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绍振教授是文艺理论界的名家，当代文坛有不少作家、评论家，都是他的高足。

说来，孙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有此一言，是因为早前看到莫言的一席话，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莫言说，他当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时，孙绍振教授给他们上课，用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例子来讲通感，如湖上飘来一缕清风，清风里有缕缕花香，仿佛高楼上飘来的歌声，此处把荷花的清香比喻成从高楼飘来的歌声，打通了视觉和听觉，这就是通感。莫言受到启发，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时就用上了这种创作方法，写小黑孩具有一种超常的能力，能看到声音在远处飘荡，可以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气味，完全采用一种超出常规、打破常规的写法。

超出常规，打破常规……孙老师的话好像又在耳畔回响。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孙老师来香港岭南学院客座教研，我当时在《快报》做编辑，向报社请缨作人物专访。

孙老师是当年朦胧诗大论战的三剑侠之一，他和谢冕、徐敬亚，为新一代诗人“打破常规”的创作而辩。一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如同文学的檄文，振聋发聩。就是从这一篇文章开始，我记住了孙绍振三个字，也常常拜读他的文字。上世纪90年代，他在香港《新晚报》有专栏，谈文说艺，我自然是忠实的读者之一。

当年的岭南学院位于司徒拔道。我如约来到学院的专家宿舍，叩开孙老师的门。一个戴宽边大框眼镜，头发蓬松的儒雅学者，面带笑容将我迎进房间。孙老师是个健谈的人，一见面就有话说，一谈到文学的议题便滔滔不绝。我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我和孙老师的文学缘非始于此日，而师徒的缘分则系于当天。访问结束，他引我参观宿舍。这是一间带厨房的套房，孙老师说，什么时候再来，他煮面给我吃。他说张颐武来探访，也吃过他煮的面，盛赞。孙老坚持把我送到校门外的巴士站，我想这就是文人的礼数吧？

记得那段时间我跟孙老师走访中大，第一次见到黄维梁、黄继持等学者。有一次，古剑、陶然与孙绍振老师，在油街的丽东酒店茶聚，我也叨陪末座。如今丽东已经拆卸，但从旧地走过，还会想到那次雅聚的情形，我们坐在窗边，望着对面的红砖小屋，又听着孙老师的高论，大家逸兴遄飞，好不欢畅。孙老师居港期间，似乎为我开启了另一扇文学之门。他就像一个网络节点，连接着不同的文学网络。有时候，他会给我讲谢冕，讲王晓明，有时又会讲到舒婷。

其实，在这次访问之前，我和孙老师已经通过信。当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前尘风月》出版，曾寄了一本请孙老师指正。文艺青年，出版第一本书，总不免有难以抑制的兴奋，在难以名状的微妙心绪中，带着几分怯生生的惴惴感，将书寄赠若干自己心仪的名家，以求指教。这多少有几分幼稚的举动，居然带来意料之外的欣喜。不少两岸名家都有回馈，如冯骥才、张抗抗、黄春明、痖弦、戴天等都来信肯定与鼓励，孙绍振老师则为文评析，刊于《新晚报》。孙老师的文章对拙作有肯定，但也透露出了对淡化情节的批评。

孙老师的话说得很婉转，但实话实说，刺中了要害。我开始创作小说时，对许多小说原理都不太了解，完全是一种自发的野狐禅状态。他轻轻的一句，触动了我的神经，就像偷糖吃的小孩被揭穿总是会脸红一样。不擅长经营情节，这是我的死穴，这也是我后来会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小说技法的原因。

面对一个能对我一针见血指出不足的名师，我自然会不失时机请教。于是，在孙老师居港的那个时期，我隔三岔五地跑到他那里去，或结伴游维港，而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小说创作与其他文学议题，纵使在太平山顶，谈的依然是托尔斯泰、朱光潜。好像除了文学，什么都不在我们的眼底。一个被文学附魔的老师，加上一个渴望得到文学滋养的青年，在那段日子真的把香港当作了一个文学道场，无论是在电车上，还是在火车的月台上，旁若无人，畅谈文学，宏论滔滔。

打破常规，真善美错位，使人物脱离常规置于极端情境，找到人物的变异感觉和潜感觉……这些都是孙老师留在我脑中的话语。快而清脆的节奏和语调，以及时不时爆发的朗笑，都是一种精力充沛与乐在其中的讯息。

孙老师给我寄过一本他写的《怎样写小说》，我从头到尾细读了一次，之前亲耳所闻的内容都在其中，我才惊觉孙老师已将他关于小说创作的艺术真传都无私地传授给了我。此外，他的《文学创作论》《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等，都是我认真研读过的著作。可以说，在我的学术血液中有不少孙氏基因——他的学理，他的讲学风格，更重要的是他“打破常规”的学术胆识。

后来，孙老师又来过几次香港，我们总会抽时间一聚，我也会就一些文学文化现象询问他的看法，如怎样看待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现象。孙老师是中国文艺理论界有名的重炮手，且不说朦胧诗论战时的身先士卒，就是在若干学术领域，他也是火力十足的猛将，如《我要革旧语文的命》；对自己的母校也一样不客气，一篇《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也在读者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就喜欢这种有锐气的学者、评论家。

孙老师的不少高足，都有他的影子，如谢有顺、陈希我等。大概在年前吧，我收到一篇批判陈希我的文稿，作者也是孙老师的学生。我一向的想法是，在一个价值多元、众声喧哗的年代，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但不能只听一家之言。所以，我将这篇稿子转给孙绍振老师，请他转给陈希我，希望有一个响应，在杂志的相关栏目发表，以形成争鸣。后来，我收到孙老师的回函，看到了他对学生的爱护：“人才难得，我还是很器重他的。而且作为人，他是正派的，是正直的，干净的。”孙老师嘱我，那篇文章若要刊发，请将这几句话附在那篇文章后面。

这件事让我对孙老师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不仅是一个学术的炮手，还是一个会为战士挡子弹的勇士。无论是在朦胧诗论战中为朦胧诗人，如舒婷等，义无反顾地抗争，还是在北大任助教时为“右派”辩护的前尘旧事，让我看到了他的无畏与胆识。我一向敬佩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

上次去北京开作代会，又见到了孙老师，我感觉到处都有他的学生，好像大家也都津津乐道他的讲学风范。我想，一个老师能让后学长相忆，除了他的学识，还要有破除陈规的胆识和勇气，不拘一格方为师。

超出常规，打破常规……孙老师的话语，莫言记得，我也记得，这也是常回响在我心中的声音。

（作者：蔡益怀，系《香港作家》副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