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专业从事儿童文学研究20余年，为我国当前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重要的新生代力量。

行 超：随着曹文轩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呈现井喷式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利芳：与儿童文学创作及出版的繁荣发展现状相比，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状况的确不尽如人意，体系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跟进与突破不够，批评的跟踪、分析总结、价值评判与引领作用发挥得不及时、不充分，积极的、活跃的理论批评研究生态没有确立起来，不能全面深入地满足繁荣的文学态势提出的各种要求。儿童文学界对此的忧虑与呼唤已有多时，亟待获得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抛开这种面上的一般印象，如果去系统梳理、深入研究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取得的成果，又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因为这样的判定可能是不严谨不全面的。我们对新时期、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成绩的总结与研究一直不够，对理论批评成果的彰显、运用不重视，对大量散见的理论批评成果没有做过全面的清理、细读与分析，进而也就不能以问题意识统领剖析理论现象，集萃性地概括与呈现理论建设的具体业绩。特别是，我们没有素描出学人肖像与重要成果肖像，具体勾勒出理论发展的现状，它可汲取、发扬、传承的思想与精神资源。这些都是影响我们作出不全面判断的根本原因。

而实际上，仅新世纪以来，从2000-2006年，儿童文学论著就有110种，发表研究论文与批评文章等约3800篇。我的一个硕士生曾初步统计，从1999年到2011年，以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有88篇。我们对儿童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现在的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等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做。我们这一代年轻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成绩，但目前看更要担当起重任。之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我国现代发生期的儿童文学学科史有过研究成果，就是《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这几年我在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正在完善《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家个案研究》。这项研究就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重要学人开展的个案式的独立研究，分别去归纳他们个体的学术旨趣、思想脉络、研究视野与方法、具体成绩与贡献，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对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成就一个角度的学术图景绘制，以促进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反思与本土化认同。对儿童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我会带领着我的学生持续进行的。儿童文学界在这方面所做的基础研究工作有助于我们学科“体系”面貌的明晰，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行 超：您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队伍中应该算是青年学者。您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评论队伍建设的现状如何？

李利芳：是的，目前我们这一批青年学者都处于这个年龄段。今年1月，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中国儿童文学第五代学者论坛”，会议主题是“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课题”。这次会议将我们这一代学者推向了学术前台，寄寓着第四代学者对我们殷切的学术期望与成长关怀。我觉得大会主题特别好，“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课题”正好映合了十九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判断。所以，我们这一代学者在新时代一定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目前看，当下构成儿童文学评论队伍的力量是综合多元的，势头比较好。有儿童文学界的资深学者、作家、出版人，他们一直在辛勤耕耘，面向动态发展的儿童文学现象发言评论，这是儿童文学界最好的传统，儿童文学文类的特殊性就是让从业者可以一直保持旺盛的激情与活力。更有年轻一代学者、评论家、作家、编辑、出版人的参与，这一批力量愈来愈发挥重要作用。儿童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跨学科属性，它较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更加突出了多学科交叉共融的特点，在最显性的层面上，它与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艺术学等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更别说在更深层面与认知科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更多学科的关联。所以这就导致儿童文学评论队伍人员身份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评论人员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使儿童文学评论阵地呈现出开放性与包容性，获得了更广泛层面的关注，充实了队伍力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儿童阅读推广的不断深入，更多评论力量进驻这个领域；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评论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问题，存在着加强评论的学术性、学理性、价值导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从专业化建设的路径看，目前对青年一代学者的队伍集结还有很大空间，我们有一批新世纪以来培养的儿童文学博士，需要有更积极、活跃的平台凝聚这批人员的力量，以更好加强评论队伍建设。

行 超：近年来，您的研究目光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儿童文学研究。这一区域并不是传统的中国儿童文学重镇，很多情况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西部的儿童文学发展现状？

李利芳：2008年我获得了一项国家社科项目，题为《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研究》，2013年，我出版了《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我在研究中界定的“中国西部儿童文学”是指发生发展于中国西部大地上的儿童文学活动。“中国西部”指云南、广西、贵州、西藏、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等12个省区市。作为文学现象关注的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主要强调作家的“西部”身份及其对该身份所持有的文化自觉。

在儿童文学界有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地域发展是不平衡的。与东部相比，西部儿童文学整体上处于欠发达的位置。在整个西部地区内部，其发展状况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西南地区发展较为充分，而西北地区则薄弱一些。西部儿童文学的一些代表作家在全国很有影响力，如云南的普飞、吴然、乔传藻、沈石溪，四川的刘兴诗、邱易东、杨红樱、李开杰、马及时，重庆的张继楼、蒲华清、谭小乔、钟代华，陕西的李凤杰、王宜振、安武林，甘肃的赵燕翼、汪晓军、高凯等。新生代西部儿童文学作家成长形势喜人，如云南的余雷、汤萍、刘珈辰，广西的王勇英，重庆的李姗姗，四川的麦子，宁夏的赵华，陕西的吴梦川、王晓一，甘肃的张琳、刘虎、赵剑云，新疆的刘乃亭，内蒙古的韩静慧等。在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18位获奖作家中，麦子、王林柏、赵华3位来自西部。虽然整体比例低了一些，但还是代表了西部儿童文学的希望。而且有趣的是，18部作品中有2部是科幻文学，这2部全部由西部作家创作，就是王林柏的《拯救天才》和赵华的《大漠寻星人》。西部儿童文学在文体发展上很有特色，各文体呈现有机、均衡、不偏废的状态，在每一文体类型上都体现出了艺术高度的攀爬，形成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这一现象很耐人寻味。

