“您为什么非要让我去七里海呢？它又和您有什么亲缘关系？”

柳萌大哥的回答有些沉重，他说：“我是天津人，七里海也算是我的故乡。后来我当了右派，从北大荒到内蒙古，在《乌兰察布日报》工作过几年……七里海和乌兰察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了，我想让你认识它们，以后我即使不在了，你也能常常去走动走动……”

我心戚戚。这分明有了交代后事的意味。就为了他这句话，我后来真的去了一趟七里海。古代的七里海曾是渤海湾一角，也是鸟类从东南亚、澳洲前往东西伯利亚的重要驿站。七里海水波浩渺，潮白河穿“海”而过，湖边高大厚密的芦苇丛，湖心岛栖息着数量巨大的白鹤、黑鹤、中华秋沙鸭、海鸥，一派北方湿地坦荡的野趣……天高水长，他心心念念放不下的，是生养自己的旧地。

后来，我在《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中，读到他一篇散文中的这些句子：

当我吹着绿色的苇笛奔跑，当我的心融于袅袅炊烟，当我在金色的打谷场上追逐，我说冀中平原是我的故乡……当我忍受着精神痛苦垦荒，当我在土炕上辗转思索，当我在迷途的雪原跋涉，我说北大荒是我的故乡……当我在艰难中领受微弱的友情，当我濒临绝境呼唤帮助，当我在寒天冻地为生计奔波，我说内蒙古草原是我的故乡……当我在宁静少忧的晚上写作，当我在假日与众友共叙事业，当我想到我将会默默地死去，我说北京是我的故乡……哪里牵动我的心，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这些深情感人的文字也牵动了我的心。需要对生命怀有怎样的敬畏与无畏，方能如同萌兄一般，以如此宏阔的大爱，超越生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柳萌大哥并无过从甚密的交往，但我深知他是一个透明、坦诚的人。前几年他热心地帮着朋友策划出版一套作家系列散文丛书，我有幸以《北方》为书名结集忝列其中。由于柳萌老师在文友中的影响力，那套丛书的支持者响应者甚多，作者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为近年来最为声势浩大的一套散文系列。

做完这件事情后，他便安心地走了。

如今，我的书架上摆放着柳萌先生的七八本书，其中一本书的“后记”中，他写道：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坚持着，最终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心灵领地。在这块自己的心灵领地上，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烦恼和忧伤，都在这块领地上渐渐地化解。这也正是我不求有什么成就只想坚持写作的原因所在。

他这一世中所有的忧愁与伤痛，最终都被文学慰藉，在写作中化解了。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