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简政珍的诗话，确实有一种思想交锋后的意会之感。这种感觉不是碎片化的灵光一闪，或追求快感的只言片语，它们像其诗论文章一样，智性、鲜活，可辨识度很高。‘

现代诗话到底要写什么？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何种审美？心灵鸡汤式的格言警句，定与严肃的诗话写作有别。在目前体系化的学术规训中，诗话作为诗歌与理论的中间物，更像是一道稀缺的符咒，貌似过渡性文字，然而，这种文体又有着极强的主体意识，独立，生动，且不乏思辨的精彩。看似很简单的文字，实则最难写，不比长篇大论或高头讲章，也不比诗歌的跳跃与陌生，它必须介入诗与论，恰如其分地出示语言思考和诗意探索的智慧。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阅读简政珍的诗话，确实有一种思想交锋后的意会之感。这种感觉不是碎片化的灵光一闪，或追求快感的只言片语，它们像其诗论文章一样，智性、鲜活，可辨识度很高。读其诗话之前，我曾学习过简政珍不少诗论，他有着台湾地区学者的严谨，善于从形式出发来探讨问题，实为专业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能够更深入地和诗歌进行对话，而非想当然地下评判或作盲目的冒险。因此，简政珍的诗话既有技艺的锤炼，又不乏深厚的人文情怀，他这些精短的文字，在异质性转换中带着解析诗歌的普适性美学。

诗话集何以题为“苦涩的笑声”？这不是一个隐喻，它是对当下的命名。简政珍的诗话不仅针对诗歌发言，他更是在面向现实提供自己的认知和观念。“面对这个时代，有生命感的诗人经常会发出苦涩的笑声。”他开篇即言诗歌在当下的处境，这样，他也由此为诗话集奠定了一个基调：既是笑声，却又是苦涩的，这种悖论正是诗人所身处的现实。“这不是诗的时代，但是是最适合写诗的时代。以如此谬误的人生造就斐然的诗作，诗人是该哭？还是该笑？当他的诗作触及哭笑不得的情境，他已经是一个当代性诗人。”处处皆悖论，但悖论有时就是诗的真相。深入到语言的内部，我们会发现，一些貌似恒定的价值，在诗的真理面前可能皆是表演。诗人内心的悲欢离合，在对人生的洞察和扬弃中，都化作了诗的一部分，被建构、被定格，最终成为诗人自我经验的诗意投射。

在《苦涩的笑声》中，简政珍很大程度上是在挖掘诗人与诗歌之关系的内核。他以诗歌写作的体验进入自己的文字世界，最后却要以更理性的言辞来表达在诗歌阅读中的感受，这实践与批评的双重体验，又让他找到了走心的切入角度，也就是说，他必须将自己置于一个适当的位置，否则，就很难以个人经验来对接普遍的审美。简政珍有内心的标准，他以自己作为参照，这是一个标高，惟此，其思索就不会太偏离常道。毕竟，他的论断是针对多数诗人和读者，而非封闭的独白。他那些直抵诗之本质的言说，并不是完全依靠冥想得之，很大程度上乃经验之谈。对经验的理性转化，在学识、修养与专业性上，当是一个更大的考验，简政珍所做的，就是朴素地面对诗歌和自我进行对话，得此前提，他才没有像很多诗人那样作天马行空的妄想，而是在自己拟定的体系里设问，然后一一给出答案。

当我们读到简政珍这些带着体温的诗学文字，也是在经历一场诗与思的旅程。诗人何以写诗？诗与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意象如何经营？我们怎样阅读诗歌？又如何阐释诗歌？在诗与思之中，他试图指出探索的路径。当然，这些文字不一定都是板上钉钉的结论（诗话貌似很多时候就是在下结论），有时甚至就是一些没有结论的困惑，它们被提出并悬置于文字中，以留给我们更大的思考空间。正如有人说，“诗人必须拥有其写作空间才能叫作诗人，而写作的空间是写出来的。”这一语道破了多少诗人在写与不写之间的两难，写才是硬道理，如果只是有想法，不诉诸文字，终究不过是空想而已。简政珍就是在这种不下结论的言说中留下了更多可让我们自由填充的空间。“写诗是一种对自我的交代，对自我心中萦绕不去的脸孔或情景但又深觉束手无策的一种平衡。”此话虽有点绕，但他出示的仍然是诗歌写作的矛盾，诗人写诗或许就是在平衡这些不断被解决又不断出现的矛盾。循环往复的过程，对于诗人来说就是一次次挑战，而对于诗评家来说，这经验的叠加正是对诗之多种美学可能性的积累。我们要以这种积累所构成的写作伦理，来与诗的实践形成互动，这当是诗与思在诗话中所体现的境界。

