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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杰主编的四卷本《诗遇三沙》（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收录700多首诗作，主要选自《诗刊》“我为三沙写首诗”征文活动中收到的6000多位诗人所创作的5万多首作品，也包括一些诗人在永兴岛上创作的优秀诗歌作品。

谈《诗遇三沙》，不得不谈汉诗的“疆域”。这里所说的汉诗的“疆域”概念是指有杰出的汉诗立碑于其上的基于文化意义上的诗歌地理。正如领土有其版图，诗歌也有其疆域。国家对领土的管辖要依靠法理的承认，人民对国土的感情则系于比法律更深刻、坚韧也更有温度的文化记忆。诗歌就是最重要的文化印记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概念并没有被大范围地传播以及广泛地接受，比“中国”更重要的地域概念是“中原”。历史上常言“逐鹿中原”，这所共逐之“鹿”既是中华文明之根，也是汉诗“疆域”的源头与中心。从《诗经》的“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到嵇康的“凌厉中原，顾盻生姿”；从李白的“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到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是历代诗人的吟诵让华夏子孙永远心系中原这片沃土。

随着中国版图的演变，汉诗的疆域也逐步拓展到三秦、齐鲁、燕赵、吴越、荆楚、巴蜀、边塞等地。“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这些灿若云霞的诗歌为每一块土地注入了血气和性格。这些诗篇在一方水土上扎根，是祖先为我们布下的百万雄兵。牵动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立志增添它的美丽，保卫它的安全。

近代以来，尤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趋于稳定、军事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尤其得益于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的繁荣、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当边疆已不再是苦寒之地，当云南、甘肃等地的本土诗人陆续崛起，并成为备受关注的诗歌现象，当越来越多的优秀诗人来到边疆，留下它们优美的诗篇。我们知道，不仅民族在振兴，汉诗也在丰富它的羽翼、拓展它的疆域。例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雷平阳的《云南记》、朱零的《在云南看云》、王单单的《晚安镇雄》，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对云南有了丰富的记忆。

而这一次，汉诗将它的疆域拓展到了祖国的南海，美丽的三沙。年轻的三沙市政府不仅在这里建立了机场、码头，更发出一封热情的邀约，邀请祖国各地的诗人们在这里种下诗篇。当我阅读《诗遇三沙》丛书，我发现它为汉语诗歌注入的是极为丰富的海洋意象，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关三沙和南海的印象：比如物产之丰富，“形如金字塔的马蹄螺/身上布满了孔雀斑点的孔雀颈鳍鱼”（娜夜《我有一张飞三沙的机票》）；比如南海之深邃，“一个国家倘若哭泣，泪水和盐，/需要庞大的根”（大解《大海》）；比如英雄人物，“庄严地立一面碑，并用这面碑告诉/千秋万代：这里是我们的/中国的”（刘立云《一个人和一面碑》）；比如海洋情结，“我想代替不能到达这里的人，代替家乡的长江/问候它，一瞬间，我的嗓音有点沙哑/遥远的人群和河流都拥挤在我的嗓子上”（李元胜《三沙札记》）；比如祖国在此，“祖国在此，有了颜色，气味，形状和声音/蓝色的系着白浪花飘带的祖国/贵重的被波浪簇拥的乡土”（李琦《南海群岛》）……

我不禁怀想唐朝，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盛况空前，唐人诗作中存在的大量对于海洋的描述。唐诗中的海洋意象既是唐诗中“盛唐气象”的表现，也是唐朝国力强盛的体现，也是唐人自信、开放心态的象征。今天，我欣喜地看到诗人们汇聚在三沙，海上丝绸之路最大的中转站。在唐代诗人的肩膀上，继续拓展汉诗的疆域，继续书写21世纪的海洋之歌、海洋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