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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孟繁华:给那些勇于书写当下现实的作家更多宽容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   2017年11月30日16:30

今天评出这5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可以代表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成果。就跟刚才说的一样,现在想让一部长篇小说能够有石破天惊的社会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很难预测,我们只能就现状来说现状。

我想说几部没有入围的作品。一个是宗璞的《北归记》。《北归记》马上要出版,我看了之后觉得还是一部好小说,这是《野葫芦引》的收官之作。现在我们也知道,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特别稀缺,特别是关于传统的老知识分子的小说创作其实越来越少。宗璞已经多九十多岁,双目失明了,能够把《野葫芦引》四部全部完成真的是一个奇迹,而且写的真的很好。我觉得宗璞对抗战之后生活的书写和我们以前看到的不大一样,这是她亲历的事情。这部小说里有《红楼梦》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在里面表达出来,写得非常细致。另外还有一种通过具体的细节和情节表达对和平生活的真挚的热爱。在这个作品里面能够感觉到,经历了战争之后,她对和平生活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这是没有经历战争的人所写不出来的,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很重要。

另外就是赵本夫的《天漏邑》。赵本夫的创作确实是厚重的,有格局有气象,他是我们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天漏邑》是写抗战的,抗战究竟怎么写?这次评选的作品里已经有几部抗战题材的了,而他写出了另外一种抗战。主要写了两个人,游击队的两个队长,一个正队长一个副队长,这两个人都不是正规军,写他们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小说是两条线索,一个是以教授为线索,一个是以两个队长为线索。这两个人是我们在过去的抗战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人。我觉得小说写得一个是好看,另外对那个时代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如何处理人际的关系都觉得很真实。

另外几个,像石一枫我觉得还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他是1979年出生的,接近“80后”,“80后”这个代际的作家多以写个人经验为主,现在同质化的倾向在“80后”里面比较严重,但是石一枫的小说一直是敞开的,敢于面向社会,表达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和社会矛盾,这对一个1980年前后出生的作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心灵外史》写的是另外一种我们根本不熟悉的生活。在各种资讯里我们都能看到和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道德观有关的各种事物。但是把道德问题、价值观的问题用小说来表达,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他写得很好。

现在我想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文学和现实的问题,这都是老生常谈的老问题,但一直解决不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怎么去处理?本质上来说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现实的写作,包括历史题材的写作同样也是现实写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当代作家用当代的理论、当代的视角、当代的方法、当代的立场去看待历史这不是当代小说是什么?所以写抗战也好,或者写西南联大也好,其实它和当代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怎么处理我们当下的生活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和主旋律的之间的关系。什么是主旋律?我们要确定下来并重新阐释它。友谊善良真善美和爱都应该是主旋律。你把主旋律理解狭隘就会出现问题。我觉得确实要鼓励作家敢于去书写当下的生活,当下生活的处理对写作的难度实在太大:没有距离感,没有给我们一个长时间观察的可能性。好处是什么呢?这个生活都是热乎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下所有的局限都会在小说里面表达出来,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处理?

所以关仁山积极地或者敢于一直去书写当下生活——当下生活包括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事实上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现代性就是一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就是要试错吗?小说也可以试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是稍微宽容一点,可能那些敢于直面当下生活的作家内心就会感到一点暖意和鼓舞,不然,要求太苛刻的话大家都去写历史剧了,都和当下不接触可能也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再过若干年后,我们能够用文学来佐证这个时代生活的时候却没有文本怎么办呢?如果这样去考虑,可能作家的内心会感到松驰一点,轻松一点。

所以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理解主旋律,一个是如何建构和现实的关系,都需要我们去认真讨论。历史上提供的这些经验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学界的“赵树理热”一直没有降温,包括日本包括汉学界对赵树理的这种重视,显然是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里面确实具有样板性:中国特色的作家的形式。我指导的一个博士专门研究浩然,我说你要论证一下浩然的小说去掉阶级斗争这条线索后,这个小说还能不能看,后来证明是能看的,也就说明了这个小说和生活的关系。

(视频摄制: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