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及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史诗般的变革，举世震惊。文运牵国运，文脉连国脉，因时而兴、乘势而变，与时代同频共振是古今中外文艺发展的必然规律。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置身史诗般的伟大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华民族新史诗“新”在何处？简言之，“新”在思想高度、精神力度、情感深度和艺术广度。中华民族新史诗不是一个“文类”或“题材”概念，而毋宁是一种价值导向和品格追求。它聚焦中国人民恢弘独特的实践创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传达真挚深厚的民族情感，建构真醇美善的中华美学。创造新时代的史诗需要正确处理个体与社会、平凡与伟大、质朴与崇高的辩证关系。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近代以来，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高举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大旗，积极倡导文学的社会功能，从五四文艺、左翼文艺、抗战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始终与社会历史同呼吸共命运，文艺工作者走出个人主义的象牙塔，投身时代洪流，涌现出鲁迅、茅盾、冼星海、徐悲鸿、赵树理、路遥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既饱含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又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基。然而， 20世纪80年代至今，被不断强化的却是文艺的主体性与个人性，“为自己写作”、“表达自我”成为时髦口号，文艺创作的个人化、圈子化成为时尚。这种孤芳自赏、自言自语的文艺与人民脱节，与社会脱节，与时代脱节，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弘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每个人都生活在总体性社会历史进程中，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广大文艺工作者切勿“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而必须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将自我生命体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用天下眼光、天下胸怀在大地行走，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中观察生活、思考问题、锤炼思想。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时代、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当代中国是风云际会的大发展大变革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书写英雄、礼赞英雄是史诗的永恒主题，从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到中国的《格萨尔王传》，莫不是对神圣家族和民族英雄的颂唱。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有追求的个体的集合。英雄也不是“高大全”的神祇，具有呼风唤雨、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特异功能，而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爱恨情愁、矛盾纠结、困境坎坷，一样要面对生活的油盐酱醋和人性的复杂幽微。然而，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关键在于能超越平凡、超越自我、超越时代。中华民族新史诗要倾情礼赞平凡而伟大的人民英雄。文艺工作者要以真挚的情怀观照他们的生活、命运、情感，以生动的笔触表达他们的心愿、心声、心情，在平凡中见出伟大，在普通中发掘卓越，在困境中彰显成功的艰难和喜悦。

史诗是一种崇高庄严的文体，中华民族新史诗应该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要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而，崇高、庄严、厚重、博大理应成为其基本美学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宏大题材和宏大叙事成为惟一选择，更不是以思想正确、理念先进为惟一圭臬，使文艺作品成为生硬的政治读本和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历史早已证明此路不通。“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崇高的立意追求，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没有坚实质朴的生活根基，崇高庄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汇成浩荡江河，无法长成参天之树。今天，国家的蓬勃发展，家庭的酸甜苦辣，百姓的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文艺工作者只有扎根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大地，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探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才能形成大气磅礴、隽永浩荡的精品力作和真醇美善的中华美学。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