为此，我能理解简政珍提出的一个观点：“作为一个诗人注定是场悲剧，面对现实却无力改变现实。纸上的风云毕竟不是现实的风暴。诗所能引起的回响只限于极少数的读者。”这又是一场近乎悖论的言说，他将诗的宿命性完全撕开，悲剧的展开和呈现，又是诗不可规避的结局。诗的“无用”是至为彻底的悖论，而诗人何以偏偏要去写？这如同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他只是在完成那个悲剧诞生的过程，或许诗的价值就在于诗人写作的过程本身？它何以有如此吸引力让人前赴后继？这里面所隐藏的理由，诗人自己可能都说不清楚，但这些无法言说的秘密，并不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投入诗的怀抱。“假如诗是人的作品，撇开人生，诗人所为何事？若诗用以游戏，社会无处不在游戏，何必有诗？”困惑乃诗人写作的动力，他们可能不是要解决什么社会大问题，也许他们就是在解决内心的冲突，或者说寻找自身的意义，并由此去追寻潜隐其中的神秘感，那就是美学，就是诗意。

无论一个人写诗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总是要为此找到精神的支点，这个支点的高低决定了有些人不仅要写诗，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将诗写好。这其实让问题深化了，简政珍所做的，也正是一步步探究下去，由写的最初层次到如何写好，这种跨越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写诗是诗人对人生的阅读与诠释。诗因此要有生命感。”生命诗学是简政珍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的命题。《苦涩的笑声》这部诗话集，正是他这种生命诗学观的理性演绎，他没有将自己的观念变成固化的知识，相反让其处于动态和可拓展的语境中。这样，他对于诗歌的言说本身会变得丰富。一旦直指本质，很多问题可能会是另一番真相：“人只有把痛苦视为一种必然，人才能伴随生命起伏的节奏。诗人充分体会到与生俱来的痛苦，他的诗因此富于生命的厚度。”我甚至觉得，这不是在给诗人指引写作的道路，而是在为诗歌写作确立一种品格，一种高度。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获得感同身受的共鸣，这种精神自觉就会成为写作的某种思想内面。

当我们将检验别人的标准拿来检验自己时，是否会有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嫌疑？这样的检视还能否继续下去？诗人兼批评家有时就会面临如此困境，我们怎样回到起点来评判自己？这难免让人感觉棘手。简政珍在诗话集中时时都会面对这样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旦显出自我的内在性，它就必须上升到一个常识的高度，或者说让话题返回到常识层面。他以生命诗学贯穿思考和写作时，所有命题都会在这样一个核心范畴内展开，不管是写作技巧，还是主题内容，都于此获得了相应的置换和检验。“语言对真正的诗人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写诗是诗人和语言的对话与互动。”语言是诗歌之本，但它不是最终目的，它是联结人生与言说的中介，诗人就是以自己的表达去观照和对话，方才更接近诗的本真之意。简政珍力图解析出诗歌写作的幽暗性，这种幽暗里就潜藏着诗意的复杂和难度，而他就是去还原它们内在的力量与精彩的瞬间。

如果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能够从头说起，但在吉光片羽的诗话中，似乎每一处都是开始，我们可以选择从任何一段读下去，也即是说，诗话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球形话题。作者的言说不循规蹈矩，我们的阅读也轻松自如，然而，对于简政珍诗话的阅读，肯定不是一次性消费，他的言说拒绝快餐化。那些带着深度思索的文字，都有着持续创造的可解读性，就像他通过解读诗作，也能给我们呈现多侧面的趣味。在诗话集中，他既提供世界观，对诗歌作价值判断，也提供方法论，由文本抵达审美。他说：“歧义可能是一种美德。”这看似在为诗歌辩护，又何尝不是在为诗歌的多元理解提供理论支撑呢？他一直在打破与诗有关的二元对立格局，无论是写作上的，还是批评上的，他试图建构的就是更为丰富的言说空间。这种建构性的言说里，又不时流露出批判性和历史感，他一方面针对诗人的写作，另一方面也面向自我的批评，于是，这样的审视和反省才让那些文字更具说服力，也更让人有信任感。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