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报刊>>文艺报>>第四版

文学的“情义”及其可能

2017年11月10日06:44 来源:文艺报 李 振

“现代小说纠结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学却热衷于讲述情义与人伦——前者如法医,仿佛容不得风月;后者是磕过头的兄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几乎成了文学以形式动人还是以情动人的两条道路。

文学在讲述现实之痛时也同样可以形成对虚无、断裂等当下精神症候与现实困境反向的牵引和警示,它在将情节、语言、氛围组织成为文本的时候,即已实现了对自身的反叛,从而蕴生出某种可以持续生长的力量。”

当下小说写作中的“情义危机”,事实上依然是一个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问题。现实的宽广我们固然无从把握,所能明确的是现实所承载的事件的边界,或者说,只有当现实承载着某个与我们有关的故事时,它才会产生意义。文学在有限的时空里书写着无限的记忆与想象,或因它们的过分美好而映照着眼前的局促与乏味,或因它们的理想、道义、责任而映衬着现实的单薄、日常与卑怯。当然,文学也绝非要在广袤的现实里去衡量孰轻孰重或辨明是非,那本是一个充满遗忘、漠然、无奈又同样存活着坚守、珍视与理想的空间,构成了需要以小说去展示其复杂与弹性的现实所在。但是,不少作家却热衷于将复杂的现实化为简单的文学,以现实的无情代替小说的有情。

草率的“冰冷的现实”

近年来的一些小说几乎成了悲剧的集结地,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世间无情无义又最残酷的巧合,难免让人觉察其中拼凑的刻意和应对复杂现实的草率。例如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中,校园静坐、顶包坐牢、武力讨薪、工伤索赔等等,近10年的社会新闻在汪长尺各个人生阶段对号入座,为了制造他的个人悲伤无所不用其极。高考失利的汪长尺只有到工地出卖体力谋取生路,而这具躯体还要屡次三番遭受重创……直接针对肉体的伤害回避了某种精神创伤的弹性,而坐落在肉体上的真实的、血淋淋的伤口却能让现实的艰难与残酷以最直白有效的方式拨动着人们痛感的神经,让人生的选择与冲突化成飞溅的血沫和崩裂的肌体。

宋小词的《直立行走》中,历经坎坷最终如愿以偿嫁给周午马的杨双福再也没法感慨自己命好,因为等待她的是突如其来的登记、狗窝一样的婚房、粗陋掉色的床品、拆迁办的频频来访、被藏尸的公公……让人无法不相信她对周家来说只是意味着那多出来的30平米补偿。可能这个时候,什么爱情、婚姻都不再重要,甚至尊严也变得虚无飘渺,被欺骗的狼狈和守住公公已死的秘密才成了直刺杨双福的利刃。至于误伤警察和出狱后身亡,几乎成了小说里额外的赠予,如果结果不是这么坏,还可能更好吗?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但文学对现实的回应却常常出现问题。一些作家在此全然放弃了某种介入性的使命感,以夸张甚至是浮夸的方式不约而同地将情感或心灵与现实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狭隘,似乎小说意欲讲述的现实只有冷漠、阴谋、为富不仁,财富的集中、权力的滥用,是个人被社会环境和所谓客观条件束住手脚、反复倾轧的惨相。而这些刻意拼凑的事件在小说中零碎又力量涣散,既没有明确的责任人,相互之间也没有可靠的现实关联,它只能泛泛地指向所谓现实,把责任统统推向变化的时代。

在另一些小说中,对现实的逃离或对灵魂的驻守都变成了不可饶恕的野心,那本是日常生活或生活之外最普遍又最微妙的人心,但作家们却在用力阻挠着这些“野心”的兑现,在人们与其“野心”或理想之间,不断加剧着他们的窘迫。孙频的《我看过草叶葳蕤》和祁媛的《眩晕》很有一些相似之处:李天星与杨国红和湖畔的女子,“他”与“白发女”和继母,那些跨越年龄、跨越阶层甚至跨越人伦的性与爱,其实包含着一种类型化的对社会安全感的需求。李天星们是现实世界里的可怜虫,又是想象世界中的野心家,他们把现实中的挫败交由性爱聊以安慰,但他们在其中又是发泄的、征服的。虽然两篇小说都讲述了往事,却并不呈现出某种时间性,它们更多地在讲状态而不是过程,在写这些人处于怎样的萎靡、绝望、虚无和狂妄而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惨败。甚至小说里都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情绪波澜,无论是小说的语调还是人物的动态,都那么平静地享受着这种枯萎衰败,仿佛一切与生俱来,跟李天星们的经历或处境不发生丝毫的关联。

