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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寒生等，四川高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编剧、戏剧家，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以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从事电影文学创作而蜚声文艺界。

阳翰笙性格偏内向、随和从众；至于他的“外向”，那是在后来的革命斗争等种种复杂的环境中磨炼而成的。他习惯旁观、不爱主动，遇事泰然自若、冷静沉着、不急不躁、不走极端，不属于爱冒险或爱用险招的类型。阳翰笙具备长者的宽厚风度，平易近人，待人亲切，人们因此习惯地尊称其为“阳翰老”或“翰老”；充满正义感，但极少站出来发表观点，为人谦虚谨慎低调；向往真理，但又往往回避观点上的争论和现实中的交锋。一言以蔽之，可谓“心里明是非，表面很谨慎”。

阳翰笙的这种性格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种性格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调节剂”、“黏合剂”。因为这样的性格可以宽容诸多不同个性，能融洽关系、调和矛盾冲突，有利于维护各方友好往来。比如，对于性格活跃的人来说，他是其最有耐心的听众；对于魅力型的人来说，他是既不盲从也不反抗的逆来顺受与和稀泥的高手；对于求全型的人来说，他是知心的安慰者、同情者，能帮其解除忧虑、驱散孤独。如此看来，他的确是个好好先生。因此，阳翰笙的人缘非常好，单就很多在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老作家们来说，一提到阳翰笙，对其赞美之词就不绝于耳。比如，冰心老人就说过，“阳翰笙是大好人，人缘好，帮助过不少人”。

在“文革”中，这位与世无争、性情温和的长者，竟也曾被打倒受批判。可是，阳翰笙却并不怎么在意——在“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他重获新生之后，曾有人问他有何感想，他的回答是：“你不斗他，他要斗你。我在监狱里才彻底醒悟过来。从前由于我们一直没敢于向极左势力发起斗争，到后来却被他斗了。当初一片好心，不曾想反倒搞成了这个样子。起初想当个不倒翁、左右摆，右了怕得罪现在、左了怕得罪将来。结果现在摔个稀巴烂。嗨，真是活该。”——不得不说，这番话真是足够温和，是一位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却依旧能心平气和的善良老者的大彻大悟的幽默。“‘文革’时受这么大的罪，出来无怨无悔，还是过去那条老黄牛”，冰心老人这话真是对阳翰笙坦诚又质朴的描述。我坚定相信：阳翰笙老先生当时这样说，就必定是这样想的，丝毫不虚伪不做作，因为亲历过生生死死、起起落落却依旧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的人，必定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平和、从容与达观的非凡心态。

阳翰笙不仅性格温和意志坚定，而且胸襟宽广颇有雅量。1930年初，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时，特地请茅盾作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坦然地笑笑说：“批评也是好事。”遂依旧真诚地请茅盾写序。茅盾果真不留情面地批评道：“这部小说从总体上看，是一部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故事结构借助于‘方程式’，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达感情的……”茅盾觉得自己的批评如此尖刻，阳翰笙一定不会采用。结果时隔不久，《地泉》再版了。茅盾吃惊地发现自己那篇批评文章竟只字未动地印在里面。茅盾捧书良久，不禁叹道：“雅量，真是雅量！”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件小事亦很快传为佳话。

不仅如此，晚年的阳翰笙还对打算研究自己的学者真诚地说道：我的很多作品都是革命时代的急就章，粗劣幼稚，你们千万要客观评价，缺点不能遮盖。先说这话确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斗争所需、时代所求，阳翰笙又作为那个年代的一名“吹鼓手”和“书记员”，创作一些急就章完全可以理解，这在当时的文坛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要知道阳翰笙少年时便已熟读《史记》《纲鉴》《资治通鉴》《古文观止》、大量诗词、唐宋八大家散文等名著，青年时期初到北京就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和世界文学名著，因而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理论修养。所以，就算是急就章，不同的人写必定内涵就不同。阳翰笙以其丰富的学养灌输在作品中，作品亦因此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而且，他主动对后辈学者坦陈自己作品之缺陷，充分说明他不仅谦虚低调，而且头脑清醒善于自省。

早在上学期间，阳翰笙就受到了“五四”之风的影响。他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初步接受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西方新思想，面对当时中国千疮百孔的惨淡现状，他痛心疾首并有诸多疑问，幸得共产党员恽代英促膝长谈的指点。他于1924年进入中国共产党为培养干部而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并入了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先后任第二十四师党代表和全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经郭沫若邀请加入创造社，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生涯。

