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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时候

2017年10月13日08:34 来源:《草原》2017年第7期 周李立

我们搬了四次家,都在爸爸工作的学校里。

在学校住的第一个地方,我其实没有印象。后来,大概是我发现那张黑白照片的时候,才听妈妈说,照片上的那个“男孩”———竟然是我。而我觉得,那明明是个男孩———短头发,看起来很不情愿被拍照,有些愤怒,仇视着镜头,或者还有这个世界。

“怎么会呢?这不可能是我。”我合上沉重的影集,确认自己仍然是一个扎蝴蝶结的小女生。那是每家每户都有影集的年代。我们的影集,大多是父母的学生送的。扉页上写着赠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感谢师恩。”大同小异的话。大大小小的影集摞在一起,占据书架很大一块地方,看起来很乱。

后来,我读到小学高年级以后,才发现影集其实是极好的玩具。我把所有照片都拿出来,像扑克牌一样打乱,又把它们按照我的方式重新分类———照片里有我的、没有我的,让我看起来还不错的、让我看起来很丑的,之后按照时间顺序(或者别的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理解的顺序,比如照片上我的衣服是红色的还是黄色,比如是夏天还是冬天)重新放进不同的影集里。这过程有时会花去我好几天时间,但那时的时光很结实、耐用。就算把自己投入到如此复杂的事情里去了,我也还是觉得,每一天都漫长得如同整个童年,永远结束不了。

我发现那张看起来很像男孩的照片时,还没有找到像整理影集这样好玩的事情。

“这是在山上的时候,那时你刚满周岁。”妈妈很幸福地回忆着,“你两三岁时,简直太可爱了。”妈妈拖着长长的高音,一脸的温和。

后来,她又说,“你小学的时候多好玩啊!”语气已经换成了惋惜,仿佛我上中学这件事,真的很让她失望和难过。

我上大学后,她就开始在电话里这样说,“哦,我每天晚上都想,你原来在家的时候,是多么好啊!”

就是这样,我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一直在变得越来越不好,我在妈妈的回忆里,一点点地成为一个更不好的人。成年以后这样想,我难免会有些悲观。但妈妈却一点也不悲观,尽管她觉得从前更好。

“山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因为当时我们仍然住在山腰上,整座县城都在山腰上。我们住的房子,是山腰上一排六层楼的单元楼。属于我们的地方,是一单元三楼一号。整座楼内住着同一所学校的老师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每一家都是有孩子的,因为没有孩子的老师,都还在单身宿舍里。单身宿舍在学校另一边,和学生宿舍更近,所以离食堂也近,这样他们吃饭会更方便,宿舍里并没有厨房。

妈妈指着空中随便一个什么方向,“喏,就是那山上。”

“哪里?”我不知道她指着哪里。她的手势看起来过于随便。其实她就是不怎么讲究的人,随意地穿件衣服,随口地吃点什么东西———反正那也不是她做出来的,是奶奶。她随手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往什么地方随意地放着———之后,她再也不会随便地想起它们来了。

于是,我们住的地方,便越来越拥挤。直到有一天妈妈发现,再也无法把随便什么东西塞进柜子了。她找来布袋子,把柜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统统塞进布袋里。之后,她把那些鼓鼓囊囊的布袋子拎给奶奶或者小姨。她说,“喏,这些衣服,你拿去吧。”

我大概就是在某个布袋里,发现那张“山上的时候”的照片的。除了这些,在布袋里,我还发现过不少类似的东西———那是我比整理影集还要奢侈高端的游戏。很可惜,妈妈的布袋每年大概只会出现那么两三次,我还需要正好看见她把袋子递给奶奶或者小姨,才能守着她们打开袋子,一件一件拿出里面的东西———那真是伟大的仪式,令人兴奋,连呼吸都像是要停止。奶奶绝不授权我独自完成这仪式,她总是家里比较严厉的那一个。尽管我相信我会比她们做得更好———难道没有见过我整理的影集么?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弄弄影集里的照片,或者做一点别的什么无聊的事情,日子长得一眼望不到边。

一单元三楼一号,是我们在这所学校住的第三个地方。我和奶奶共用一个卧室、一张床。那是我对绝望有了最早的记忆,因为“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和她睡在一起?”不过,在那之前我们住的两处地方,第一处是山上的时候,第二处是住在大操场边的两间平房的时候,听起来其实比这套两间卧室的房子都要小很多,但也许那时我没有记忆,至少我想不起来那之前,我曾有过这样的烦恼。

奶奶是个讲究的人,这点和妈妈完全不一样,所以她会认真对待我的绝望,一定要追问出其中的因果,“你一直跟我睡,现在怎么不行了?”

