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搬了四次家，都在爸爸工作的学校里。

在学校住的第一个地方，我其实没有印象。后来，大概是我发现那张黑白照片的时候，才听妈妈说，照片上的那个“男孩”———竟然是我。而我觉得，那明明是个男孩———短头发，看起来很不情愿被拍照，有些愤怒，仇视着镜头，或者还有这个世界。

“怎么会呢？这不可能是我。”我合上沉重的影集，确认自己仍然是一个扎蝴蝶结的小女生。那是每家每户都有影集的年代。我们的影集，大多是父母的学生送的。扉页上写着赠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感谢师恩。”大同小异的话。大大小小的影集摞在一起，占据书架很大一块地方，看起来很乱。

后来，我读到小学高年级以后，才发现影集其实是极好的玩具。我把所有照片都拿出来，像扑克牌一样打乱，又把它们按照我的方式重新分类———照片里有我的、没有我的，让我看起来还不错的、让我看起来很丑的，之后按照时间顺序（或者别的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理解的顺序，比如照片上我的衣服是红色的还是黄色，比如是夏天还是冬天）重新放进不同的影集里。这过程有时会花去我好几天时间，但那时的时光很结实、耐用。就算把自己投入到如此复杂的事情里去了，我也还是觉得，每一天都漫长得如同整个童年，永远结束不了。

我发现那张看起来很像男孩的照片时，还没有找到像整理影集这样好玩的事情。

“这是在山上的时候，那时你刚满周岁。”妈妈很幸福地回忆着，“你两三岁时，简直太可爱了。”妈妈拖着长长的高音，一脸的温和。

后来，她又说，“你小学的时候多好玩啊！”语气已经换成了惋惜，仿佛我上中学这件事，真的很让她失望和难过。

我上大学后，她就开始在电话里这样说，“哦，我每天晚上都想，你原来在家的时候，是多么好啊！”

就是这样，我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一直在变得越来越不好，我在妈妈的回忆里，一点点地成为一个更不好的人。成年以后这样想，我难免会有些悲观。但妈妈却一点也不悲观，尽管她觉得从前更好。

“山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因为当时我们仍然住在山腰上，整座县城都在山腰上。我们住的房子，是山腰上一排六层楼的单元楼。属于我们的地方，是一单元三楼一号。整座楼内住着同一所学校的老师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每一家都是有孩子的，因为没有孩子的老师，都还在单身宿舍里。单身宿舍在学校另一边，和学生宿舍更近，所以离食堂也近，这样他们吃饭会更方便，宿舍里并没有厨房。

妈妈指着空中随便一个什么方向，“喏，就是那山上。”

“哪里？”我不知道她指着哪里。她的手势看起来过于随便。其实她就是不怎么讲究的人，随意地穿件衣服，随口地吃点什么东西———反正那也不是她做出来的，是奶奶。她随手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往什么地方随意地放着———之后，她再也不会随便地想起它们来了。

于是，我们住的地方，便越来越拥挤。直到有一天妈妈发现，再也无法把随便什么东西塞进柜子了。她找来布袋子，把柜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统统塞进布袋里。之后，她把那些鼓鼓囊囊的布袋子拎给奶奶或者小姨。她说，“喏，这些衣服，你拿去吧。”

我大概就是在某个布袋里，发现那张“山上的时候”的照片的。除了这些，在布袋里，我还发现过不少类似的东西———那是我比整理影集还要奢侈高端的游戏。很可惜，妈妈的布袋每年大概只会出现那么两三次，我还需要正好看见她把袋子递给奶奶或者小姨，才能守着她们打开袋子，一件一件拿出里面的东西———那真是伟大的仪式，令人兴奋，连呼吸都像是要停止。奶奶绝不授权我独自完成这仪式，她总是家里比较严厉的那一个。尽管我相信我会比她们做得更好———难道没有见过我整理的影集么？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弄弄影集里的照片，或者做一点别的什么无聊的事情，日子长得一眼望不到边。

一单元三楼一号，是我们在这所学校住的第三个地方。我和奶奶共用一个卧室、一张床。那是我对绝望有了最早的记忆，因为“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和她睡在一起？”不过，在那之前我们住的两处地方，第一处是山上的时候，第二处是住在大操场边的两间平房的时候，听起来其实比这套两间卧室的房子都要小很多，但也许那时我没有记忆，至少我想不起来那之前，我曾有过这样的烦恼。

奶奶是个讲究的人，这点和妈妈完全不一样，所以她会认真对待我的绝望，一定要追问出其中的因果，“你一直跟我睡，现在怎么不行了？”

