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深意一书写
这是一个极其煽情的结尾：扶贫工作队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需要脱贫的农户签字确认。虽然内心忐忑，可队员们还是认为有把握让农民们签字。可事与愿违，有几个农民拒绝签字。是不是有什么工作没做好，让被扶贫的农民不满意呢？作品显然吊起了读者的胃口。调查组来了，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是农民们觉得工作队员们太好了，舍不得让他们走，想通过拒绝签字这一招挽留这些来自城里机关的干部。这个情节让人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时光，那时先父担任生产队长，下乡的干部都住到我家。年少的我是多么盼望那些参加“三分之一”工作队的干部啊，他们的到来常常意味着我们可以吃到久违的肉或蛋；也可能干部会从裤兜里掏出几块糖果或饼干，这是非常稀罕的美味；他们穿的衣服也干净漂亮，上装里有时插着一支笔，让人充满对外面城市世界的向往；他们还刷牙，牙膏泡沫的味道甜美；他们还带着步枪，有时干部心情高兴了会让我摸一下（级别高的领导会佩带手枪，可惜我无缘摸过），我会因此高兴好半天。所以，当我读到红日《驻村笔记》结尾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是矫情或媚俗，那种感觉是真实的。
工作队下乡，属于中国乡村治理的伟大发明。往高了说，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反映，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所采取的应变措施。马克思曾引用老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和人物，总是出现两次，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充满了重复。而扶贫工作队，既是历史上那些工作队形式的重复，却又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即它的任务非常明确，称作“精准扶贫”。红日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工作队的工作：“要致富，先修路”，所以工作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到城里相关部门去找关系跑项目，搞基础建设，修桥铺路。工作队又想方设法得到电力部门的帮助，对全村电网进行升级改造。而在高寒干旱山区，农民碰到的日常困难就是饮水无法保证，于是工作队又得到水利部门帮助，搞了供水工程。至于建立产业合作社等，自是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民们还有些灰色地带的困难，工作队也负责解决了。如胡彩旗家有四个超生孩子，派出所不给上户口，因为不是在医院生的，没有出生证明。当然也可以采用变通的办法，即提供亲子鉴定证明，但那要花一大笔钱，贫困户如何出得起这么多钱？如果上不了户口，意味着这些孩子和一家人永远都要贫困下去。幸好有一位跟胡彩旗同名的领导也来扶贫，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这绝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容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完全解决了全部人口的贫穷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庞大国情复杂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红日写出了扶贫工作的巨大困难，也写出了这个工作的巨大意义。难能可贵的是，红日在处理这个复杂敏感的政治性和时效性特别强的题材时，仍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艺术品质。比如两个同名同姓的女性人物胡彩旗的设计，就非常幽默而尖锐。大家都是一个名字，可命运却有天渊之别。一个是结婚多年无法怀孕，一个是生孩子易如反掌。一个是孩子出生多年无法上户口，一个是打个招呼就解决了貌似重如泰山的困难。当然语言上的幽默是红日的一贯特色，作品中俯拾皆是。如把需要去进行艰苦的扶贫工作的红山称为景区，不说那里荒僻，却说“芳草萋萋，溪水潺潺，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又如，扶贫要求工作队员深入农户家中，次数也有要求，毛一曾说自己有一个月入户2.5次，因为有一次是在路边了解情况，没有进家，只能算半次。在结构上，就如两个胡彩旗的设置一样，小说常常采用对比的手法，如胡彩旗就表示，政府几十年都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干部个人如何在数年内甚至一年内搞定？农村道路几十年没有修通，为何工作队一找人就马上见成效了？这种地方见出了作品的匠心，工作队的成绩越大，就说明我们的日常工作的缺失就越多。重复除了具有历史意义，也常常具有艺术意义。
红日是一个难得的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这从他的《报道》《报废》《报销》和《述职报告》就能窥其一斑，而《驻村笔记》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绝大多数是互不相属的片段的联缀，并无统一的主题、人物和结构。而《驻村笔记》显然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长篇小说，虽说其中也以片段的形式书写扶贫工作队的点点滴滴，却都服从相对统一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取名为笔记呢？顾名思义，就是作品采取的乃是以工作队成员笔记的形式展开。这就和古代的笔记小说区分开了。笔记这种形式，常常是记事物的概要，避开琐碎的细节；也因此常常可以回避敏感的内容，或不愿提及的事情。这和日记有相当的不同，日记常常记录害怕忘记的事情，也常常失之于琐细。既是笔记，难免挂一漏万，但这是文体本身允许的。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作者的巧妙了。我想读者读到作品，也是常常有会心之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