那么作家应该如何面对现实?是置身其中还是超越其外?是呈现并默默接受一切规则,还是努力突围,哪怕仅留下一个悲壮的身影?是同情的还是批判的?是仅仅止于人物的贪婪与可悲、止于一摊双手的无可奈何,还是向前一步,在一个扮演着吞噬者的现实中,剖出可怜人被蛀空的心?更重要的是,在那种被文学不断无情化的所谓生活中,人们经常泛泛地谈论现实如何令人扭曲、时代怎样出了问题,却忘了是谁制造了这个现实。他们一边忧虑着、同情着,甚至诅咒着,却又很快露出谄媚的笑容。这是一个悉心培养起来的陷阱,人们排着队跌入其中,却在里面奋力地把它越挖越深。正如有的小说一旦进入具体的生活,就如同带着“历史的必然”一般以死亡、道德的沦丧、出卖肉体、被交易的爱情等方式草率地呈现出一个“冰冷的现实”。

“用情断义绝来证明有情有义”

在这种情形下,石一枫《心灵外史》的出现无疑是寒冬大雪里的一壶热酒和一顿火锅。你不能说它是雪中送炭,因为那过于道貌岸然,毕竟石一枫不想板起脸来教训谁或感化谁,“大姨妈”也不是圣母玛丽亚,而只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亲爱的教友”。

“大姨妈”是老辈里厨娘家的女儿。时值运动四起、家道中落,原来的小姐和佣人的女儿也就一时情同姐妹分不得贵贱了。大姨妈在父母忙于离婚时进入了“我”的生活,随之而来的还有令人忘了娘亲的羊肉烩面。然而,烩面没有实现大姨妈把“我”喂白喂肥的理想与使命,于是便有了清晨树林里的“采气”和千里迢迢的省城“受功”。一场庄严、虔诚、肃穆的授功盛会就在“我”的“傻球”行径下让一场闹剧呈现出了它该有的样子,同时也触动了大姨妈的“信仰”。毫无意外,小说在闹剧的道路上一路挺进,“我”如何与母亲形同陌路,如何证明了自己不是“傻球”,如何为寻找大姨妈混进传销团伙又如何被大姨妈救下……但闹剧是伴随着眼泪一起翻滚而来的,当大姨妈与母亲之前的恩怨真相大白,当被遣返劳教之后的大姨妈为了不拖累“我”而选择在信仰的名义下与教友烧炭自尽,我们便不能用“愚昧”或“无知”来轻薄地描述这个近乎伟大的女人。

大姨妈曾在三四年里追随着师父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目的只有两个:“其一是她没有孩子,想借助师父的能量疏通输卵管;其二则是想替我道歉,请师父不要计较我的瘤上拔毛之仇”。但是,此时的大姨妈对师父早已没了以往的虔诚:“我信师父是不是信错了?”那么三四年的奔波大概都是为了替那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免灾”。这一辈子,大姨妈总要信点什么,年轻时相信出卖了姐妹的“革命”,后来相信被“我”冒犯的师父,再后来相信用蜣螂炼金险些害“我”性命的传销组织,最后相信会背了上句没下句的盗版《圣经》的瞎子,她充填内心的过程永远伴随着愧疚乃至赎罪。在“我”与母亲那颇为纠结的关系里,几乎所有的秘密都被打开:“大姨妈史无前例地出卖了母亲,却又一如既往地豁出命来保护了母亲”,母亲“不原谅那个世道,但也没怨过那个世道里的任何一个人”。而母亲与大姨妈的关系也在某种轻描淡写里变得充满了德行与情义的光芒——“除了我,她再没家人了;除了她,我也没人能说句话”。当大姨妈劳教释放无依无靠,母亲想带她离开,大姨妈则另有盘算,为了不拖累他们共同的孩子,“母亲想拉上大姨妈为我做的,恰恰是大姨妈想为母亲做的,那就是:用情断义绝来证明有情有义”。

