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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寻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来源:河北日报 | 李春雷  2017年10月20日11:12

鲜花簇拥的五大书记铜像

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人民,是永远的江山;

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进京赶考的青衿学子,背负行囊,黎明起身,踏着曙色,向前向前,一路走过南昌、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从农村到城市,从武装斗争到治国理政,面对一个个全新的课题,交出了一张张真诚的答卷。

毋庸置疑,在这个漫长的行程中,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

十九大之后的中国,正面临着又一次艰巨的赶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达到这一切辉煌的基石,仍然是人民,永远是人民!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68年过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积累的精神财富永远不过时。它适用于当时,适用于现实,也适用于未来……

让我们凝思西柏坡!

让我们共同去赶考!

壮志在胸,辉煌在前!

历史的脚步选择在西柏坡驻留,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1948年前后,历史的脚步选择在西柏坡驻留,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小村始建于唐代,原称柏卜村。古时因村北坡岭上翠柏苍郁且与东柏卜村相对居西,遂取名西柏卜,民国年间改为现名。

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平山群众基础好,是著名“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故乡,也是风靡各大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乡,更是“平山团”的故乡。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带比较富庶吧。滹沱河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西柏坡北面的陈家峪,西侧的北庄、南庄,东侧的东柏坡村,都比较庞大,附近就是一个大集镇——西黄泥村。将来附属部门迁来,便于安置和供给。还有地形和地势。这里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太行余脉由西南而东北,峰峦起伏,山岗连绵,地势险要。小村正处在太行山与大平原的连接处,东西面有两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两臂,将小村紧紧地拥抱在怀中,形成一个马蹄型盆地的腹地。

军事专家分析说,背靠大山,面临平原,能攻能守,进退自如。若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占领石家庄,控制京广铁路,进而南北蔓延,直达中原和京津;如有不测,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太行山,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西柏坡是一个普通小村,不显山露水,便于保密。

当时的西柏坡村,是什么样子呢?只有85户,325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贫农和中农,只有一户段姓地主,有文化,很开明,与村民相处融洽。小村虽然人口少,却有共产党员30名。

小村的东部,是一座小山包,土名老鼠岭。岭前岭后散落着几户人家。如果征用这一片地方,山包下可以开挖防空洞,四周办公住宿,不啻是一个既隐秘又安全的机关场所呢。于是,村干部给几户人家做工作,老百姓觉悟高,爽快地答应了。

采访时,笔者曾走访毛泽东的房东阎受朝的儿子阎文习。阎文习当年18岁。他说,大约1947年春天,就不断有牛车驴车往这里运送木头,卸木头的人只是说准备盖房子。但让谁盖,为谁盖,却弄不清楚。“过了一段时间,村干部领着一个穿灰军装的人来到我家,屋里屋外看了一遍后说,‘工校’首长要借你家房子居住,行不?父亲虽不是党员,但思想进步,不假思索就满口答应了。那时我全家6口人,父亲40岁出头,土改中刚分得5亩稻田,全家人都非常满意。为了给‘工校’让方便,我们就借住到村东阎受田家……”

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进驻,对外名曰“工校”。为什么起名“工校”呢?现在想起来,有着特殊的寓意呢。工人、工厂、工业,其中蕴含着共产党的理想和未来呢。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

当年,各解放区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其实,农民并不太在乎头顶上的天,那些空空荡荡的蔚蓝和明朗,是文人的浪漫和梦想。他们最在乎的是地——脚底下实实在在的黑土地、黄土地或红土地。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诉求。即使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孙中山,也把“平均地权”作为其“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应该看到,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那天一大早,麦场上的石块和动物粪便被清走,干干净净的麦场,像一张刚刚烙出的浑圆的大饼,散发着诱人的麦香。

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没有会标、没有标语、没有水杯,更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

面对主席台的空地上,摆放着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热。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名代表,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廖承志、邓颖超、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早早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为了躲避国民党封锁,东北局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土改必须彻底。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烧烤着。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围观的山雀、鹌鹑和斑鸠们,看着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调的陌生人,格外兴奋,在树枝上和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实在有些喧宾夺主。

