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出生于1930年2月，一米八的大个，又黑又瘦，大脚板，手指关节粗糙，手掌像砂纸，硌人。经年不变的发型是光头，为省钱，都是他自己对着镜子剃成的葫芦瓢。修了一辈子地球，当了一辈子农民。60岁以前，父亲出过最远的门是进钟祥县城。而且，二十多里进城路，完全是靠双腿丈量的。谁让他既不会骑自行车，坐车又晕车呢！再说，以我对他的了解，既便不晕车，他也不会坐公汽。因为他怕花钱，晕车正好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借口。用他的话说，力气是用不完的，累了，睡一觉，又浑身是劲；而钱，花了就没了，睡两天也不会睁开眼就有。

这样小气而又上不得台面的父亲，居然在花甲之年后，受伯父之邀，出了一趟远门。父亲回来后，我问他：“还晕车啵？”父亲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说：“怎么不晕！不过，晕我也喜欢啊！”我撇撇嘴说：“你不花钱，当然喜欢啦。这回，你坐了火车又坐飞机，都啥感受？”

父亲浑浊的双眼顿时光亮起来，声音也高亢了许多：“从钟祥到荆门，你表哥用小车子送的站。我以为小车子比大客车稳当哩！哪晓得小车子竟然像个乌龟壳子一样，贴着路面跑的，我更晕，百把里路，下来吐了三回，歇了三回。坐上绿皮火车，我心想，火车平稳，该不会晕的。哪晓得火车一跑哐当当，我还是晕！火车上坐的人，左看像干部，右看像干部，我想吐又不敢吐，忍在喉咙里坐卧不宁。对面铺位的一个年轻姑娘看我满头大汗，脸色苍白，问明情况，连忙递给我一个塑料小桶，叫我吐在桶里。我对着桶，吐了个痛快，吐完了，也舒坦多了。为了不让左邻右铺的旅客看着厌烦，我赶紧蒙头睡觉。这一觉一睡就到了北京城。”

父亲停了停，喝了口水，润了一下嗓子，继续兴致勃勃地分享着他的第一次远行：“在北京站，你伯父的老三接的我。北京火车站真大啊！人真多啊！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头，比赶庙会的人都多。我迷迷糊糊地紧跟在老三后面，唯恐走丢了。出了火车站，老三把我领到一辆小汽车跟前，打开车门，又要让我坐车。我皱着眉问老三，北京站不是在你们北京人的家门口吗！怎么还要坐小汽车？老三笑了，他说北京是首都，方圆好几百里，开车都要三个多小时才能到他家哩！乖乖，北京咋就那么大哩！我坐在小汽车上往外看，满眼的车，满眼的楼，硬是让我忘记了晕车。”

我笑着对父亲说：“车速的快慢与晕车也有关。”父亲频频点头，颇为骄傲地说：“是的，是的。老三心细，车开得慢，开得稳。而且，得知我晕车，还专门给我买的飞机票，让我从北京飞到长春你伯父那里的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黄土地上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农民，也能坐飞机！我以为飞机是专门给国家干部坐的哩。”讲到这里，父亲难为情地笑了，额头的皱纹挤成了一堆，我着急地问：“坐飞机肯定不晕吧？”

父亲靠在椅背上，点上支烟，猛吸了两口，很享受地吐出大团乳白的烟雾，古铜色的脸在烟雾的萦绕下，安宁而祥和。一支烟吸完，父亲的双颊微微泛红，眼睛也亮堂了，有些懊恼地说：“真是什么人什么命，飞机咱也‘水土不服’啊！上飞机前，看飞机像只大鸟停在飞机场，我心想，这回肯定不会晕，要不飞机票花那么多钱，多冤啦。谁知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的心也跟着猛往上一揪，头一晕，眼一黑，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好在飞机上时间很短，我千忍万忍，只吐了一回。下了飞机，双脚踩在地上，心里那个踏实，那个畅快，真好啊！看来，咱农民天生就是属‘土’的，沾土就心安。”

听父亲讲完他的远行经历，我有些失望地说：“看来，您这是花钱买罪受啊！”话音刚落，父亲瞪着眼，梗着脖子嚷嚷：“话不能这样说！有多少像我这个年纪的农民活一辈子，连县城都没进过。一是怕闲花钱，二是怕耽误庄稼活，再就是城里的厕所不好找，憋尿比口渴都难受。我也是跟别人一样的农民，要不是你伯父安排的周全，一路有人接送，我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能跑那么远！坐过小汽车，坐过火车，坐过地铁，坐过飞机……我还去看了北京城里过去皇帝住的地方，还看到了伟大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躺在那个玻璃罩子里面，还跟活着时一样样的……孩子啊，我觉得出去见了这一回世面，是我这一辈子的福气，现在死都划得来啊！”父亲说着说着，声音哽咽，眼里泪光闪闪。

我鼻头一酸，心里嗔怪：我的土包子父亲啊，您出去旅游一次就幸福得要死要活的，别个有钱的人漂洋过海，周游世界，那该是何等的享受，何等的福气呢？每每想起父亲的这次远行，我的心都疼痛地揪成一团。因为，这是我的农民父亲有生之年的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而这仅有的一次，也让父亲在同龄人跟前，足足回味显摆了十多年，最终带着同龄人的羡慕和向往，在78岁那年走了。现在，父亲在天堂，大概不晕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