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此刻的张翎，或者在中国，或者在回中国的路上。祖国，这两个“一语泪双流”的字眼，曾经是张翎写作的起点，后来是支点，如今成了重点。

1983年的张翎，读完了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她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之后，开始了井喷式的创作。这一路走来，她越过一个个山丘，登峻岭盘旋而上，“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但要读懂这个一往无前的浙江温州女子，却是越来越难了。

1998年，我第一次读到张翎的《望月》。近二十年来，她的文字一直都是舒缓的、精致的，但文字背后越来越沉重的张力总让人想起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那种“焦虑”，还有男作家毛姆先生的那种“苦痛”。在张翎特有的“舒缓”里其实正埋藏着说不清的“焦虑式”“苦痛”。这种“说不清”，并不来自她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而是来自她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痴迷，这也正是当代新批评主义者们常常需要面对的阅读困境。

关于阅读张翎的艰难，还有一个横向的比较：如果说严歌苓的小说是喜欢在锋利的“刀尖”上舞蹈，冷色调地写出人性之美，写出“个体人”在历史中存在的力量；张翎就是喜欢在温和的灰色地带，暖色地写出藏在人性裂缝的血泪，写出她对人的复杂性的宽恕和忏悔。张翎说过：“写作者应该努力探讨那些灰色地带。我们的观察力强大与否，某种意义上表现为我们能看到多少个层次的灰。灰的层次越多，越能表现人性的丰富。”解剖这样的“灰色地带”，也是我们理解张翎的一种挑战。

早年的张翎喜欢在交错的彼岸中飞旋，她的人物，既属于故土，又属于加拿大，他们穿越在两个大陆之间，在时空交错的生命场中谱写着寻找与回归的乐章。那个时候的张翎，坚信着“我只有避开那个世界，才能展开对那个世界的思索。” 记得在2001年2月20日的深夜，我在《风雨故人，交错彼岸》一文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张翎的出现，让暑热的北美文坛有了秋的纯熟和清爽。”

正当很多的读者都以为张翎要沿着“双城记”的路子走下去了，张翎却陡转船头，朝着未知的海洋驶去，迎面带给我们无比陌生和惊诧的体验。她在2008年之后所创造的一个个突破性的文本，其中的勇气和胆量，可谓惊人骇俗。当然，她敢于闯向历史的深海，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体力”可以抵达。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他的诗集《另一个，同一个》的序言中这样说：“作家的命运是很奇怪的。开头往往是巴洛克式，爱虚荣的巴洛克式。多年后，如果吉星高照，他有可能达到的不是简练，而是谦逊而隐蔽的复杂性。”在我的感觉里，张翎近年来的小说追求的就是这种“隐蔽的复杂性”，她写的都是“混合人”，善良与自私，纯净与龌龊，正义与陷害，最终要说的都是“人”这个物种。张翎的这种“复杂性”努力，其实是她想与这个世界讲和。

2009年之后的张翎，外延上她是写家国风云，内涵上则是在破译人物心理的痛苦密码，有的时候，甚至进入到典型的精神分析。很明显，她的作品气质开始趋于中性，女性化色彩减弱，她似乎更愿意用超性别的眼光看待人类经受的灾难和疼痛。这种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现代主义的人性探索，到了2017年横空出世的《劳燕》，将当代华语文坛的战争文学推向了史诗性精品的高度。

无法忘却的“抗战”

2015年9月3日，张翎在北京参加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观礼归来后她说要写一部抗战的小说，我心里很有些惊讶。因为在张翎的精神世界里，有基督的“原罪”和宽恕，有张爱玲的无常和荒凉，有《红楼梦》的色空和平静，有伍尔夫的独立和执拗，所以，我怎么也想不出她究竟要写一部怎样的抗战小说。

据张翎自己的回忆，这些年她一直在思考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但并不想正面地书写战争，正如当年写《余震》时，并不是真的要写地震。所谓战争和地震都只是她小说的背景，她真正想做的是揭示灾难中人性的裂变，还有在裂变中所爆发出的异乎寻常的能量。为此，她展开了“二战”故事的调研。在偶然间，她读到了几本抗战期间美国援华海军人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里提到了一个地名，叫玉壶！这是她的家乡温州乡下的一个小村镇，十分闭塞，连她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之所以能够被记录在书里，是因为它是当年中美特种技术第八训练营的所在地。就是这个“玉壶”，在张翎的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她完全想不到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七十多年前竟然有过美国军人的踪迹。当年的那个宁静的乡村，又因为美国军人的到来，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震撼和改变？

2016年的冬春，张翎了解到温州有一支关爱抗战老兵的义工队，又知道了玉壶当年的训练营地旧址还在，尤其是当年就近招收的训练营学员，如今还有人健在！于是，在那个阳光很好的初春早晨，在义工队的带领下，张翎来到了玉壶。站在废墟般尘埃飞舞的村落里，张翎后来写道：“站在那些年逾九十，生活贫寒，对自身的经历噤若寒蝉的国军抗战老兵面前，我的脑子和脚在玉壶的乡野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碰撞。”于是，“惊天动地”的《劳燕》诞生了。

