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建功相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有一年，我们单位在北戴河举办笔会，约请建功授课。地点在中国作家协会疗养院，是一个旧时的西式小楼，房间不多，在楼房一侧新建了一排平房，因为那里环境相对安谧，便请建功到那里居住。建功是那次笔会的亮点，许多年以后，莅会者仍然回味他的授课内容。对建功我早已神往，读过他的《盖棺》、《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我至今记得那些小说中的细节：在给那位因矿难而死的魏石头盖棺楔钉的时候，年幼的儿子用稚嫩的声音呼喊：“爸爸躲钉，爸爸躲钉”； 而那个冷傲的食堂女工有一双漂亮的丹凤眼，面对冒犯，盛菜时会让铁勺子碰击搪瓷缸子，发出一声脆响；落地的窗纱在晚风吹拂下缓缓“蓬”起来……这些精彩场景和入微的描绘，几十年来，在我的脑海萦回而至今挥之不去。

这就是建功，创作了如许优秀小说的作家。建功不仅写小说、剧本，当然也写散文。近日，华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默默且当歌》，我阅读之后，久久而深陷其中，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与认知。这本散文

集分四辑，第一辑亲友，第二辑民俗，第三辑艺文，第四辑游踪，展示了建功其人、其文的风骨、文采而使人动容。1977年深秋，“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建功那时在京西煤矿做矿工，在母亲的劝说下，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在四年前，1973年，矿上的师傅推荐他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做“工农兵学员”，由于父亲的“历史疑点”，加之有“反动言论”而被拒之门外。因此，尽管参加了高考，建功对考试的结果似乎并不热衷。当工友兴冲冲地跑来报信时，他正躺在沙堆上仰面朝天晒太阳。听工友说完了，“当时似乎只是淡淡一笑。”又翻了一个身，“我想晒晒后背。”当后背也晒得暖烘烘后，他才爬起来，去取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想起来，”他后来说，“有点儿后怕。”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我那时“我的心，已经像岩石一样粗糙了。”那年，建功二十八岁，此时，他在京西煤矿已经工作了十年：打了五年岩洞，第六年，被矿车撞折了腰。伤好以后，“天天率领四个老太太筛沙子。”之前在岩石掘进队跟车，那活儿说来，建功后来调侃有些“浪漫”，其实是颇有风险的，“最刺激的，当然是挂钩了”，把前车与后车衔接在一起，“侧蹲着身子，一手托着铁钩，一手提着铁销，屏住呼吸，盯着那列轰隆隆奔腾而来的牵引车。‘咣’的一声，两车相撞，销落身闪，大工告成，随即又飞身抓上毫不减速冲向前方的矿车，和这黑色的长龙一道呼啸而去……”但是这一次，矿车出轨了，把他重重地摔在另一条轨道上，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列装满矸石的矿车已经冲了过来，把他卷到了“矿车碰头底下”。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师傅的怀里，“眼前无数黄灿灿的矿灯在

闪”，高喊他的名字。建功后来在《不敢敲门》中深情回忆搭救过他的师傅: 现场救援的、医院陪床的……直到《不敢敲门》的主人公张师傅。张师傅是河北人，原本已经退休，是“立新科”的人请他回来“再立新功”而照顾建功：

他每隔一小时帮我翻一次身。用酒精擦我的后背，怕我生褥疮。每天晚上，他都去打来热水，一把一把拧干毛巾，一点一点替我擦身子。我的一切日常生活：吃饭，服药，大便，小便，全都得躺着进行。而他总是含着慈祥的笑，帮我做了一切。看着他那微微驼背的身影总在床边闪来闪去，心理真不是滋味儿。端饭倒水尚能忍受，而让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给你递便壶，倒便盆，怎么过意得去？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得把我当自家人，咱爷俩儿赶上了，是有缘。帮你一把，该着！赶明儿你好了，兴许我还躺下了呢，兴许你得伺候我呢。都是走窑的出身，谁跟谁？”

十年的矿工生涯锤炼了作家，矿工之间淳朴深厚的情感也深深打动了他而成为他做人的根本。在与人交往中，建功的诚恳、善良、热心与担当仿佛夏季夜空的流星，往往在不经意间闪眨。一年冬季，建功与史铁生去双榆树朋友家做客聊至深夜，回家的路上“忽然落下雪花，没多一会，大雪竟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建功骑在自行车上，推着铁生的手摇轮椅，望着被大雪遮蔽的前方，喊道：“真他妈的风雪夜归人啦！”不久，风雪更加肆虐，建功跳下自行车，一手扶车，