我无法回答奶奶的问题,我认为自己并不知道我们以前都是怎么睡觉的。我根本不相信奶奶说的,我真的一直跟她睡吗?

“山上的时候,我没有跟你睡!”山上的时候,是我能想见的最遥远的时候,可能也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按照妈妈的说法,那时候我是多么可爱哎,就算看起来不太像个小姑娘,那也该是很好的时候。“哦,山上的时候,那倒是没有的。”奶奶说。大人们并不能准确理解你的真正含义,跟她们说话,你必须做好始终被误解的准备。

“所以,现在也不行!”我在被子里喊起来,随即又被难闻的气味困扰,那大概就是绝望的气息了。

“山上的时候啊,那时你们很苦,哪里像现在这么好?”奶奶说,她大概正在重新穿衣服,以便让我先睡着。她后来在一单元三楼一号住的时候,都一直这样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或者某天不小心醒得早一些,都会看见奶奶睡在我旁边。她半张的嘴,吐出一个一个惊心动魄的呼噜,正好落在我脸上。我想躲开她,但我的另一侧,是顽固的墙壁———我有时会愤怒,感到自己被欺骗了,有时会无趣地再睡过去,因为在那样的时候,这些其实都没什么用。

“我想去山上的时候。”山上的时候的我,是很可爱的,而且也不用和奶奶睡一张床。早上,我沉默了很久,才终于这样说,这不是一句太好的话,所以我一直在犹豫着。

奶奶抱着我今天必须穿上的衣服,但我拒绝接过它们,如果她不认真对待我提出的要求的话。“山上的时候,你爸刚工作,你们只分到一间房子,你还小,他们根本不能带你,你都不知道你有多惨,不过,现在好多了。”奶奶说,又一次把衣服递给我。

我开始很委屈地穿衣服,觉得自己现在更惨。我希望每天早上把衣服拿给我的,是爸爸或者妈妈,反正不是其他人,奶奶也不行。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直住在山上的时候?”我问爸爸。那时我一直认为“山上的时候”是一个地方,而不是我们一起经过的一段过去了的时光。

“山上的时候?哪个山上的时候?”爸爸看上去很困惑,他像妈妈一样,把手往空中随便什么地方一指,反正我看不出来他指的到底是哪座山。我们的县城是座山城,四周都是山。我从前一直觉得那些高山的山顶,是没有人住的,直到我发现,我们其实有过在“山上的时候”。

“妈妈说,从前,我们住在山上的时候……”

“那不好,那太不好了,条件很差,你知道最苦的是什么吗?去那里,要爬一百九十九步台阶,这本来还好,但我每天都要抱着你,只能我来抱你,你妈妈抱不动,我抱着你,要爬一百九十九步台阶,那简直……是种惩罚,呃,你小时候太重了……”他的表情看起来真的很痛苦,仿佛我小时候比现在还要重一样。

他说的抱着我爬台阶,这样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这很让人沮丧———你需要为你并不知道的状况承担责任。

我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一直到那时,我还是希望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感到那些记忆缺席的地方或者时间里,藏着一些美好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可以解决我现实的困扰———我不想和奶奶睡同一张床。

我那时是六岁,也许七岁,也许还要更大一些,我没有带过一个朋友来家里玩,因为他们会很容易发现,我的卧室,我们共有的卧室,有难闻的气味,像下水道的气味。我没有自己的卧室———这又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尽管事实上,我其实也没有多少朋友。这座楼里住了许多孩子。他们晚饭后会待在楼下,也许他们并没有玩什么精彩的游戏或商议某种恶作剧,但他们站在一起的姿势,会让所有人以为他们正在度过一天中最欢快的时光。