战争，一直是世界文学中最经典的题材。但是女作家写战争，还是要直面挑战。张翎的挑战不仅仅是面对自己，还要面对历史。她要写的“抗战”，是中国人与美军的“抗战”，是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抗战”。作为中国第一部涉及美国海军秘密援华使命的文学作品，《劳燕》以其巨大的勇气首次披露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营的抗战内幕。这个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正是张翎的战争想象开始的地方。张翎以极其客观的冷静，剖开了那段当年中美共同抗日的尘封历史，表达了她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崇高敬意。

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娇小的乡下姑娘阿燕就不会受到日军的摧残，就不会失去她的未婚夫，就不会遇到牧师比利与美军军官伊恩。那个在中学里接受国文老师左翼思想影响的青年刘兆虎，原本准备好了奔赴延安，没想到日军飞机对四十一步村的侵袭和侵犯，却让走投无路的刘兆虎在偶然中走进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训练营，从此他的生命，不仅与牧师比利、伊恩们发生了交集，而且也与他曾经离弃的未婚妻阿燕又交集在了一起。

在张翎的笔下，战争就是魔棍，把所有的生命搅成肉泥和黄土。战争毁灭了爱情又产生了爱情，纷飞的战火，俨然成了“人性”的炼狱。但张翎在强烈表达“反战”主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她要凸显那些在战争中经历了灾难的人和命运，《劳燕》中所讲述的三个男人和一个被日寇强暴而逃离家乡的中国女子的爱恨情仇，实际上写的是人性的战争，张翎的最终所指还是对人类疼痛的心理医治。

无法走开的女人

张翎说：“战争怎么可能让女人走开？我觉得什么事情也不能让女人走开，灾难不能、疼痛不能、战争也不能，女人是活在男人心里的，只要男人还活着，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走开的。所以在我心里，一群男人的战争故事里就生出了这片绿叶，这就是关于阿燕最初的设想。”

毫无疑问，那个普通的江南女孩姚归燕是小说《劳燕》的灵魂，在她身上，张翎倾注了最深情的爱和怜惜，也是因为她的命运沉浮，成全了这部小说非同寻常的力度和深度。

在张翎看来，战争中最受伤的是女人，最温暖夺目的也是女人。作为小说中苦难最深重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十四岁的姚归燕，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双亲，还惨遭残暴日军的蹂躏凌辱。小说中写到，出现在牧师比利眼中的女孩“几乎完全赤裸，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是大腿上有湿黏的血迹——血还没有止住。我分开她的双腿，发现中间插着一根已经被血染成紫酱色的粗木棍。”但是对于阿燕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有来自四十一步村人对她的歧视与排斥。

身陷乱世的弱女子阿燕，最终从一位被侮辱被损害的乡村少女蜕变为坚毅独立的妇科医生。而对于围绕着她的另外三个男人，牧师比利、美军伊恩以及未婚夫刘兆虎来说，这位普通的江南女孩，却成为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最难忘的岁月。在刘兆虎的眼中，她是被日军蹂躏的阿燕；在伊恩的眼中，她是温德；而在牧师比利的眼中，她是斯塔拉。他们因战争而相遇，因情感而交集，因命运而改变。

在张翎过去的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往往力透纸背，男性的角色多虚实模糊。但《劳燕》中的三位男主人公却个个面目清晰、性格鲜明，所谓牧师比利、军官伊恩，还有中国学官刘兆虎，都因为与那位原名姚归燕的女性在月湖这一地区的相聚与交集，从而暴露出立体丰满的人格缺陷。

张翎说：“人性是怎样一件千疮百孔的东西。”在战争的烽火中，既考验人性，也鞭笞人性。在小说中，作者借那位遗弃了阿燕的刘兆虎的亡灵做了如此的忏悔：“其实扔下阿燕的不只是我，还有你们——你，牧师比利，还有你，伊恩·弗格森。我们在不同的阶段进入过她的生活，都把她引到了希望的山巅，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了她，任由她跌入绝望的低谷，独自面对生活的腥风苦雨，收拾我们的存在给她留下的各种残局。在我成为鬼魂之后，我甚至暗自庆幸过我死得其时，我不用目睹阿燕在几年之后的那场大灾难中遭受的更大屈辱。”

在小说的结尾处，面对着已处于脑中风状态的女主人公，张翎再一次借了牧师比利的亡灵做了如此真切的表白：“在我的记忆中，你是那个连眼泪都能照亮别人的小星星啊，我怎能把你跟眼前这个身体像掏空了的麻袋似的老妇人联系在一起？”那么，“是谁掏空了你的麻袋的？”“是战争。”是的，当然是战争。是“战争把第一只恶手伸进你曾经饱满结实的生命之袋，我们跟在它之后也伸出了自己的手。这个‘我们’，不仅包括我、伊恩、刘兆虎，还有阿美、杨建国、瘌痢头、鼻涕虫、那个在枕边传了你流言的厨子、那个在营地门前用枪指着你的哨兵……‘我们’其实是每一个走进你生活的人。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罪孽，我们每个人都从你的袋子里偷过东西。”