几个战士悄悄地走过去,狠狠地往树上投掷石子,鸟儿们猛地意识到闯祸了,便赶紧闭嘴,惊慌地四散飞逃。

开幕会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密切。无形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历史风云,酝酿着民族命运……

一抹曦光,静静地涂染在西柏坡上,像新鲜的蛋黄,颤颤的。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喊出了中国农民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平分土地。这句话像一粒火种,山风吹过,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到处是烧地契、埋界桩、量土地的火热场景,到处响起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

土改,的确是一场扭转乾坤的大运动。1947年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山风爽爽的,吹拂着小院里昏黄的灯火。火焰熊熊燃烧着,虽然摇摇晃晃,却也脚跟稳定,把一座简陋的土舍映照得流光溢彩,蓬荜生辉。

人们总是用晋察冀的“乌克兰”来形容西柏坡。其实,这个“乌克兰”,是指西柏坡附近的滹沱河流域。

这条开阔绵长的从西南到东北方向的“V”形谷地周围,有数不清的山头,奇形怪状,像一群群列队的武士,密密匝匝地拱卫着。山壁为屏,白云为幕,日月为灯,全然是一处迥异于外界的江南水乡。河水清清,岸边是厚厚的黄土。在这深山里,黄土就是黄金了。黄金般的黄土里,可以生长稻子、玉米、小麦和各种果蔬,这是滋养一方生灵的温床。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领一队人马,悄悄进入西柏坡。随后,中央各机关也陆续迁至附近。绵延数十里的河谷里,布满了星星般的部落。中央办公厅和秘书处驻夹峪村,中央组织部驻南庄村,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电台驻北庄村,中央卫生部和中央医院驻朱豪村,新华通讯社驻郜家庄村……

毛泽东搬来之前,考虑到他在延安时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工作人员专门请来工匠,仿造了两间窑洞。毛泽东感觉有些“奢华”,执意让给和刘少奇挤住在一个院内的年长的朱德。而他自己,则另选了一套与刘少奇比邻的普通民宅,就是前文提到的村民阎受朝家。

阎家老宅只有北房两间,西房一间半。毛泽东住在北房里,土坯木顶,面积狭小。为了稳固和安全,工作人员在屋中央支起一根立柱,顶住房梁。

院子里有猪圈、磨盘和鸡窝等,卫士认为不太雅观,要拆除。毛泽东说:“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老乡还要用呢。”于是,只填平了猪圈,其他设施都保留原状。

院内有一棵梨树。转眼已经是五月了,梨子在悄悄地长大,前天像豌豆,昨天似酸枣,今天已是鹌鹑蛋大小了。

北屋门前还有一棵楸树,树荫下是一面旧磨盘,磨盘上面放着一只热气袅袅的白瓷水杯,水杯旁边是一张帆布躺椅。

夏天的夜晚,毛泽东时常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围坐在磨盘周围,谈论战局和时局。一盏煤油灯默默无语,几只小飞蛾围绕在周围……

山风爽爽的,吹拂着小院里昏黄的灯火。火焰熊熊燃烧着,虽然摇摇晃晃,却也脚跟稳定,把一座简陋的土舍映照得流光溢彩,蓬荜生辉。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慎之又慎。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慎之又慎。在主流向好的同时,土改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党内有识之士早早发现了这些问题。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绥远所属各县“左”倾现象向中央报告并建议:“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

1月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地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20日,毛泽东再次转发习仲勋的报告,并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47年11月,任弼时开始集中精力,对兴县钱家河周围30多个正在土改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1948年1月中旬,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任弼时正式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很多见解前所未有,令人震惊。

关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他认为“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现在打蒋介石,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拥有较完备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错定中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

对工商业政策,任弼时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任弼时认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

西柏坡,像一颗石子,静静地酣睡在深山的皱褶里。

正义和邪恶,在外面的山坡上你死我活地决战,小村里却是一派祥和。

中央大院前面是一片苇塘,夏天和秋季里,青蛙极多。此地有一种虎纹蛙,个头肥大,浑身披满灰灰黄黄的老虎纹,虎头虎脑,嗓门奇高,整夜整夜“嘎嘎咕咕”地聒叫,影响大院办公和休息。

