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建构一种有故乡的写作

我想从正在写着的一个小说讲起。在完成小长篇《像蝴蝶一样自由》后，我的小说写作处于停滞期，工作忙算是个理由，但我不想拿来作为借口。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面是外环境太过强大：城市化进程抹平了乡村和城市的差别，我们生活着的环境越来越趋同。我们的城市大同小异，我们的房子大同小异，我们接收同样的资讯，我们一刻也离不开手机。我们越来越依赖现代化和新科技所给予的一切便利。这一切，正在消磨和同化作为写作者的内宇宙。另一面，我们也都已然习惯了城市所给予我们的舒适与便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一种惯性。有写不完的稿约，有大同小异的故事框架，这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设法慢下来、停一停，我们其实是在惯性跑步。惯性跑步不伤脑筋，知道哪里转弯，哪里绕而行之，哪里路更好走……总之前所未有的，我们遭遇这样一个两难：外环境太过坚实强大，以至内宇宙不足以挣拔出来，凝神屏气，独自积累并强大内在功力。

这么说，难免失之于空。我举自己的写作为例。两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发愿，我要写一部小说，献给地理意义上消失了的家乡和我的爷爷。起意是新一轮的旧城改造全面启动，家乡很快被夷为平地。父亲母亲和村子里住了一辈子的乡亲都得迁往别处去居住。家里至亲的墓地也不得不迁出。古话说：“穷不改门，富不迁坟。”而我爷爷的墓就在2015年3月31日的清明前迁出。我万般空茫愁绪无语凝噎，脑海里翻出鲁迅一句话：“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

也是这个因由，我打算写一写爷爷。书名都想好了：《再见，婆婆纳》——还是以漫生野长的乡间草木为引子——我的前一本小说《格子的时光书》里写的是鸭跖草，这本爷爷的故事里是阿拉伯婆婆纳，它们都开蓝莹莹的小花，都是女孩格子熟稔并喜欢的。鸭跖草花顶着晨露而开，只开一上午，太阳一出就凋零了。一如小说里格子和男孩小胖的叹息：原来美的东西都不长久啊……而阿拉伯婆婆纳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田间、坡地、山冈、坟头，到处是云母般闪烁着蓝光的小碎花。它们就像爷爷的生命。

可是这个念头在我陆陆续续读到比如梁鸿的非虚构 “梁庄系列”、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耿立的《消失的乡村》等等目不暇接的记忆乡愁的文字后，又有些迟疑了。在儿童文学界，同样有着很多面向故乡、或是把童年安放在故乡里的作品，这进一步消解了我原本强烈的念头。如果超越不了前一本《格子的时光书》，那么我的这本《再见，婆婆纳》就不够写的动力；如果仅仅只是为乡村的“失去”唱一曲挽歌，那么再怎样试图回望童年和故乡，都不足以揭示和呈现童年最独特的生命精神。我在停滞中困惑着，思考着。这个小说终究搁置下来，此后写了《像蝴蝶一样自由》，如果给这小说一个主题，那就是：尊重一切自由美好的生命，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生命着想。

重新唤起我想写一写故乡的念头——不只是写意念里的家乡，而是试图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一场漫长旅途，是缘于一次中日作家对话。这个不久前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举行的以“文学中的都市想象”为题的对谈，触发我对自身写作的思考。究竟，属于我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在哪里？家乡吗？是，又不尽是。城市吗？心灵上，我只是一个观望者。对谈中，作家小白有个趣谈，直接否定了乡土小说这个概念，认为充其量不过是“农家乐”，他认为小说就是城市化的产物。在那个语境里，结合小白自身的写作实践和文学理念，我们都心领神会。但始终，我对这个“农家乐”说耿耿于怀。且不说乡村山水中寄放着我们的性情和自在，我们的生和死、苦难和悲痛……过去与将来，在中国，乡村还意味着一种文化和信仰，是从《诗经》《庄子》《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以及山水画里一路营造出来的精神家园。小白否定的，也许是现实意义上的乡土写作。以写实或虚构为名，关注的还是土地上的运动，百年沧桑，家族历史，生老病死……能写好这些已经不易，但确实还不够。

那么儿童文学呢？我想我们同样面临这样一个普遍性问题。有一回和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聊天，因为熟稔，话就直截了当。她说你们儿童文学界怎么那么多写乡村写苦难的啊！那些作品，我看来看去都大同小异……这话不排除偶或一瞥的偏激和偏见，但我相信，那是她的直观印象。由此我在想，时代飞速发展到今天，我们需不需要重新定义故乡？我们在写作中如何呈现中国乡土？如何安顿乡土心灵？即便是给孩子写作，我们又该如何重塑个人经验，寻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如老作家金波所言：“写自己的童年，不是怀旧，不是追忆，而是唤醒自己的童年，启迪别人的童年。”①

