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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特朗布雷《孪生》:舞台也可以讲出真相

来源:文艺报 | 潘一禾  2017年11月24日06:51

拉里·特朗布雷

面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困境,比如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比如恐怖组织仍在嚣张和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经常发生,普通人能做什么?艺术和艺术家又能做什么?加拿大资深戏剧家拉里·特朗布雷创作的小说《孪生》直面了这一问题,并奉献出了精彩回答:我们可以发出理性和正义之声,我们可以用灵魂唤醒灵魂,我们可以让揭示真相和互相启发思考成为人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的文明事业。正像经历了世界大战创痛的海明威曾说的: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2013年小说《孪生》在加拿大出版,至今已获得多个国家的15个奖项,并已改编成戏剧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巡演,电影界也已经在酝酿和筹拍之中。小说的故事体现出鲜明的戏剧色彩,文本的三个部分仿佛是三幕剧,分别讲述一个男孩阿米德生命中的三个阶段:经历恐惧、竭力挣扎和带着勇气成熟。小说的开头是从“山那边”飞来—颗炮弹,炸死了男孩阿米德的爷爷奶奶。来自邻村的首领胁迫阿米德的父亲在9岁的阿米德和双胞胎兄弟阿齐兹中选一个充当人肉炸弹,到山那边进行报复。请不要以为故事的背景是“巴以冲突”、“叙利亚内乱”或“也门武装向沙特宣战”,如该书译者在后记中所说:作者没有明确告诉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却又让我们十分清楚地感觉哪儿是类似事件的高发地带,“就是为了强调这类悲剧的长期性和广泛性”。

小说用极简的笔墨写出了各种普通人的善良,如阿米德的爷爷奶奶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但也亲手创造奇迹:让只有石头和沙子的地方长出了柑橘树;如父亲祖哈尔觉得,邻居马纳哈的老婆在生孩子时死了,“他都不惜牺牲自己的独生子”,自己也不能不献上一个最宝贵的亲生子;如母亲塔玛拉虽然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心如刀绞,但仍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做出牺牲”。最让人心碎的情节就是年仅9岁、已被查出患有重病的弟弟阿齐兹敢于为挽救哥哥生命和家庭而毅然赴死。

相比之下,外来的“重要人物”苏拉耶则在以善的名义不断实施恐怖的欺骗和权力控制。小说写出他如何擅长词藻华丽的煽动和诱导,也揭露了他如何一再地对“山那边”的族群进行“非人化”描述:“因为有穿着衣服的狗,我们的敌人是一些穿着衣服的狗,他们包围了我们。”“我们的敌人每一天都在蚕食我们祖宗的土地。那是些耗子!”小说后来写道,山那边没有什么强大的武装,有的只是难民营,小阿齐兹最终被苏拉耶手下完全控制后,不知如何完成的人肉炸弹计划,炸死的是另一个方向的一大群正在放风筝的孩子。

作者在作品中清楚交代了各种戏剧性的内在冲突,父亲担心弟弟的身体根本吃不消残酷的人体炸弹训练,更担心献上病儿是对上帝不诚实的表现,会影响亲人在另一个世界的无限人生;而母亲却基于强大的现实理性,悄悄忍痛调换了两个孩子。最终哥哥阿米德在弟弟走后忧郁成疾,在良知的引导下,向众人承认“调包”,从而让家族蒙受奇耻大辱。最后,他们家和国家的“叛徒”姨妈和她“该死的”移民国,成了阿米德惟一可以去继续求生的人间。

虽然曲折的情节都集中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但内核却在小说的后两幕。和平国家的戏剧老师迈克尔正在为学生的四年学习汇报演出编排一出戏。已经是20岁大学生的阿米德要扮演一场恐怖灭门杀戮的最后被灭者索尼。戏中,索尼7岁,已经眼睁睁看着父母被野蛮地杀害:敌人砍掉了父亲的双手,然后把他一枪打死,之后又强奸了母亲,把她折磨致死。士兵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厌恶,犹豫着要不要干掉索尼,因为索尼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戏的最后,士兵要索尼提供不杀他的理由,否则也将遭遇跟父母同样的下场。索尼一直不开口。戏外,阿米德突然不愿意演了,因为迈克尔老师也未能完成剧本。

小说不忘提醒读者,这些发达国家学习戏剧的大学生们最关心的不过是就业和个人前景。迈克尔很清楚,几个月后,这些年轻的专业演员将去寻找观众,开创职业生涯。他们会接啤酒或洗发水广告、电视连续剧中的小角色,也可能是剧场周边饭馆里的服务员,只有最幸运和最有才的才会被当红导演看中扮演主角。在这些大学生中,只有来自“失败国家”的阿米德,是一直不知怎样开口的少数或另类。

于是,戏剧导师迈克尔坐在沙子上,被黑暗所吞没,那个雇佣兵形象萦绕在他脑海中。他写这个剧本不仅是想让学生们思考些什么,也向自己提出问题:恶究竟是什么?指责犯下战争罪行的人是杀人犯,是残忍的野兽,这太容易了,尤其对那些远离这些冲突环境的评判者来说,冲突的根源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换做每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你又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和其他几百万人一样,为了捍卫一个主张、一小片领土、一条边境线、一点石油去杀人放火?在某种情况下,你是否也会滥杀无辜,杀死妇女和儿童?或者,你是否有勇气冒着生命危险,拒不服从命令,拒绝用冲锋枪去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个发达国家或西方国家的“老师”只能向他的学生承认,“你说得对,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着胆子写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剧本,但我完全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在师生一番坦诚对话后,获得更多真相和更多鼓励的学生阿米德,帮助导师写出以下台词:

听着,当兵的,我叫索尼,今年7岁……听着,当兵的,我叫阿齐兹,今年9岁……听着,当兵的,我叫阿米德,今年20岁。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别的名字、别的年龄,多得很……听着,当兵的,即使在我目前所处的艰难环境中,我也还能思考。你对我说,如果我能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你放过我,如果我能用一个故事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摆脱仇恨,你就留下我的命。我不相信你,你不需要别人给你讲故事,更不需要理由就能把我当一只狗一样打死……不,你不需要理由或仅仅需要理由才能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别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已经在身上的东西。我是谁,我凭什么要代你来思考?我的衣服也很破、很脏,我的心也像卵石一样破碎了。我泪流满面,泪水撕裂了我的面孔。但正如你听见的那样,我的声音很平静。不仅如此,我的声音还很平和。我用我嘴里的和平跟你说话,我用我词汇中和句子中的和平跟你说话。我用7岁、9岁、20岁和1000岁的声音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

拉里·特朗布雷在书中说:“舞台的那张大嘴,它可以撒谎,也可以讲出真相。”在今天,文学艺术可以游戏可以消费,也可以如罗素所说:通过欣赏的乐趣把我们引到思考中去,在思辨中再得到更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