我无法回答奶奶的问题，我认为自己并不知道我们以前都是怎么睡觉的。我根本不相信奶奶说的，我真的一直跟她睡吗？

“山上的时候，我没有跟你睡！”山上的时候，是我能想见的最遥远的时候，可能也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按照妈妈的说法，那时候我是多么可爱哎，就算看起来不太像个小姑娘，那也该是很好的时候。“哦，山上的时候，那倒是没有的。”奶奶说。大人们并不能准确理解你的真正含义，跟她们说话，你必须做好始终被误解的准备。

“所以，现在也不行！”我在被子里喊起来，随即又被难闻的气味困扰，那大概就是绝望的气息了。

“山上的时候啊，那时你们很苦，哪里像现在这么好？”奶奶说，她大概正在重新穿衣服，以便让我先睡着。她后来在一单元三楼一号住的时候，都一直这样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或者某天不小心醒得早一些，都会看见奶奶睡在我旁边。她半张的嘴，吐出一个一个惊心动魄的呼噜，正好落在我脸上。我想躲开她，但我的另一侧，是顽固的墙壁———我有时会愤怒，感到自己被欺骗了，有时会无趣地再睡过去，因为在那样的时候，这些其实都没什么用。

“我想去山上的时候。”山上的时候的我，是很可爱的，而且也不用和奶奶睡一张床。早上，我沉默了很久，才终于这样说，这不是一句太好的话，所以我一直在犹豫着。

奶奶抱着我今天必须穿上的衣服，但我拒绝接过它们，如果她不认真对待我提出的要求的话。“山上的时候，你爸刚工作，你们只分到一间房子，你还小，他们根本不能带你，你都不知道你有多惨，不过，现在好多了。”奶奶说，又一次把衣服递给我。

我开始很委屈地穿衣服，觉得自己现在更惨。我希望每天早上把衣服拿给我的，是爸爸或者妈妈，反正不是其他人，奶奶也不行。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直住在山上的时候？”我问爸爸。那时我一直认为“山上的时候”是一个地方，而不是我们一起经过的一段过去了的时光。

“山上的时候？哪个山上的时候？”爸爸看上去很困惑，他像妈妈一样，把手往空中随便什么地方一指，反正我看不出来他指的到底是哪座山。我们的县城是座山城，四周都是山。我从前一直觉得那些高山的山顶，是没有人住的，直到我发现，我们其实有过在“山上的时候”。

“妈妈说，从前，我们住在山上的时候……”

“那不好，那太不好了，条件很差，你知道最苦的是什么吗？去那里，要爬一百九十九步台阶，这本来还好，但我每天都要抱着你，只能我来抱你，你妈妈抱不动，我抱着你，要爬一百九十九步台阶，那简直……是种惩罚，呃，你小时候太重了……”他的表情看起来真的很痛苦，仿佛我小时候比现在还要重一样。

他说的抱着我爬台阶，这样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这很让人沮丧———你需要为你并不知道的状况承担责任。

我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一直到那时，我还是希望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感到那些记忆缺席的地方或者时间里，藏着一些美好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可以解决我现实的困扰———我不想和奶奶睡同一张床。

我那时是六岁，也许七岁，也许还要更大一些，我没有带过一个朋友来家里玩，因为他们会很容易发现，我的卧室，我们共有的卧室，有难闻的气味，像下水道的气味。我没有自己的卧室———这又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尽管事实上，我其实也没有多少朋友。这座楼里住了许多孩子。他们晚饭后会待在楼下，也许他们并没有玩什么精彩的游戏或商议某种恶作剧，但他们站在一起的姿势，会让所有人以为他们正在度过一天中最欢快的时光。

楼下只有一小块不大的平地，我们把这块平地叫小操场。小操场另一边，是这所中学灯火通明的教学楼———那些在我看来已经非常老的中学生，此时都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有时候，我会看见爸爸或者妈妈，在某间教室的窗户出现，有时候爸爸或者妈妈，又会出现在另外一间，就像那种打地鼠的游戏机，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下一次会在哪扇窗户出现。

我想，其他所有孩子都不会注意到这些，因为他们在小操场的欢呼声尖叫声如此响亮，我在一单元三楼一号的家里能听见，所有上晚自习的中学生们也能听见，还有他们的父母———此时在某间教室的讲台上冒出来的那个满身粉笔灰的男人或女人———自然也会听见。所有人似乎都默认了他们的欢乐，那让这所山区中学的夜晚，显得如此生机勃勃。

