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同龄人中，艾玛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但事实上，她的小说艺术相当成熟，思想也很有深度，绝对是“70后”小说家中的佼佼者。她新近出版的《四季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

《四季录》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曲折的叙事方式。追求叙事的多层次和繁杂是艾玛几乎所有小说的共同特点，《四季录》也不例外。小说采用了网式的叙事结构，以一个事件为基点铺陈开多个故事，这些故事既与中心事件密切关联，却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少年袁宝蒙冤的杀人案是作品的中心事件，同时作品至少还讲述了三个故事：真正杀人者王小金的故事，袁宝的街邻范小鲤的故事，以及袁宝肾脏移植者木莲和丈夫罗浩一家的故事，特别是木莲和罗浩的故事占据了作品的最大篇幅，甚至远比袁宝蒙冤案件叙述详细，而且占据整部作品的开端和结束位置。这些故事相互关联，形成了一种互文式的关系，它们有共同的基本指向，却又有丰富的逸出，或对比、或照应和辅助，从而使作品的内涵特别饱满而丰盈；其次，它在叙事时间上设置了很强的距离感。如果说网式结构使作品呈现了空间上的立体性，那么，作品的时间安排就加强了作品的悬念色彩。小说的故事时间长达近20年，却只择取了不同年代的4个时间段来展开叙述。而且，它采用倒叙的方式讲述故事，将有限视角和全知视角交叉应用，故事的真实面貌和前因后果被隐藏在各个时间段背后若隐若现，只抽丝剥茧一样有限地次第展开，从而有效地延宕了故事的节奏，也很好地营造出故事的悬疑性。这种时空交错的曲折叙述方式，在内在本质上与生活本身的复杂幽深高度吻合，从表面上看，它让读者进入故事似乎较为缓慢，但一旦进入，就会充分体会其魅力，强烈吸引读者去了解故事真相，思考不同故事之间的最终交汇点——也就是作品基本的意义所在。

《四季录》的叙事精当，但是它如果只是停留在此的话，还不能算是一部好小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在叙事背后更传达出深刻而颇具个人色彩的思想，而我以为，当前文学最普遍匮乏，也是限制许多作家创作突破的重要瓶颈，就是深刻的思想。正如作品没有对作为中心事件的杀人案多加描述，它的主旨也绝不是一个悬疑案件，它所探求的是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或者说是在表达对生命伦理的深切关怀。

首先，也是最醒目的思想是对生命的悲悯态度。作品最核心故事中的袁宝原本是一个善良少年，却被莫名卷入一宗杀人案，受冤屈而死，多年以后真相似乎呈现有望，最终却还是无法昭雪。作品以同情和悲悯的笔触，展示了袁宝的善良和无辜，以及他整个家庭受到的巨大伤害。但作品的主旨不限于同情，同时更展现了对生命脆弱和命运无常的悲悯——袁宝的死固然缘于偶然事件，但却又似乎有宿命在决定着他的一生。而除了袁宝之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命运之网中，被不可捉摸的偶然性所左右。这一点，就像作品结尾处丽兹讲述的一段惊险经历，她和他男友的生命竟然被悬系在一次寻找钥匙的偶然当中，如果他们没有找到钥匙，也许早就命丧他乡了。作品表现的这种难以逆料的宿命色彩，以及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与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叹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作品强烈的生命悲悯意识。

其次，作品充分展示了一些生命伦理问题，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怀。这主要通过木莲的故事展现出来。她是一个善良但不无软弱的女性，她罹病之后所感受到的孤独感，以及表现出对弱小者的强烈同情、对女儿成长生命的遗憾、对为她提供肾源者的关注，都有生命伦理问题存在，也时刻传达出作者的生命关怀。在一定意义上，木莲身上所蕴含的生命伦理更具有普遍意识。因为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如同木莲一样的生命困境中，她的卑微、脆弱和矛盾既是个人的，也是所有人的。

这其中还包括对复杂人性的揭示。人性也是生命伦理中的一部分，或者说，人性与生命状态不可分割。比如木莲与罗浩之间的感情，如果正常，他们的生活会平淡、幸福，但是在木莲罹病并陷入对肾源问题危机的背景下，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人性也得以更充分地展现。我们不能说他们谁的人性伪劣，甚至可以说都属于善良一类人，只能说在更复杂的生活处境下，他们无法抗拒生命所带来的困境和尴尬，人性的幽微处也显露无遗。同样，作品对杀人凶手王小金也没有做简单和皮相化处理，在展示其冷酷无情的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恶的某些面貌，以及恶与生存的关系。

生命伦理本身非常复杂，作品的叙事艺术就与之达到了相当的和谐。在曲折的故事中，理性与感性、冷静与温情互相交织在一起，微妙的人物感情得以细致地描摹，命运的无常和个人的无助渗透于所有角落。很难说《四季录》究竟表达了什么非常明确的观点，更没有提供清晰的答案，但整部作品确实氤氲着强烈的生命伦理气息，对生命的慨叹、悲悯和关切，让人不觉为其所打动，并激发出对生命的思考。这一点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对犯罪细节不厌其烦的纠结、对心理活动沉重而细微的刻画，穿透了人性的每一丝纤维，也刺激着读者的每一根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