世俗中的心灵依靠

大姨妈的故事不免让人想起许地山《缀网劳蛛》里尚洁的一生,但《心灵外史》更有酒肉气,更愿意相信人生在世的荒唐与无知,也更愿意相信基于世俗生活的宽恕与救赎。它不拒绝现实生活中沉重可笑的肉身,也不拒绝圣徒般的灵魂,它在一场场时代的闹剧里让人看到了艰难而沉默的自我审判和可被信任的善与心灵之光。这就像“我”突然强光透顶一般懂得了大姨妈,懂得了相信革命必须牺牲的大姨妈和带我去省城拜师父的大姨妈以及把“我”从死神手里拖出来的大姨妈融在一起才成了真实、完整的人生。

我们很难讲它事关“信仰”,即便是在小说里,这个“信仰”也早已被“我”看透:“不是宗教,不是政治,不是人类文明衍生出来的一切宏大、光辉的精神产物,而是一位猴儿一样的师父,鼻头上一个黑瘤,瘤上生毛。”《心灵外史》完全是世俗的,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现实的困境中找到那么一丁点儿的心灵依靠,是人们在看似伶牙俐齿恶语相向的日常生活里所隐藏起来的体谅与情义。也许小说还在讲人是不是该信点什么,只是这个被语言表达或落实于行动中的“信”与人真实的内心所向并无干系,又或这种内心所向本就无法讲述。这无疑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外史”,而此刻的石一枫也俨然露出巍然大物的迹象。

与此同时,作家黄孝阳自解遗传密码:“你不能强迫我去做一个西方人”。他的《乱世》将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摆在人们面前。英雄复仇,袍泽兄弟肝胆相照,弱女子深藏血泪身手不凡……情义恩仇不断催动故事一路奔袭。刘无果与蒋白的关系显然不能置于现代性的框架中加以理解,今天的身份、地位、阶层等概念根本不能将其全面呈现。那种过命的交情,如兄弟又似父子,一个看似冷静多疑又常常被困于某个心结,一个刚硬鲁莽又上演了舍命救主的大戏。这是情义而不是契约,对这种关系的讲述自然也脱不开传统中国对男性关系那种手足与情义的想象。小说中的袍哥老大罗秦明不但能飞檐走壁双枪灭烛,还出资办学为乡人称道。为了学堂规划区里一位孤寡老妇的祖居,罗秦明“四次折节”,瞎眼老太上吊自尽,把祖产捐予学堂,罗秦明披麻戴孝,如子嗣般在坟头摔了瓦盆。来来往往之间,情义于此淹没了逻辑或现实,这无疑是传奇的力量,人们明知是说书唱戏却依然选择相信并对此无比期待。

正如孟繁华感叹《三国演义》的多情重义,那种富有传奇性或趋于中国传统的讲述方式在表达人之情义上似乎有着某种先天的优势。现代小说纠结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学却热衷于讲述情义与人伦——前者如法医,仿佛容不得风月;后者是磕过头的兄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几乎成了文学以形式动人还是以情动人的两条道路。

即便于现代社会,文学中的情义问题也不是什么光明的尾巴,更不是要在那个现实的规则中颁发一个并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安慰奖”,而是如何把那些无法回避的现实之痛带着生活的温度坚实可靠地筑进故事里,从而塑出那些身处困境无望奔忙的人们,揭出这个时代难以克服的社会顽疾。它是对即在现实的书写不充斥着自负的代入感而又绝不置身事外,也是某种无法克服又恰到好处的情感或心理悖论的自然流露。正如人们对积极、活力和乐观主义的无限崇拜往往源自对自身或现实不可言说的沮丧与绝望,文学在讲述现实之痛时也同样可以形成对虚无、断裂等当下精神症候与现实困境反向的牵引和警示,它在将情节、语言、氛围组织成为文本的时候,即已实现了对自身的反叛,从而蕴生出某种可以持续生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