中国西部儿童文学是西部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关注西部儿童生存状况，凸显西部儿童文化多样性的关键形式，是凝练、再现、利用西部自然、历史、文化、精神生态资源的重要艺术途径之一。我的西部儿童文学研究立足“西部”与“童年”的诗学关联而生成，致力于对西部儿童文学发展状况作全局透视与整体把握，系统研究西部儿童文学的生态资源，厘清“西部儿童文学”中的“西部精神”，研究支撑西部儿童文学实践的文学思想资源，对“西部与儿童”、“西部与童年想象”、“西部土地伦理与儿童文学”等命题作哲理性思辨研究，试图建构出儿童文学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视窗。这一成果也正在完善中。“一带一路”建设为西部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它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行 超：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近20年，可以说经历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起伏过程，可否从您的观察出发，简单阐述一下这20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概况？

李利芳：我是从1995年的冬季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的，那时我是一个大四本科毕业生，在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很偶然地与儿童文学相遇，很快接触到我国儿童文学研究最前沿的状况，开始关注阅读王泉根、吴其南、孙建江、班马、汤锐、方卫平这一代学者的著述，了解到儿童文学自新时期以来的发展思潮、重要作家作品，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做的就是新时期以来的童话研究。我是直接在第四代学人的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我感念这种学术哺育，所以现在致力于对他们的系统研究。

从我个人进入我国儿童文学领域20多年的体会感受看，我国儿童文学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经历了三个各具时代特征、又内在紧密关联的发展阶段，80年代主要指向价值观念的重建、变革，找回“儿童文学”自己，并确立崭新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因此，这一时期美学探索多，创作思潮特征鲜明、新貌迭出，理论批评语境活跃、话语丰富，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探索为当下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90年代儿童文学的主音是积聚与沉潜，属于过渡中的发展，既承接80年代的喧哗与躁动，又酝酿新世纪市场化背景下的新图。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内涵被打开，特别在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与多媒体电子语境开始冲击创作与出版生态。90年代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成果收获的重要时期，现在看，一些体系性的、奠基性的理论成果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且对很多基础理论命题的研究至今都没有超越那一时期；新世纪以后的儿童文学进入它的“文化适应期”，走出了“儿童文学”内部的圈子，面向更开阔广袤的社会空间。2006年，朱自强基于对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走向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分化”一词来试图厘清一些儿童文学重要动向的“内在关联”，后来他成文系统表达了“分化期”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主要受消费文化影响深刻，文学思想与价值观念趋于多元，评价混乱，价值标准模糊。但儿童文学市场旺盛，儿童文学真正普及于儿童读者群中。

行 超：您曾多次参加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议，对国内外儿童文学研究现状都有所研究。在您看来，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在当下是否存在差距？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有什么优势和缺陷？

李利芳：从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研究开始，我们的研究走的就是一条本土化发展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既包含对世界范围内先进观念的吸收，更有基于自身具体社会发展阶段与文化传统而建设的问题视阈与价值观念。客观地说，这百年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还是为世界儿童文学贡献了中国智慧。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当下的确我们还没有全面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话语中心，可能也有语言问题带来的障碍，但主要的问题可能还在于理论思想、方法论、学术视野等方面的局限，我们还没有到达世界儿童文学的学术前沿。近些年来，儿童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取得了一些成绩，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本人也与世界著名儿童文学学者约翰·史蒂芬斯有深入合作，参与他主编的《劳特利奇国际儿童文学指南》已于近日出版，谈凤霞、侯颖的论文也在其中。

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优势可能就在于我们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面对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对如此众多的儿童存在，立足解决中国的童年问题为世界贡献智慧，建立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这样的优势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行 超：您多年在高校工作，教授儿童文学相关课程，对于当下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李利芳：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步，突出表现在人才培养上。现在活跃在学界的第五代儿童文学学者，都是近十余年来培养的儿童文学博士，已经成长为学科的骨干队伍，承担起儿童文学博士培养的重任。儿童文学学科点的地域辐射面逐渐扩大，逐步有新增的博士培养单位，趋势还是很好的。

但是与主流文学学科相比，不得不承认，社会、学界、高校对儿童文学学科的认知还是有限的，儿童文学学科在高校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不受重视。成规模、成体系的学科建设只集中在个别高校。在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我建议要将儿童文学学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可以给予特殊扶持，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将建设目标定得更高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