一手推着史铁生的轮椅在深雪中跋涉。也不知走了多久，来至雍和宫铁生家中。裤脚已然精湿。在他家的煤球炉旁边烘热了裤脚，建功又骑上车，奔往永定门外的家中。

这就是建功。

十年的矿工生活，为建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盈的素材与鲜活语言。一天，建功去翻译家施咸荣家做客，施指着正在打开冰箱门的妻子问建功，假如开冰箱门的不是你杜师母，而是一个没文化的、底层劳动者的妻子，想让我把灯挪过来，帮她照照，按照北京话，她会怎么说？建功愣了一下，不知这问题所由何来。但还是尽量按照他规定的情境，脱口而出，说：“给个亮儿！”施咸荣听后，抚掌大笑，说，好极了，我要找得正是这一句，原来他正在为类似情境的翻译找不到对应的表述而犯愁。类似这样的北京话，在安定门地铁站，有一天我也听到过。一个清洁女工在靠近屏蔽门处打扫卫生，对站在她前面挡住视线的人说：“别挡亮儿！” 这些原本生动传神的语言今天却被有些作家忽略了。“现在的事有些弄颠倒了”，建功引述施咸荣的话说，感慨许多翻译工作者，“常常感到词不达意言不传神，因此很希望向作家学习，因为作家善于从生活里撷取有血有肉的语言。遗憾的是，现在也有些作家搞反了，有话不好好说，硬要到我们的翻译文本里寻找范式。”施咸荣坦言：有些其实原是翻译者憋出来的“生硬”之句，却为某些作家孜孜追求，以为时髦。

如同他的小说，建功的散文也是讲究叙事策略的。他的散文，语言简洁传神，布局精巧而不露痕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往往从细

节出发而直抵人心。收录在《默默且当歌》中有一篇记述汪曾祺的散文《在汪曾祺家抢画》。在文学界，汪曾祺冠有若干名号，一是文体家，一是美食家，一是书画家。汪曾祺没架子好说话索取字画容易，建功却不好意思张口。大约是在1996年春节过后，建功和几位年轻同志拜访汪，参观他在虎坊桥的新居，用北京的话说是“温居”。参观汪的新居时，同行的年轻人突然欢呼起来。他们在字纸篓里发现几团宣纸，展开抹平了说：“汪老!您画废了，我们可要了！”听到这话汪的反映是：“一如往常的神态——先是若无其事地瞟去一眼，随即灿然笑起来，说：‘哎呀，都是烂纸，你们真能翻！’他不再说什么，走到画案前，从一个角落里掏出一卷来——大概都是他近期的画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汪老是让我们挑画。” 字纸篓的宣纸属于细节，由此而引出汪曾祺请大家“挑画”，符合汪曾祺矜持的士大夫形象。如果没有这个细节，汪曾祺主动请大家“挑画”自然违背了汪的性格。 近年来有些散文作家畅言散文变革，呼吁把小说笔法引进散文写作，他们认为小说可以虚构，散文为什么不可以虚构! 从而打破了散文的底线，如果是这样，虚构的散文与虚构的小说还有什么区别呢? 而小说中重要的元素：细节与人物对话却被他们忽视。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在传统上是多叙述而少对话与细节， 我欣赏建功散文的原因之一，便是把小说中习见的这两个元素，引进了散文创作，非如此又如何于刻画形象而更上层楼？这当然是建功，包括其他小说家们对散文创作的可喜贡献。

对汪曾祺，建功是敬佩的，他不失时机地请教并记之于文，记的

是人，却有锤炼文章的“秘诀”存焉。比如他曾经询问汪的语言节奏为什么会拿捏得那么好？汪回答“别无他法，多读而已。”汪说他曾经把晚明小品熟读于心，读到最后，内容都忘记了，节奏却还潜存于心。“文章写到某处，多一字必删，少一字必补。不然永远觉得系错了扣子，一天过不舒服……”建功的散文也是如此。他的询问与汪的答复，属于语感问题。语感包括三个方面，一、质地（词汇的选择）；二、句型（词汇之间的节奏）；三、句型组合。语感是检验作家控制语言的试金石，因为究其实质，其背后呈现的是作家的人生阅历与文化定力。读建功的散文，心生感触，不由杂谈如上。他的人品与文品，他的真性情与真情感，读之愉悦而会心可意，他的这部新书，如何可以不读呢？

2017/10/23

（陈建功：《默默且当歌》，华文出版社，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