楼下只有一小块不大的平地,我们把这块平地叫小操场。小操场另一边,是这所中学灯火通明的教学楼———那些在我看来已经非常老的中学生,此时都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有时候,我会看见爸爸或者妈妈,在某间教室的窗户出现,有时候爸爸或者妈妈,又会出现在另外一间,就像那种打地鼠的游戏机,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下一次会在哪扇窗户出现。

我想,其他所有孩子都不会注意到这些,因为他们在小操场的欢呼声尖叫声如此响亮,我在一单元三楼一号的家里能听见,所有上晚自习的中学生们也能听见,还有他们的父母———此时在某间教室的讲台上冒出来的那个满身粉笔灰的男人或女人———自然也会听见。所有人似乎都默认了他们的欢乐,那让这所山区中学的夜晚,显得如此生机勃勃。

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小操场的聚会。因为奶奶永远在家,她永远都陪着我,这似乎意味着———如果你已经有人陪了,你便不需要伙伴。所以,我从来不被允许在那些夜晚外出。我相信,奶奶一定认为,我甚至都不需要父母,因为“你妈妈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家,连她给你搭配的衣服,都乱七八糟的”,奶奶是这样说的,这一度让我真的以为,我能得到她周到的照顾和陪伴,是一件幸运的事,而如果换作妈妈来照顾我———不知道她会怎么随便地打发我。

那些夜晚,父母在对面教学楼的某间教室里,我隔着一块欢快的海洋,与他们遥遥相望。但我好像也不是太想念他们。多数时候,我似乎都很麻木、呆滞,像成年以后的我一样,认为最好长时间不必开口说话。奶奶也很少讲话,那是因为她每天晚上有一万件事情要做。她用一个小煎锅,给自己煎一只滚圆的荷包蛋,你根本无法相信有人可以把荷包蛋煎成如此完美的形状。那是奶奶的晚餐。她很多年都用猪油荷包蛋做晚餐。她从不会在这件事上亏欠自己。“全家吃不上饭的时候,她也能弄来鸡蛋。”爸爸说。我完全相信,因为在奶奶最后病重的日子里,任何胆固醇都会令她痛不欲生的时候,她也依然想念一只完美的荷包蛋。只是我们谁都做不出让她满意的荷包蛋。妈妈煎出的鸡蛋,就像世界地图上那些大陆的形状。

我的晚餐也是奶奶做的,米饭、肉丝、青菜,有时会有咸菜汤———世界上最无趣的晚餐。饭后,奶奶用两只拳头不停地敲自己,从头一直到脚,用不同的力度,敲出不同的次数,那是一套复杂的程序,用以“打通血脉”。“打通血脉”后的奶奶,看起来疲惫不堪。这时她便开始吃药,各种颜色的药片,排在桌上,整整齐齐。她花去至少半小时来完成这一仪式。她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像一种仪式。她当然还有别的仪式,比如漫长的泡脚、比如准备暖手的热水袋、比如端端正正坐着认真收看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那集电视剧……

奶奶似乎做完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这让我总是无事可做。我有时候只能看着窗外,看着离我比较近的那些山,想象那山上有一座又一座的小木屋———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应该是有邻居的,所以我们的一间小房子旁边,还应该有别的小房子。小木屋前面有长长的台阶,一共是一百九十九步———爸爸说,他那时每天都会数至少一次,那不多不少刚好是一百九十九步。最关键的,是我当时虽然年龄很小,但却能自己睡觉,不必忍受奶奶的呼噜和她身上的气味。而那时,奶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也许还可以和其他小孩一起尖叫、为无聊的事情莫名其妙大笑……有一次,我这样想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放声大哭起来———我年幼的时候是个爱哭的孩子。“在楼下都能听见你在哭。”那天晚上,妈妈回来后说。妈妈把我搂进怀里,让我身上也沾了些白色的粉笔末。我闻到一种干净得近乎枯燥的粉尘气味,和奶奶身上的味道完全不同。如果那天妈妈没有随便地穿一件不合体的男式衬衫、松松垮垮的裙子,又露出她肿胖的小腿和十分努力才塞进低跟皮鞋的双脚的话,我会相信,妈妈此时给我的感觉,会和那味道一样干净美好。

