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艺术总是在嬗变中前进的，作家也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演变文学的形式和内质，来适应或超越时代的步伐，这种适应和超越甚至会使文学走在社会文化的节奏之前。读到红日的新作长篇小说《驻村笔记》就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从中体会到了文学嬗变中前进的心音，红日将非虚构写作叙事技巧运用到小说中，而整部小说的叙述内质和叙事目的又表现出对新写实小说的反叛和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红日像营造一篇“叙事新闻”一样，用非虚构写作包装了这篇小说。标题《驻村笔记》不仅得“笔记”之名，且行“笔记”之实，从书名到日记体的回目、落款；从切入生活的立场、态度，到叙述的角度、语气，几乎是全方位地用非虚构写作包装了这部小说。“驻村笔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叙述立场，只有“驻村”，才会有“笔记”；“笔记”的前提是“驻村”；“驻村”的目的是“精准扶贫”，这是中心事件，也是新闻事件，它具有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等特性。小说依“笔记”的非虚构写作确定了文学立场，摈弃了小说以情节结构的营造为主，改作对观察到的事物作客观立场的陈述，将精准扶贫攻坚活动程序化、客体化。

写作技巧对于一部成功的作品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就《驻村笔记》而言，它的非虚构写作的技巧就有了另一重意义。杰克·哈特一语中的，“负责任的非虚构作品倒不是在于它的绝对准确性，而在于诚实。”《驻村笔记》的“诚实”在于它在进行场景表达、引用丰富对话、描写人物细节以及选取独特视角时，是以“笔记人”（具有新闻人特征）的身份和视角进行的，这就要求作者在选取素材和叙述技巧时进行取舍。小说中直接对精准扶贫攻坚工作的所有程序作了客观具体的陈述，甚至工作表格的具体细项，如何填写，填写时出现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传统小说极为忌讳的细节，而在非虚构写作中恰恰是必需的场景表达。

但是我觉得，仅以非虚构写作来解读《驻村笔记》是不够的。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在开放性、多元性的文学思潮中前进，文学的创新与时代巨变同步，文学思潮的碰撞、融合、嬗变，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兴盛。文学得以更加接近五四时期倡导的“文学是人学”的目标，正如萨特认为的那样：“文学就是这样一种运动，通过它，人得以每时每刻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总之，文学就是自由。”新时期在对人的关注方面，在真实面对现实生活方面，远远超过非虚构写作影响的文学思潮就不得不提新写实主义了，新写实小说在摆脱含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拘束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现实社会和人（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它们“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而《驻村笔记》恰恰是对新写实小说的突破。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解构了恢弘的政治主题和传统的道德评判。新写实小说也不例外，它们在关注琐屑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几乎放弃了对重大社会主题的正面参与。而《驻村笔记》让我们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小说撷取的素材正是一个恢弘的主题——人类向贫困宣战，这既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主题，同时精准扶贫也是我国当前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在这一大主题的涵盖下，小说进行非虚构写作式的全程报道，大量本质生活的揭示，典型性手法的运用，以精准扶贫工作为主线，组合了与之相关的生活场景；不同层次的人物形象，从工作队员到普通农民，以及村、乡、县、市至省的各级领导干部，写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细小的工作环节展示尽可能完整的社会状貌，最后拼合出一幅全社会关注的真实的充满正能量的当今农村世态图，表现了作家在创作选择上的勇气和智慧，同时也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生命力。

以小说中老道长失足落下“天桥”悬崖一个情节为例，起源是工作队员冰儿通过微信和微博传出了红山村的一座老天桥的风景照，这是由11根大小不一的木头铆在一起的简易桥梁，是附近村屯的便捷之路，在悬崖绝壁上呈现出险峻沧桑的风光，于是引起了社会对这一原生态景观的围观，而“父母官”认为是“坏名声”“出大丑”了，以为“安全”考虑，指令工作队负责拆桥。由于缺乏宣传和设立警示设施，遂造成了老道长的殒命。但我们没有感到这是苦难书写，是因为在大篇幅的叙述中，作者运用了多种手法来揭示生活本原的多重内涵，例如围绕“拆桥”和“保桥”的争论的隐喻，例如工作队员和村民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例如下达拆桥指令的蒋主任和前来查明死因的韦局长的工作作风的对比，例如工作队的担心和担当与死者家属的深明大义……都已超出了苦难叙述的范畴。