人们常说，一个作家的经历会决定他的创作题材，而一个作家早期的经历会决定他文艺创作的走向和风格，因此阳翰笙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杂文、日记、戏剧、电影剧本等等，始终体现着鲜明的个性色彩和革命印记。从1933年开始，他创作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自此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创作。此后他接连创作了《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塞上风云》《八百壮士》《日本间谍》《青年中国》等多部优秀的电影剧本。抗战期间，他在继续创作电影剧本的同时，也开始以话剧创作作为他文艺创作的新方向，先后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和《草莽英雄》等8部剧本，其中大部分剧本都创作于抗战爆发前后，上演于抗战期间的后方和“孤岛”等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激励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例如，《天国春秋》以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等人的内乱导致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故事，来隐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压和迫害必将严重有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以此呼吁国民党政府务必停止分裂一致对外。《草莽英雄》则反映了腐朽的清政府卖国求荣、出卖川汉铁路筑路权而引发的一场保路爱国的席卷全川的革命风暴。主人公罗选青是名副其实的草莽英雄，他刚毅强悍，带领队伍与官府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部剧作暗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

阳翰笙的文艺创作尤其电影文学、话剧剧本创作总是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始终为革命、为抗战服务，其总体审美特征是激情、理想和悲壮。他写在黑暗社会中人物的进取和抗争,写他们的希翼和理想,给人以鲜明启迪和正面鼓舞。阳翰笙之所以始终坚持这样的创作原则，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其创作初衷。

其一，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必然会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抗战时期，文学的宣传作用和鼓舞作用日渐强化，人们会更加关注时事的变化，而这一来源主要就是对于战争态势的宣传、对于民众抗战决心的鼓舞，众多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会为了抗战而以种种方式奔走呼号。这一时期，不仅民众对文学作品的需求空前提高，而且知识分子的创作欲望和抒写热情也极大加强，因此抗战时期必定是文学作品的兴盛时期，其社会作用必然会较和平时期更为重要。

其二，电影文学、话剧表演更加直观、生动，传播范围更广、力度更大。抗战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不论国统区、解放区还是沦陷区，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识字的人不在少数。面对这样一群受众，显然演出来的文学作品比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更受欢迎更有受众，也更具备现实传播度。普通民众只需要看到演员表演的场面，就能够明白其中意思，再加上这些剧作通常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性，所以民众会很快地领会这些表演的现实所指。因此，阳翰笙创作的一大批电影作品和话剧作品的传播范围无疑更为广泛，由于其应时应景，也能迅速地被大众所理解，只有理解了才会口耳相传，其传播力度就会进一步加大。以《塞上风云》为例。《塞上风云》是抗战时期第一部表现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电影。影片将雄伟的成吉思汗陵、辽阔的草原牧场、寂寥的沙漠驼队和蒙古族姑娘的美妙歌声等塞上风光同日本特务的挑拨离间、蒙古族王爷的助纣为虐以及因为爱情纠葛引起的民族矛盾各种元素有条不紊地展现出来，把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艺术化地联系起来，把个人情感同民族团结的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宏大的史诗格调。这部电影在让广大民众尽情欣赏美景的同时，更加直接明了地看到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坚定了民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中国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念。

其三，始终坚持正面鼓舞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宗旨。关于这一点，史学家钱穆的转变足以说明其中缘由：抗战前，钱穆一直致力于批判中华文化之中的糟粕和民族劣根性，但是其《国史大纲》一书却是著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对此，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真诚希望并强烈呼吁作为抗战宣传和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的精英知识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人之力的史纲中汲取力量前行，而这部书也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简言之，这部书努力让国人在最为艰苦的抗战时期能够看到自己民族和自身最优秀的品质、最昂扬的精神，并期望以此全力抗战奋力救国。阳翰笙的创作初衷与此不谋而合。他始终坚持对民众正面鼓舞而非反面讽喻的创作宗旨。因为反面讽喻有两个很大的副作用：其一，反面讽喻不容易让民众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反而容易误解为“我们民族这么愚昧无知是否注定要灭亡”；其二，反面讽喻的作品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敌人所利用，因为敌人更重视挖掘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来帮助他们实现奴化我们的目的，那么这就一定会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自信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大约正是出于此种考虑，阳翰笙的电影创作才始终坚持对广大民众进行正面鼓舞。以电影《八百壮士》为例。该片取材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真实事件，讲述了上海沦陷后，中国近800名爱国官兵誓死坚守四行仓库阵地，弹尽粮绝后，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援的故事。在影片中，阳翰笙不仅生动直观地塑造了八百壮士的英雄群像，而且着力表现了上海各界人士积极支援抗战的动人场面，鲜明地突出了全民抗战的主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然，除了温和的性格和电影文学的杰出贡献，阳翰笙还是团结文艺界各方人士的楷模，特别善于做统战工作。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革命斗士，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