我想,在那之后,妈妈大概和奶奶发生了争吵,但我已经快睡着了,现在我也不记得她们争吵的内容。

王玲玲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她不相信我有过“山上的时候”。

“山上没有水,没有电,你们怎么办呢?”她说。

那时我也许在三年级,或者二年级。我们结伴去县城另一端的小学校上学,路上会说一些很秘密的事情。这似乎是我唯一可以用来社交的时间了。我非常珍惜。

“我想,可以接电线,山上也会有自来水龙头。”我第一次想水和电的问题,王玲玲始终比我更现实一些,她长大以后去新加坡留学了,而她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我并不羡慕她,除了她也有一间自己的卧室,像其他所有孩子一样。但她也没有参加过小操场的每晚聚会,她被要求在那段时间学英语。

“那……可能吧,你可能是在‘山上的时候’住过。”她明显这样违心地说了句,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故意还是无意,也把“山上的时候”说成是一个地方。

我再也不跟她提起“山上的时候”,我也没有邀请她来家里做客,尽管她就住在一单元二楼一号,尽管我在她家里吃过不少零食、冰淇淋和水果,所以,我们的友谊变得怪怪的,但我们仍然在上学路上谈论那些很秘密的事情———直到如今,我也觉得自己依然要为那些事情守口如瓶。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身边几乎所有人,我的同学,还有住在这幢楼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知道我曾经住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跟王玲玲一样。他们很自然认为,我是个喜欢撒谎的孩子,就像那种故意编造些古怪经历,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一样。

不过在小学校,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孩子,我比他们都明白,这有多么来之不易,所以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地想要进入这个世界。但那时的流行趋势,总是很难掌握。比如突然之间所有孩子都开始放风筝了;或者所有孩子都在课桌上用一只沙包、几张麻将牌玩一种抓骨游戏:把沙包扔起来,迅速抓起两只麻将,又立即接住沙包,再把沙包扔起来,同时迅速放下手心的一张牌;或者一夜之间所有孩子都开始抄写《新白娘子传奇》的歌词,彼此赠送赵雅芝和叶童的贴纸……我忙于追赶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想成为潮流之外的多余人。

有一段,开始流行探险。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结伴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尽管那个地方不过只是我们放学路上的某条小巷。在假装很陌生的小巷里,我们互相惊吓,仿佛那真的很恐怖一样,有时我们会把发现的一些石头、没有化掉的冰块,或者废弃的建筑材料,当成探险中发现的宝藏珍藏起来,或者当成一种荣耀,一块石头便足够探险者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得意扬扬。

县城里的那些小巷,都被探险队勘探过了。县城并不大,于是这游戏很快变得索然无味。而且,几支探险队各有势力范围,我们要十分谨慎地活动,才能保证彼此相安无事。

“我们可以去山上。”王玲玲说,她似乎是看着我说的,很像是一种挑衅,急于揭穿我的谎言。我希望自己说出过反对的意见,但事实上我做不到,我那么急于讨好所有人,我没有勇气表达出哪怕一点的不服从。

啊,好主意。是啊。哇。那多刺激。我们得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的勇士……

他们七嘴八舌地支持着王玲玲的建议,我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是说给我听的。而我自己,也许也这样说过,“真的,这太好了。”

我们决定,向县城周边的大山前进,拓展探险队的疆域,我隐隐感到有种神秘的暗示———也许,我们会去到山上的时候。我会去到那被我想象过无数次的小木屋———那将证明,我从来也不是一个撒谎的人。但我似乎也对此没有太多信心,毕竟,那一切到目前为止,还都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尽管爸爸妈妈都说过,我们的确有过在山上的时候。但我对山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记忆。

“你为什么不带路呢?你不是在山上住过吗?”王玲玲对我说,她好像知道我根本不会拒绝,而所有人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我那时候很小,我不知道那在哪里。”事实上,我只是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就连我内心里这个声音,听起来也不太真诚。

“我……就是那座山。”我像妈妈一样,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随便往空中什么方向指了一下。

“那里吗?”王玲玲的手也顺着我指的方向。

“是的。”我好像一点也不因为谎言或者别的什么未知的东西而慌张,我怀疑我已经让自己相信了,我会带着他们,我的朋友们,去到“山上的时候”。

他们并不需要我带路,因为我们其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县城就是这么无趣。

在这唯一的一条路上,我们的冒险旅程和每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同。我和王玲玲,被各自的书包打着屁股,努力想在沉重的压力下,走得昂扬一些。男生们,三个男生,他们的书包其实是武器,全被用以彼此攻击或防御。

