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肯定了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思想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指出文艺创作持续繁荣，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报告也对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如何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其中强调文艺要倡导“三讲”，抵制“三俗”，即“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这就对文艺的美学品格、主体情怀，对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美感修养，指出了具体的问题，提出了明晰的要求。那么，在文艺实践中，如何倡导“三讲”抵制“三俗”？我个人认为，从文艺工作者的主体角度，首先就是要做好“三有”，即有识见、有情趣、有担当，以此来践行文艺“三讲”，反对文艺“三俗”。

当前我国文艺实践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在当今市场导向、娱乐指向、文化多维、价值多元等冲击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如趣味不高，境界低俗。这主要表现为文艺创作、欣赏、批评等实践中，有种种是非不清、善恶不分、美丑不辨的现象。有些作品思想情趣不高，品位格调低俗，人文精神缺失。有些理论批评，无力回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对一些卖弄技巧、追求刺激、搜奇猎艳、粗制滥造、过度渲染的作品，缺乏鉴别、分析，甚至盲目跟风追潮，为那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作品喝彩叫好，丧失了理论批评应有的情怀与锋芒。再如急功近利，拜金逐名。有些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急功近利，使自身沦为名利的奴隶，异化为商业运作，为金钱、人情等利益关系所左右，不讲品位格调，不讲情怀责任，为迎合市场或某些功利需要，放任低俗、庸俗、媚俗之作泛滥。再就是惟西是瞻，缺失文艺的民族文化根基和民族文化意识。20世纪以来，文艺领域的唯西是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而严峻的问题，也冲击消解着民族艺术的一些优秀传统。如中华文化一直重视文艺的思想品格和责任担当，而一味简单照搬西方，使得一些唯形式、唯技巧、唯刺激的所谓先锋艺术风行其道，使得文艺实践忽略了内在的品位尺度，失去了厚重深邃的美感追求。

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解决问题的药方也不止一种。其中一些问题是文艺创作、鉴赏、批评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来看，都跟放任“三俗”相关，而解决这些问题，也都要求践行“三讲”。其中关键而核心的，还是要从文艺工作者自身着手，解决“三有”的问题，从而明源固本、事半功倍。

首先，文艺工作者要有思想识见。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理论批评家，都要有洞悉生活、洞悉人性、洞悉社会、洞悉历史的思想烛照力和穿透力，从而让自身具有一定高度和明确导向的美感价值判断。比如，文艺创作只对日常生活或日常情感做原生呈现或自然宣泄，认为任何生活或任何情感，只要发生过的，都可以原封不动放到作品中去，必然会模糊了崇高与低俗、高雅与庸俗、高洁与媚俗的界限。人类情感中有美好的、深沉的、伟大的，也有卑劣的、自私的、盲目的，如果没有思想识见，必然美丑莫辨。爱情，是艺术重要而永恒的主题之一。但爱有多种，有纯洁的、高尚的爱，也有自私的、欲望的爱。《红楼梦》对宝黛爱情的描写，之所以成为千古经典，就在于作品重在从心灵世界和精神层面，来展现宝黛之间特别是黛玉对爱之挚诚。当代有些年轻读者，却不能深刻体会黛玉这种视爱情高于生命的纯真挚情，甚至嘲讽这是一种傻乎乎的神经质。这就需要理论批评的正确解读和鉴赏引导了。再如当代艺术中，不乏直接宣泄欲望的，甚至展示粗俗情感的，创作者往往以真实相标榜。所谓的“下半身写作”，甚至成为赤裸裸的欲望宣泄。一些视觉艺术形象，展现血腥的场面，宣称“零度情感”。这种嗜血的漠然，悬隔了文艺的理性尺度和伦理内涵，实际上也意味着放弃了艺术的思想立场和情感判断。正如罗斯金所指出的，在艺术中，我们可以欣赏少女吟唱失去的爱情,但不能赞美吝啬鬼吟唱丢失的钱财。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如何把握艺术的理性内涵和美学品格，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仍是考验一切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功力的基本标准之一。一个有思想识见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他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鉴赏、评价，既不应该简单寻求思想启示和道德启迪，偏离文学艺术自身的审美特质，又应该赋予明晰的审美态度，呈现积极的审美评价。同时，优秀艺术作品传达的思想情感，往往不是简单化的而是复杂的，不是浮在表面的而是需要深掘的，这些都需要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识见力。中国传统文艺很少追求纯形式纯技巧的东西，思想情感传达的方式方法很少与内涵相分离。当代艺术接受外来影响，有很多新的探索，也不乏那些形式技巧至上的尝试，需要具体鉴析和评判。当代生活的激变，新媒体的涌现，催生了新的思想认知和情感体验，也催生了艺术传达的媒介、方式、手段的新变化，这些都需要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思想识见和体察评判的能力。