警卫人员请求铲除苇塘或捕捞青蛙。毛泽东说,使不得,使不得,青蛙是益虫,老乡们已经听惯了。这片苇塘里的千百只壮硕的青蛙,兀自尽兴尽情地呼喊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直到寒露即降,老天爷才让它们闭上嘴巴。

9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偶然到村外散步。村民阎汝魁在自家稻地埂上割黄豆,割完后用扁担挑着,沿稻田小路回家,正好与一个高高大大的人走了一个顶头。

小路又窄又滑,无处躲闪。阎汝魁正要回身,只见那个大个子抢先向左猛跳一步,跳到稻地里的一个树墩上,为他让路。阎汝魁愣在那里,不知如何为好。大个子摆摆手:“老乡,你挑得重,不要站着了,快走吧。”

当时的阎汝魁,并未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但他记住了一个大个子和他的相貌,还有他说话的口音。几年后,西柏坡的秘密公开,当看到毛泽东的照片时,他一眼便认出来了,顿时感慨万千。

村里还流传着一个“马啃树皮”的故事。那是土地工作会议期间,不少代表住在外村,只能骑马而来。开会的时候,就把马拴在会场南面的一片小树林里。由于喂养不周,战马饥饿,啃咬了不少树皮,白森森的,像骨头。

第二年春天,一些柳树和杨树没有发芽。看到这些,刘少奇非常不安和愧疚,便责成行政处逐户调查赔偿。可乡亲们都不同意,树死了可以重栽,有什么要紧,这点小事算什么?咱们同住一个村,这样做就显得太见外了。但刘少奇仍然坚持赔偿。于是,有的赔了钱,有的赔了米。村民王树声绷着脸,什么也不要,行政处就硬是往他家送了两把椅子。小村人的心热乎乎的。

的确,当时的绝大多数村民,只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工校”,根本没有意识到竟然是中共的首脑机关。不过,他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这群人异乎寻常的地方,他们的语言虽然南腔北调,但待人和气,满脸带笑。他们的军装,土黄色的,石灰色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和亲切,那是大地的颜色,那是石头的颜色,那是树皮的颜色。于是,村民们便感觉到一种特殊的踏实和安宁。他们便经常拥围在路边,远远地观望着战马进进出出,猜想着行人官大官小。

蒋介石和傅作义只知道中共首脑机关就在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里,却始终不清楚具体方位。于是,傅作义曾轰炸过西柏坡村东南30多公里的烟堡村华北局机关,也轰炸过西柏坡村北10多公里处的讲里村天主教堂,却从来没有骚扰过西柏坡。

西柏坡,像一颗石子,静静地酣睡在深山的皱褶里……

赶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广大、最权威、最公正的考官。

马蹄声远,辉煌影近。

68年过去了,几多风霜,几多苦痛,几多欣喜。

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进京赶考的青衿学子,背负行囊,黎明起身,踏着曙色,向前向前,一路走过南昌、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和平,从贫穷到繁荣,从落后到超越,从工业化到现代化,面对一个个全新的考题,交出了一张张出色的试卷……

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有经验,也有教训。但是,无论教训还是经验,都是学费,都是智慧,都是为了下一张答卷。

当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国家正在由工业化、城镇化向现代化挺进,并正在有步骤地、稳健地进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水区,从而使中华民族走上更高层次的发展道路,有能力去追逐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无疑,这是一张更大的历史考卷。而现在,我们又面临着诸多尖锐而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对这一张硕大而又复杂的试卷,我们应该如何应答?

这是对执政党的考验,也是对每一个党员的考验!

经历一轮甲子,饱受几多风霜,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青年走向壮年,已经更加智慧,更加成熟。

赶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广大、最权威、最公正的考官。只有他们,才代表着最迫切的现实,最根本的利益,最长远的未来。只有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交上一份份合格的答卷,才能赢得他们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从而实现真正的国家繁盛和民族振兴。

(图片由西柏坡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