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些年，上海青年评论家金理一直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讨论班，同学们在课堂上集中讨论“80末”、“90后”创作者的作品。这些年轻写作者的作品，尚未在主流的文学研究中得到充分重视。有时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会向金理反映他推荐的作品未必是这个群体中最有创造力的写作者。这让金理有些意外。一些青年人在文学版图上的扩张，已经超出了他的视野，“如果不关注这些青年人的创作，我们可能永远只是在面对着一张残缺的、不完整的文学地图发言。所以，我反过来请学生推荐人选，也是在他们的推荐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头马、陈志炜等年轻作家的名字”。

无独有偶，南京评论家何平在一篇题为《“新作家”应当追求“年轻而不同”》的文章中，也关注到当下的青年写作。他认为，如今的年轻写作者一开始就在世界文学中阅读和写作，不存在前辈作家文学学徒期的文化荒芜和阅读匮乏。但是，“在一个‘文学’富足到过剩的时代，过于成熟的文学起点，同质化的文学趣味，对更具异质性和个人化的文学探险是有所伤害的。在当下中国文学，作为文学代际传递意义上的年轻写作者，许多人沿袭着的是已经成为文学惯例的所谓‘我们的文学观’。他们不断复制前辈作家的写作程式”。为什么“新作家”只是生产着“旧文学”？抛出这个问题后，他提出，我们需要谨防年轻作家的“老年写作”。

当下的青年写作是一种怎样的生态？在主流关注的视野之外，青年写作呈现出哪些新的特质？在当下的文学现场，我们想象的那种“年轻而不同”的冒犯在哪儿呢？基于评论家们对当下青年写作的共同关注，近日，“双城文学交流工作坊”第一期“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这个由何平和金理共同策划的工作坊，将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学批评家为主体，邀请国内活跃的艺术家、诗人、小说家和出版人，每年就一个话题进行对话和交流，旨在为两地青年批评家构建常态的文学交流平台。于是，在第一期工作坊里，一张长桌的两面，一面坐着黎幺、王苏辛、王昊然、陈志炜、马骥文、大头马、泼先生、三三等活跃于写作现场的青年作家、诗人、编剧、出版人，一面则是李伟长、张定浩、黄德海、项静、木叶、方岩、金理、何平等青年评论家，年轻的作者和评论家共聚一堂，“青年”和“冒犯”成为会议的主题。

“衡量一个文学时代的好坏，要看这个时代中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数量，但我们往往会忽视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就是青年作家的穿透力。青年的缺席不利于文学时代的发展。”在会议上，何平呼吁更多的批评家来关注、讨论这个群体，让批评家成为同代作家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

“青年写作应该天生地被赋予探索的权利，但是从我个人观察来看，在当下写得平庸和安全的作品频繁登场，但新作家的作品跟更年长的作家没有多少区分度。而那些敢于探索的青年作家和艺术家却成为孤立无援者。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我们的批评家们没有成为青年作家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时代批评家是可以承担起这一角色的。”

青年评论家李一则认为，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写作上的粗糙不是最大的问题，能否直面、直书现实之痛，才是他们更应该关注的。“比如，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相比，萧红的《生死场》一定是粗糙的，但《生死场》里触及生命的力量、元气一定是超过张爱玲的。在今天这个的时代，我们的生活里其实有很多痛，梦想的痛、情爱的痛、文学的痛，这样的痛在我们年轻人的作品中有直接的表达吗？是不是大家在一层层隐喻隐藏呢？陈志炜有一篇写得特别好的作品，叫《老虎与不夜城》，我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宝贵的‘痛’。而成熟作家处理这种痛的时候，已经很细水长流，不那么尖锐了，他们的艺术形式可以把更多的生活包容进去。而年轻作者的直接呈现，才是他们最珍贵之处。”

青年评论家项静则将“冒犯”转为一个更加柔和的词语：“差异感”。在参与《思南文学选刊》的过程中，她阅读了大量当代期刊上的作品，从中遴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所谓眼前一亮，就是一种差异感，我们遴选的是具有差异感的文学。这种差异未必就是一种冒犯，但它能够找到一些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文学。”在她看来，在当下，跳出文学圈之后的“冒犯”才更有意义，“它会证明今天的写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她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去‘冒犯’文学史上的‘父亲’，其实价值不大。因为现在的父亲都很柔和，他会积极地引导我们，让青年作家写得更好。而跳出纯文学范围之外的‘冒犯’则比较重要。比如时下流行的影视文学、新媒体写作，网络写作等等，写作者如果能够以自己的文学写出他们所不能说出、不能写出的东西，才是文学‘冒犯’的意义所在。”

“年轻而不同”作者能为当下的文学带来多种样貌和可能，但评论家黄德海也提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即，当下大部分青年人的作品里缺少一个清晰的自我，“如果没有清晰的自我，所谓的不同便是假的。自我不清晰的不同，其实只是用一种作风反对另一种作风。只有清晰的自我，才能谈论不同”。

“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来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说是实验性文学的标志，但是，这种实验性是乔伊斯到了中年以后才完成的，是先有了《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之后，乔伊斯人到中年的自我反叛。一个人在年轻时首先要认识自我，才有可能做其他形式的颠覆、实验和冒犯。” 张定浩则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