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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儿童观和技术观的进步 ——从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看原创儿童文学趋势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刘琼  2017年11月11日09:28

儿童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特殊的构成。说它重要和特殊,与少年儿童这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有关。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当下中国社会也正是如此。从国家到整个社会,对于少年儿童人格塑造、艺术熏陶、精神需求的高度重视,客观上给儿童文学提供了宽阔舞台,同时也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高期待。

应该说,中国儿童文学目前进入了最有利的发展阶段——这不是凭空武断。从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中,从刚刚发表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视。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写入党章,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具体到儿童文学,一方面,儿童文学格外受社会关注,儿童文学的外部生态环境好,舞台大,出版市场活跃;另一方面,名家大家与新进作家共同构成扎实、有层次的创作队伍,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内部生态。坚实的创作队伍确保精品力作能持续涌现,确保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总体上的良性循环。近年来,原创儿童的成就有目共睹,精品力作乃至可称之为“当代经典”的优秀作品不断产生,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最直接的证明。曹文轩、张之路、高洪波等一些儿童文学大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得到认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水准越来越与世界儿童文学齐平。这一点特别重要。文学创作是一个需要不断踮脚甚至跳跃的运动,这叫发掘潜力,也叫激发创造力。高的标杆竖立在眼前,分享他们的经验,明了自己的长短,我们的原创儿童文学才有可能涌现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也正因为这些标杆的存在,大家对儿童文学创作有了荣誉感,有了榜样,有了信心,有了兴趣。这几年,很多知名的成人文学作家转身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使得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更加整齐,带来了新鲜的经验、艺术的活力,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儿童文学良好的发展态势。放宽视野,打破封闭状态,打破小圈子观念,改变创作的内部生态,儿童文学创作才能更加焕发创造力和生命力。

2015年在北京京西宾馆,由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共同主办的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与编辑研修班上,大家提出了许多非常突出问题,比如出版系列化问题、创作同质化问题、年龄段分布不均匀问题、儿童观落后问题,等等,短短两年来,我们看到了明显的改观。在今年的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审中,评委们突出的感觉是,儿童文学创作有了丰富性和层次感,精品力作共识度很高,包括小说、童话、幼儿文学、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在内的多种类型都有一些成熟、优秀的作家参与其中,尤其难得的是,也就是大家可能分歧最集中的地方是,儿童文学文本风格具有极为多样化的表现,美学探索的步伐迈得很大。这是相当可喜的进步。

具体地,可以从文化观、儿童观和技术观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不忘本来、开放、开明的文化观。文化观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就有什么样的作品。它是指导人物的行为行动的意识形态,是人物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表达,是人物对伦理道德的认知,是生命观和生活观。对文学创作来说,文化观是客观存在。文化观高级不高级、先进不先进,是一个上线判断,它与世界观、历史观、民族观、生命观,等等,对作品的高度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左昡的《纸飞机》写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日军大轰炸,写颠沛流离,写到非常态环境下美好人性的固守、生命的意义、生存的尊严。这种朝野皆存的气节散发出动人力量,通过文字一点点地向孩子们渗透。陆梅的《像蝴蝶一样自由》是本难得的哲学小书,是关于生命哲学的文学讲述,在儿童文学中追问生命与存在的终极问题。张之路的《吉祥时光》和史雷的《将军胡同》都是典型的文化小说,文学化的人物和他们的“义”与“勇”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文化观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于“人”的认知。文学是人学,儿童文学直接给处在认知塑形阶段的儿童传递做人道理。塑造什么样的人,提倡什么样的价值,体现了文学写作的境界,也决定了我们将塑造什么样的儿童。有什么样的儿童,就有什么样的未来。这就是生命观的问题。胡永红表现自闭症儿童生活的《我的影子在奔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一次“孤独症”或“怜悯”之类的词,这是它的高明。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为什么能冲破各种竞争获得关注?它展现了普通人的人性里的干净、美好、生动、可信。汤汤的《水妖喀喀莎》也是这样,妖怪应该不美好,但这个水妖为让人喜欢,童话激发认知共鸣的“同理心”。

在“系列化”写作和童书出版良莠不齐的当下,沾染暴力甚至色情的作品并不是没有。一些低级实用主义包括现实社会一些落后的观念,也偶尔出现在一些作品里。这是创作者的文化观出了问题。

不忘本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也是仁爱和平等。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些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原创儿童文学的文化宝库。不忘本来,才能开明、开放。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上海开办的书店就叫“开明书店”。“开明”是偏正结构,开放,才能明理,才会慧通世事、惠及他人。

二是辩证、健康、相对成熟的儿童观。儿童观事关儿童成长教育的理念观念。虽然教育理念很难追求统一,但一个成熟的社会,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去培养,应该有讨论,有思考,特别错误的甚至落后的观念和做法,必须予以警惕。近年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有特别明显的探索。从《沐阳上学记》和《我的影子在奔跑》中,可看到我们儿童观的进步,面对并不乖巧的甚至存在严重问题的孩子,作家的态度既不是抱怨、对抗,也不是一味的同情,而是采用松弛甚至正常的姿态,尊重生命,平静地承担。既没有蹲下,也没有俯视,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儿童。

三是古典和现代两种风格并行的技术观。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同时也是内容的一部分。文化观和儿童观都是体,怎么用?技术非常重要。技术进步,是第十届儿奖参评作品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它们打破了许多写作的框框。

所谓古典风格,主要指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和风格的写作。散文化和诗化写作的《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小女孩的名字》,以及京味浓郁的《红脸儿》《吉祥时光》《将军胡同》,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近年来,写作的返本求源,是一种自觉。中国的童年,中国式的讲法,识别度大,表现力更强。

儿童文学现代风格写作主要指文本的实验性、开创性,包括一些受国外儿童文学影响较深的写作。比如《布罗镇的邮递员》,它的元素不是典型的中国元素,但叙事节奏流畅洗练,人物形象生动出色,文本层面几乎无懈可击。

文化观、童年观、技术观这些年的变化,有很多原因,这些经验应该认真地总结并继续探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家创作的成熟;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相关部门的政策引导,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发表以来,关于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文学创作与市场的关系、文学创作与人民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得到重视和探讨。特别是国家级奖项评选上的导向,舆论和评论力量的介入,对于创作的引导作用很明显。这说明市场也是可以引导的。市场要看谁受欢迎,谁有受众,而受众是可以引导的。舆论和评论起的作用就在这里,可以通过引导受众而影响市场。

儿童文学创作繁荣与出版密不可分。感谢儿童文学的出版家们,他们为儿童文学搭建了巨大的舞台,通俗地说是“做大了蛋糕”。蛋糕可以是富含反式脂肪酸的人造奶油,也可以是健康的天然奶油,究竟提供哪一种给孩子吃,需要作家、评论家和出版家深入思考,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