感叹作者张翎，通过女人写出了男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空长度里，真切地刻画了人性与命运的层层裂变。《劳燕》的成功，首先是阿燕这个苦难深重的女性形象的成功，在她身上，充分地寄托了张翎博大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来自亡灵的时空叙述

《劳燕》的深度和广度，在艺术呈现上的一个巧妙手段，是来自亡灵的时空追述。

所谓亡灵，古往今来，似有似无，似信非信，正好成为小说家们长袖善舞的载体。在《劳燕》中，张翎让她的男主人公都以亡灵的形式去一个叫做月湖的地方，践行当年死后相聚的约定。这三个亡灵，一方面可以在历史的时空中任意穿梭往来，另一方面，他们的故事也正好与历史的现场拉开了距离，从而更彰显了张翎驾驭“距离美学”的才华和功力。

读张翎的小说，最迷人之处就在它的美学距离。多年来，我们喜欢她的遥远而冷静；喜欢她文字里的心平气和；喜欢她写的春秋，总是把悲伤的故事推远，把人性剥离成碎片；喜欢她从不激烈控诉，把时代的“风云录”纳在几个人的绣枕之上，看去玲珑，囊里却惊涛骇浪。正是这种强烈的时空“距离感”，造就了张翎小说独有的艺术魔力。

从三位亡灵的叙事中，我们知道了牧师比利怀着对和平生活的憧憬而来中国传教，救助了被日军凌辱的中国女孩阿燕，从此深陷信仰与情义的心理鏖战。伊恩·弗格森因爱国而参军，加入“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与少女温德由结识、相恋到遗忘。刘兆虎，机缘巧合地成为特训营学员“635”，虽曾因流言与陈见背弃了与阿燕的婚约，但最终执意与其相伴至死。正是通过这种亡灵叙述的奇妙方式，张翎完成了她想要表达的史诗性宏大主题：二战，美军，女人，遗忘，反思。

那位不幸的阿燕，被日本兵强奸几乎致死，又遭同胞欺凌，未婚夫也抛弃了她，精神几乎崩溃。是牧师比利救了她，教给她医术，让她在战争中重新站立起来。新战士“鼻涕虫”战死，被日军砍下脑袋，她亲手将鼻涕虫的脑袋缝回到身体上，令官兵震撼。比利与伊恩都爱上了她，她曾生下一个孩子，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她历经六十年时代风云，顽强地生存下来，在伤她最深的刘兆虎落难的时候，她放下了怨恨，不仅救了他的命，最后还给了他新生……这一切的惊心动魄，都在三个死去的男人的灵魂重聚之地为我们一一展开。

在往事的追忆中，特别令人唏嘘的人物，是当年那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的中国学官刘兆虎。原本是一名献身“抗战”的热血老兵，但刘兆虎在战后并未获得应有的勋章和荣誉，反而因此被捕入狱饱受磨难。关于“抗战老兵”这个沉重的称号，作者在此表达了她敬重历史的人文情怀。

三个亡灵，看起来都有人性的裂缝，都被上帝咬过一口，但在张翎的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还是历史之痛和人性之痛，从身体到灵魂。这种“疼痛”的烙印就好似是霍桑笔下的“红字”，成为张翎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张翎说：“在我看来，残缺和不完美是全人类感情生活的常态，我不用刻意寻求，它就在我的身旁。”

《劳燕》在结构上的重大突破是张翎将早年的双城记结构转化成了中西人物命运的交错模式，其视野更为宽阔与强大。对此，学者朱寿桐认为：“小说中的三个男人和一位女性的人物设定，把中国和美国，战争与和平，人的生死奋斗、受辱与复仇，跟和平年代的享乐与承受，透过这个结构都表现和对比出来了。”

精品的定位

如果说张翎当年的名作《余震》让人在大灾难后心肺再次颤抖，那么《劳燕》的故事就是让人在大战争后灵魂再次洗礼。

小说《劳燕》的好看，还在于张翎一直坚持的诗意抒情传统。可喜的是，《劳燕》的语言比张翎以往的小说显得更为节制和精致。既有张爱玲式的敏感犀利，又有张翎自己所特有的含蓄温婉。正是她的精妙语系缔造了小说中一个一个经典般的细节，让这部小说拥有了史诗般的精品气质和气韵，其语言的美感让读者欲罢不能。

今天的张翎，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眼里的世界”，而且也是“世界眼里的中国”，是人类共同命运的交响。在今天的文学时代，纯粹的乡土已经不可能了，不断在飞越自己的张翎，她的创作方向必然是在探索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尤其是她渴望回到那些大历史时代的转折关头，去探讨和深究所谓纪念碑上和史书上没有记载过的名字，去发现人性与命运相纠缠的轨迹，这是她的文学企图，也是她正在达成的目标。

（作者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