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文艺和文化，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发生了极大变化。观众和读者深感耳目一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正在回归。但一些太看重盈利的单位，其节目或作品的品位仍叫人难以乐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醒文学艺术界和媒体，要坚定地“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这种提醒是及时的，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尼尔·波斯曼是一位美国学者，多年从事媒体和娱乐节目研究、批评，他的《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等著作，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了当代媒介和娱乐体给人类带来的快乐与灾难。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不无悲哀地忧虑：“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衰败的命运在劫难逃”。

尼尔说的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了。但是读了他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确实让人们深感身边的诸多事物已经或正在“泛娱乐化”了，某些舞台和出版几乎没有“门槛”一说。文艺的泛娱乐化首当其冲，新闻紧随其后，还有文坛和学术界的“娱乐化”乃至“三俗”现象也到了不能忽视的程度。看到这些，再想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的：“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之后又就媒体传播的问题指出：“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这就让人深感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字字如针，令人警醒。

看看一些电视台的速配、搞笑乃至其他综艺节目，一些小报的娱乐版面，为了提高收视率、阅读率，节目与文章频频出格，画面和图片妖冶又夸张，甚至不惜牺牲社会道德赚取眼球。有的把爱情的成败与贫富画等号，爱情即是拜金。还有某些访谈、竞猜、海选等节目，也相当程度的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了。访谈节目专爱问一些明星大腕的婚恋、婚变、婚嫁、插足、绯闻一类的无聊话题，有时刨根问底，甚至主持人与嘉宾公然在亿万观众面前打情骂俏，不搞出点“出彩的”掌声便没完设了。有些笑星、大腕儿也乐于将自己的私生活留下一些猜测空间，以此挑战演艺圈里的“人气儿”。

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最早是在新闻标题上做些文章，即所谓的“标题党”，或使用同音异义字，或用文中非主题作标题，或以“？”号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想象空间。报道影视演员成功经历时，也很少宣传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演艺的艺术人生，大多是那些镶着花边的新闻（实际上多是绯闻）。总之怎么“雷人”怎么搞，千方百计地满足某些观众与读者的低级欲望。

反腐报道广阔了以后，某些媒体已经不满足早些年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了，一些报道在揭露贪官罪恶时，贪污受贿的事实往往一笔带过，最具体的“细节”大不过是一个敛钱的数字，而对其包二奶、养情妇、泡小蜜、与某明星有染等特别感兴趣， 对一些不堪入目入耳的细节，描写得详实而又逼真，几乎有点津津乐道了。

学术界本应是一块净土，但是“娱乐化”并没有放过它，愈是神圣的领地，“娱乐化”愈不肯轻易绕过去。像论文作假、抄袭与克隆等已成旧闻，不说也罢。学术界的娱乐化，突出表现在各种讲坛中，一些人打着“学术通俗化”的幌子，大踏步地向类似评书艺人的语言、表情、动作，包括渲染夸张靠拢。还有人把诸子百家的论说完完全全地“当代化”了，充当“古为今用”的烹调大师，什么《老子》《论语》《庄子》等经典著述，统统可以调制成当代人养生的“心灵鸡汤”。表面上看去，其大多说词像似在抚慰人心，而实质上是借古人语，淡化权（钱）势，恬静人心，掩饰矛盾。这些专家学者的讲坛上，大多打着一面“国学”的旗帜。那才真是逗你玩，不是搞笑，胜似搞笑。我偶尔听过几次这类的“论坛”，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老头老太太上“小儿科”看病的感觉。

至于文坛的娱乐化，我以为主要还是排斥严肃文学，歪曲传统，远离现实，大话宫廷，回避矛盾，把多元化变成“杂耍化”，给通俗甚至庸俗、低俗的东西太多的方便与空间。有人自称“选家”，公然在一个会上说：“我编的年选集子，就是选那些有趣儿好玩的文章。”文坛的话语权仍处于小圈子里，正如一句流行语说的：“把话说得让人听不明白的是专家，把话说得让人一听就明白的是行家。”我们有相当一些这“家”那“家”，距离老百姓还相当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