其次，文艺工作者要涵养情感趣味。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的品位格调，在本质上就是其内在的美感趣味的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从来不主张美与真善相割裂，而是倡扬美与真善的贯通，其理想就是高洁超逸的美情高趣至境。将中华美学精神运用于具体文艺实践，就是追求内容形式兼具、尤以情趣格调为要的美感向度。它将文学艺术的目光引向了作品的情感、风骨、襟怀等深层的内涵，使得文艺实践的主体不拘泥于华美的辞藻、炫目的形式，不流于肤浅的欲望、简单的宣泄。唯此，文学艺术才能存正气、有筋骨，不当市场的奴隶，不以低俗、庸俗、媚俗为美。其中关键而基本的问题，还是文艺主体如何涵养美情陶养美趣的问题，即如何先涵养提升自己的情感胸襟，通过涵情、正情、炼情、提情，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情感格调。情是文学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情感品格也是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的核心素养之一。文艺工作者如对人民大众的情感意趣理解不深，对高尚高洁的情趣境界把握不力，必然随波逐流，误以种种泛情俗情糜情庸情为美，为那些情感低俗、庸俗、媚俗的作品叫好，为那些形象缺乏精凿、情感肤浅浮泛的作品叫好，为那些美丑不辨甚或肆意嘲讽、歪曲、诋毁人类诚挚、朴实、深沉、崇高等美好情感的作品叫好。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高度强调了情感对于艺术的本质意义和艺术情感教育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情感的表现，但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善的、美的，因此艺术有着鉴别提炼的任务。作为艺术家，首先就要“认清楚自己的地位”，“最要紧的功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他说，艺术家“把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梁启超对中国艺术的表情特点、方法等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中国艺术传统是以含蓄、回荡等表情方法为主，缺少奔迸、激越等表情方法，这与我们民族温柔敦厚中和的文化特性和诗教传统相关。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是较早对以柔美、中和等为基调的古典审美情趣提出反思批评的，这既是中国艺术和美学现代转型的需要，也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呼唤。钱穆也曾谈到，中华民族“只认识了静的美，而忽略了动的美。只认识了圆满具足的美，而忽略了无限向前的美。他们只知道柔美，不认识壮美”。针对中国艺术的这种情感取向，梁启超曾提出艺术情感“刺”和“提”的美，反对“靡音曼调”，要求“绝流俗”，“改颓风”，振励人心。他通过对屈原等作品的研究，讴歌了 All or nothing 的悲壮情怀和“眼眶承泪，颊唇微笑”的从容赴死的崇高人格，呼唤激越、遒劲、磅礴、博丽的美感情趣，从而推动了民族艺术的古典情趣向现代精神的拓展。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钱穆等的反思，其实质并不是温柔蕴藉与热烈磅礴的表面对立，而是呼唤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强健多元。今天文学艺术的发展，早就不拘于含蓄中和的单一审美标准了。但是，我们的艺术从20世纪初年的呼唤崇高到今天的消解意义，在某些艺术中，从我情到我欲，矫情、滥情、俗情、媚情、糜情之作并不鲜见，缺乏情感的热度、力度、厚度、深度、高度的作品也并不鲜见。艺术呼唤崇高情怀、高洁情感、刚健情趣，仍是今天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第三，文艺工作者要有责任担当。报告指出，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艺事业的繁荣兴盛，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不仅自身要业务精湛，还要胸怀家国天下，有高度的责任担当。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大人文的传统。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关切，是中华文学艺术的基本品格之一。境、趣、格、骨、韵等艺术审美范畴，“文如其人”、“美术人”、“大艺术”等思想学说，都凸显了中华艺术以艺品人、育人、立人、升华人的美趣意向。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人格是相通的。文艺活动不只是形式和技巧的问题，它更是一种切入生命本体的诗意活动，是映照和提升生命境界、追求和实现生命超拔的诗性路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需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需要呼应时代发展、展现民族风采、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批评。美情高趣至境，作为中华艺术最高的核心美学追求，也是文艺工作者责任担当的核心价值指向。在当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商业原则凸显，大众口味弥散，种种物欲主义、游世主义、个体主义、形式至上，种种欲望追逐、感官享乐、放纵粗俗、消解意义，种种西方现代、后现代和本土文化复杂交融，所形成的纷繁缭乱的生活和艺术景象中，不失却理想之根基，不迷失价值之方向，保持足够的警醒和反思，坚守艺术的精神家园和品位格调，推动引领艺术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兴盛，确实对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意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既责无旁贷，亦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