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作家刘亮程和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对“故乡”的思考和阐述，可谓深得我心，这里做一援引。刘亮程认为“家乡”和“故乡”是两个维度的概念，遗憾我们常常混用，他说：“家乡是地理的，故乡是精神。我们都有一个大地上的家乡和身体心灵里的故乡。优秀的文学具有故乡意义。” ②李德南在谈及当下城市写作时也强调：“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故乡。当我们在新的世界视野或世界体系中来思考故乡，故乡就不再一定意味着乡村，而可能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国本身。故乡经验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而可能是来自美国与中国、中国与日本等多个国度的比照。” ③

也即是说，新的生存经验确实已经打破了相对传统的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书写模式，敏感的作家已经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的文学图景。对于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如果我们有能力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在漫长的文学旅途中建立和怀揣一个心灵的故乡，无论你的家乡有没有变化，无论你居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文学的层面上，你把家乡上升为了故乡。而童年所在，才是故乡。

二、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生命着想

前面说到我正写着的一个小说，写写停停，其实还只刚开了个头，大抵写作者都不乐意在未完稿时拿来“透气”，这里节录一段小说里“作家妈妈”写作时的“长考”，是为引出我的这第二个问题：儿童文学如何彰显一种更自信的童年精神？

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话：“一直以来，她自认为是在给孩子写作，可当她写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很喜欢在文字里思考——思考生和死，信仰和尊严，战争，灾难，美，自由，清洁，爱，唤醒……简直像在走迷宫，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可总也走不出——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文学里的人生吧。放开了想，难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不也如此吗？只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对一个孩子来讲，一切都还刚开始。妈妈在慨叹生命的时候，怎样让今天的孩子获得美的能力，怎样不以偏概全地面对（看待）一场战争、一个灾难，又怎样让孩子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生命着想？当你在时间里走着的时候，怎样不因为恨而消磨掉爱的能力、唤醒自己的能力，怎样再累再忙还能始终保持内心清朗，正直善良，怀有理想……”

诸如此类的思考，大抵也是我本人的写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自己的声音、气息、风格、表情，乃至命运、经历、一路走来的坚守和探索……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那么给孩子写作之于我的动力在哪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我的观点：“儿童文学作家和成人文学作家一样，也需要知道自己的来处，需要了解那些先行者筚路蓝缕趟过的足迹，而后，你才可能看清来路，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坐标——你为孩子写作，你同时也在为辽阔的心灵世界写作，那些成长中的孩子，随着这指引，看得到远方、有信有爱、有觉醒和悲悯的能力，用美的心唤醒人的心，进而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大抵，这才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写作。”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共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儿童的，又是成人的。也即是说，好的童书或许无关年龄，既适合给孩子看，同时也让大人们欣然接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典型如圣艾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安徒生的童话等等。那么优秀的儿童文学应当必备哪些要素？比如关怀弱者、抚慰人生，比如众生平等、万物有灵，比如写出爱的光、爱的宽恕和一切自由美好的生命……也就是说，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生命着想。

基于这样一层思考，我在小说《像蝴蝶一样自由》里虚构了一场以二战为背景，10岁中国小女孩和二战中被纳粹毒气室毒死的13岁女孩安妮的相遇。穿越生死与时光，两个异国女孩会怎样对话？我希图借助一个“故事”，传达一份信仰与信念，和生命有关，和尊严有关。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句话：“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信然！

虽说作家们都是孤军奋战，写作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但是我的这些思考还是有着不少的同盟。比如我们都敬重的老作家金波说：“凡是为儿童写作的作家，在写作的实践中，不但创作着全新的作品，也在发现着全新的自我。当自己的生命和儿童的生命相融合时，便是走进了一种新的境界。”④比如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李东华说：“在我眼里，儿童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它还是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⑤比如儿童文学作家薛涛说：“不要把儿童文学仅仅圈囿于儿童范畴考量，它同样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的‘大文学’。”⑥……

我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内心。内心深处，需要积聚大的东西。如此，才有能力做强烈个人化的表达，才有信心听从自己的内心，进而彰显独特深刻壮阔的中国精神、中国童年精神。

注：

①④，见金波《活力与思力并重的儿童文学精神》，《文艺报》2017年10月13日。

②，见刘亮程2017年7月18日“书香木垒•西部作家班讲稿”。

③，见李德南著《有风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7月版。

⑤⑥，见李东华著《成长的想象》，接力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