再以作品中的下岗村干部吴海龙为例，应该是作品中施以较多笔墨的人物，他与几个同事在任上“长期以来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他们白天当干部，夜里做道公。他们把周边和隔壁县附近村庄的道场、法事都承包了。今晚这户‘过油锅’，明晚那家‘解三煞’。他们白天人模人样，晚上装神弄鬼”。他包庇杀人嫌犯的亲弟弟。他在老道长坠崖事件上企图以“不明不白”挑事。他隐瞒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阻碍了精准扶贫工作的进展。但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我”为村小教师和村干们争取了体检的机会时，也为已经下岗的他安排了体检，这时他先是“表情看起来有些别扭，目光却充满了感激”；随后是“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毛一啊，我这半条命是你给我捡回来的”。显然，单边的自然主义的丑恶的暴露，在作品中是可以用城乡文化交融过程中价值观的先进与落后的冲突，以及基于人性的较量和观照而取代的。顺带说一句，稍感遗憾的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我”的形象略显平面化了。在顾及人物现实的真实同时，是否损害了艺术的真实呢？

陈晓明先生曾将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归纳了五个方面，其中第三点是“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驻村笔记》反其道而行之，让人感受到作者饱满的创作激情和对于叙述对象的强烈情感。通篇作品是以第一人称的“笔记式”进行叙述的。从主人公的视角记录了“河城县天马乡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的工作全程，第一人称的记叙、工作内情的披露、作者内心的倾诉，在形成直接与读者的对话、交流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作者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写作的责任感。其次，作品的臧否态度昭然若揭，在深入描写扶贫工作的艰难、复杂程度的同时，丝毫不隐瞒自己对工作队员们的艰辛的褒奖，对退休老干部的大力支持的赞扬，对长期工作在农村第一线的村官们的淳朴、忠厚和坦诚毫不隐瞒自己的爱怜。我们来看作者的真情流露：“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都不容易，有的是辞别新婚妻子下来，有的是把父母亲送进养老院后下来，有的是把幼儿交给父母后下来。他们敬业负责，认真填表，细致地帮助农户计算各种收入和各项开支，诚恳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督查和批评，他们是这场扶贫战役中最可爱的人。”我们还能读到风气为之一新的各级领导干部，还有在需要的时候伸出热情的双手的机关单位和企业家。而作品批判的锋芒也是十分尖锐的。比如形式主义的荒诞，一个村委会居然挂了28块牌子，等等。

将生活中的情趣语言和诙谐情节植入小说，自然是十分便捷的，只是需要作家的发现、改造和剪接，红日在这方面是颇有成就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情节，党支书老跛身患重病还惦记着村里通屯公路的工程施工，他曾为此给县里的交通局长、扶贫办主任、财政局长和副县长请吃、送礼、送现金，并一一记录在案，由于担心数万元的花销打了水漂，于是把笔记本交给“我”，并叮嘱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可以把上面记录的内容，复印寄给他们。我老跛不是有意揭他们的短，扫他们的脸面，我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我只是让他们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老跛忘了自己还要承担行贿的责任，反而要提醒他们有这回事，透露农民式的机敏和俏皮。

小说的结尾是：通过第七分队的艰苦努力、村民的积极配合和四方支援，终于胜利完成了精准扶贫攻坚任务，庆功文艺晚会也举办了，然而最后一个“双认定”环节遇到了问题，帮扶对象纷纷以各种不成理由的理由拒绝签字——意味着他们不满意，扶贫工作还要继续，工作队也做好了“接受组织处分的思想准备”。这真是奇峰陡转，世事难料呀。谁知严组长一来，一切真相大白，原来是他们与帮扶对象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人家舍不得他们走哇，才想出了这么一招想把他们留住。哪怕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哪怕箪食壶浆、泪湿衣襟，都比不上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而朴实的举动更能感人至深，更为真实可信，尤其全书的最后一段文字：“夕阳西下，旷野上、山腰间、暮归的人们朝着各自的目标移动。是的，人都是有目标的，像飞机的航站，轮船的码头……移动的人中，有一些在逐渐靠拢或者会合，最后形成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也是有目标的，他们朝着临时村部这边走来。渐行渐近，原来是我们三位队员的帮扶户户主，我们的亲人。”我要说，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