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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故事“脉象”探知生存状态——写在《人事》之后

2017年10月13日06:53 来源:文艺报 李延青

小说无非是记事写人,写当下叫“现实题材”,久远的则称“历史题材”。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是在写人的生存状态。

我的短篇集《从事》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抗战题材。生活多来自我的姥爷白德修。他年轻时参加革命,曾三次被鬼子抓到炮楼上。有一回是冬天,关在水牢,靠吃伙夫丢进去的白菜疙瘩、烂菜帮才活下来,10个脚趾甲都给冻掉了,小腿也被冻烂。第三次被运到日本北海道去做劳工,直到两年后抗战胜利,才九死一生回到家。我小时候常住在姥爷家,那里是华北平原的边缘,根植在我内心的平原文化即来自于此,培养了我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还有姥爷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当然,这些故事、人物也揉进了我夫人的家史。他们家地处华北平原,她的曾祖父、祖父极富传奇色彩。尤其是她祖父,抗战期间作为一个年轻、开明的乡村医生,不仅医术高明,还在村里创办了女校。作品中,我把这些故事和人物都归置到“鲤鱼川”。特意在这里说明,是为了表达内心对他们的纪念,也是为了给我母亲一个交代。母亲一直希望我能将姥爷的一生整理成文字,而我迟迟没有动手,对此她很有意见,曾给一些报刊杂志社打电话,要求人家去采访她。我没有做,并不是这件事不该做,而是我觉得姥爷的经历更适合写抗战小说——一个青年农民的抗战史:他因不断外出开会耽误生产造成的家庭矛盾;为营救他不得不卖房卖地;饥荒来临,照样得卖儿卖女……对于一个青年农民来说,他的抗战远比“牺牲”来得艰难。本来计划写一个系列,但写着写着总被这样那样的事情打断。目前只完成辑录在本书里的这几篇。姥爷更多的地下活动、在日本的劳工经历、抗战胜利后中国劳工滞留在日本的日子、曲折艰难的归国回乡之路都还没来得及写。二是写母亲的阅历和我少年时期的生活,时间当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在《鲤鱼川随记》中曾有涉猎,不再赘言。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关注的是现代化背景下农民的内心感受和变化,现代化对农民精神和心灵的影响。从内容上来看,这11篇作品都没离开农村和农民,可以说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 。

人的一生,说到底只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在繁衍前行的长河中,经验的不可复制,使得个体生命总是从无知起步。小说就像中医诊脉,通过故事的“脉象”让人们警惕已知或未知的“健康状态”——这状态是社会的,更是心灵和精神的。所以,我觉得文学是一项关于人类社会和精神健康的事业,是对社会和物质追求对人的异化的抵抗。叶嘉莹先生说“诗可以使人心不死”,是之谓也。

小说之后“附录”了2009年专家学者和一些师友为我的系列随笔《鲤鱼川随记》撰写的评论文章。其中,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的“发言摘要”,是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根据速记整理的,没有经过与会专家的过目,保留了“原汁原味”。因为在“地理”上它们都与“鲤鱼川”相关,而且这些发言和评论,对我后来的创作极有启发和帮助,收集在本书中一是为了保存,更是为了表达尊敬和谢意。同时,这本随笔也是对中国农耕文明的记忆,可以当作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