路口的小黑板上,写着近期电影院放映的片名,白色广告颜料写出的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似乎常年如此。浅色的颜料,很像那时灰蒙蒙的天气。天色正在明暗交接之间,这样的时候,似乎也是一座山区县城最脆弱的时候。

探险队乱七八糟的阵形,不断被各种不可抗力打乱。那些干扰我们的东西:孙婆婆在街边卖的酸杏———我们掏空口袋,也没有凑齐买一份酸杏的钱,这是每天都会上演的沮丧;还有路上那些丁零当啷的自行车和匆匆的骑车人———每到下班时间,他们看起来都不太好惹;当然,还有一路上肯定会遇见的我们各自的亲戚们。男生田小彦在这过程中遇见了他的六姑,被狠狠地捏了脸蛋———虽然今天早上上学时,他刚刚遭遇过这一酷刑;王玲玲被她的大舅叫住,于是她手里多了一只巨大的带泥渍的藕———她得把大舅的礼物带回家给她妈妈;男生杜雄直接被外公带走了,他的外公不过随便出门想找人下象棋打发时间,就在街上看见外孙了,于是正好把刚刚放学的外孙拎走……

杜雄离开后,我们失去了战友,难免有些沮丧。王玲玲还举着她那只藕,她在不自觉地抠那藕的表皮———这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她坚持在一路上丢弃那些藕皮,她说,“我在作路标,免得我们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路。”尽管我们不过走在一条每天都会走两次的路上、县城唯一的一条路上。那个时候,我们似乎同时意识到,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多么无聊。虽然那段时间,我们都沉迷于这种自欺欺人———仿佛我们的世界,真的像我们的探险一样神秘。

“算了,我们明天再去山上吧。”在中学校门口的时候,田小彦说。他突然把我们从难堪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这是我们分开的地方,我和王玲玲的家,都在中学校园里。

我们都知道,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很快便会走到河边,但我们无法过河,除非再沿着河走一段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河上那座唯一的桥。桥的对面,显而易见,是一座山———我们每天都看着它,却都没有去过的那座山。这将会是一次漫长的行走,而我们在那还没真正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把出发的勇气和决心,弄丢了。

王玲玲拿着已惨不忍睹的那只藕,爽快地表示,“是的,今天太晚了,天快黑了,我们明天再去也行!”而明天,其实是永远不会真正到来的,就像昨天,其实是永远回不去的一样。

我应该感到一些遗憾的,因为我对山上的渴望,其实比他们每一个人都强烈,但事实上,我没有。我很快地表示同意,就像我当初很快就同意去寻找“山上的时候”一样。我记得自己这样说,“反正山上的时候一直都在那里,又不会跑。”我的语气很像一个忘恩负义的薄情人。那些最初的情谊、愿望,像被王玲玲剥掉的藕皮,被我们一点点地,扔在了自己熟悉的、重复的路上。

这其实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好像都忘记了这件事,反正谁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一想到它那么难以实现,我只能假装忘掉它。很多事都大抵如此,我想,我很早便知道了这个道理。

我们愉快的解散,像真正的勇士,准时回到各自的家。

走上一单元的楼梯时,王玲玲惋惜地说,“可惜了我的路标。”她始终举着那只可怜的藕,像被小动物啃噬过的藕。

“不可惜,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方法,下次,我们还可以这样作路标。”我说。我想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我们可以让彼此心安,我们都可以度过接下来的那个漫长夜晚了。

那不会是一个特别的夜晚,因为那和每一个夜晚一样,奶奶要做一万件事,父母在小操场对面教学楼的窗户里忽隐忽现,我用几分钟写完没什么意思和难度的作业,之后便只得无所事事趴在窗口,听着楼下孩子们的尖叫声,看着比夜空还要漆黑十倍的大山,拼命让自己相信,那大山的轮廓线,那曲折蜿蜒的峰顶处,真的有一些梦幻的小木屋,而我———曾经是那里的主人,独自占有小木屋里的一张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