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小操场的聚会。因为奶奶永远在家，她永远都陪着我，这似乎意味着———如果你已经有人陪了，你便不需要伙伴。所以，我从来不被允许在那些夜晚外出。我相信，奶奶一定认为，我甚至都不需要父母，因为“你妈妈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家，连她给你搭配的衣服，都乱七八糟的”，奶奶是这样说的，这一度让我真的以为，我能得到她周到的照顾和陪伴，是一件幸运的事，而如果换作妈妈来照顾我———不知道她会怎么随便地打发我。

那些夜晚，父母在对面教学楼的某间教室里，我隔着一块欢快的海洋，与他们遥遥相望。但我好像也不是太想念他们。多数时候，我似乎都很麻木、呆滞，像成年以后的我一样，认为最好长时间不必开口说话。奶奶也很少讲话，那是因为她每天晚上有一万件事情要做。她用一个小煎锅，给自己煎一只滚圆的荷包蛋，你根本无法相信有人可以把荷包蛋煎成如此完美的形状。那是奶奶的晚餐。她很多年都用猪油荷包蛋做晚餐。她从不会在这件事上亏欠自己。“全家吃不上饭的时候，她也能弄来鸡蛋。”爸爸说。我完全相信，因为在奶奶最后病重的日子里，任何胆固醇都会令她痛不欲生的时候，她也依然想念一只完美的荷包蛋。只是我们谁都做不出让她满意的荷包蛋。妈妈煎出的鸡蛋，就像世界地图上那些大陆的形状。

我的晚餐也是奶奶做的，米饭、肉丝、青菜，有时会有咸菜汤———世界上最无趣的晚餐。饭后，奶奶用两只拳头不停地敲自己，从头一直到脚，用不同的力度，敲出不同的次数，那是一套复杂的程序，用以“打通血脉”。“打通血脉”后的奶奶，看起来疲惫不堪。这时她便开始吃药，各种颜色的药片，排在桌上，整整齐齐。她花去至少半小时来完成这一仪式。她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像一种仪式。她当然还有别的仪式，比如漫长的泡脚、比如准备暖手的热水袋、比如端端正正坐着认真收看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那集电视剧……

奶奶似乎做完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这让我总是无事可做。我有时候只能看着窗外，看着离我比较近的那些山，想象那山上有一座又一座的小木屋———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应该是有邻居的，所以我们的一间小房子旁边，还应该有别的小房子。小木屋前面有长长的台阶，一共是一百九十九步———爸爸说，他那时每天都会数至少一次，那不多不少刚好是一百九十九步。最关键的，是我当时虽然年龄很小，但却能自己睡觉，不必忍受奶奶的呼噜和她身上的气味。而那时，奶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也许还可以和其他小孩一起尖叫、为无聊的事情莫名其妙大笑……有一次，我这样想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放声大哭起来———我年幼的时候是个爱哭的孩子。“在楼下都能听见你在哭。”那天晚上，妈妈回来后说。妈妈把我搂进怀里，让我身上也沾了些白色的粉笔末。我闻到一种干净得近乎枯燥的粉尘气味，和奶奶身上的味道完全不同。如果那天妈妈没有随便地穿一件不合体的男式衬衫、松松垮垮的裙子，又露出她肿胖的小腿和十分努力才塞进低跟皮鞋的双脚的话，我会相信，妈妈此时给我的感觉，会和那味道一样干净美好。

我想，在那之后，妈妈大概和奶奶发生了争吵，但我已经快睡着了，现在我也不记得她们争吵的内容。

王玲玲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她不相信我有过“山上的时候”。

“山上没有水，没有电，你们怎么办呢？”她说。

那时我也许在三年级，或者二年级。我们结伴去县城另一端的小学校上学，路上会说一些很秘密的事情。这似乎是我唯一可以用来社交的时间了。我非常珍惜。

“我想，可以接电线，山上也会有自来水龙头。”我第一次想水和电的问题，王玲玲始终比我更现实一些，她长大以后去新加坡留学了，而她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我并不羡慕她，除了她也有一间自己的卧室，像其他所有孩子一样。但她也没有参加过小操场的每晚聚会，她被要求在那段时间学英语。

“那……可能吧，你可能是在‘山上的时候’住过。”她明显这样违心地说了句，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故意还是无意，也把“山上的时候”说成是一个地方。

我再也不跟她提起“山上的时候”，我也没有邀请她来家里做客，尽管她就住在一单元二楼一号，尽管我在她家里吃过不少零食、冰淇淋和水果，所以，我们的友谊变得怪怪的，但我们仍然在上学路上谈论那些很秘密的事情———直到如今，我也觉得自己依然要为那些事情守口如瓶。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身边几乎所有人，我的同学，还有住在这幢楼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知道我曾经住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跟王玲玲一样。他们很自然认为，我是个喜欢撒谎的孩子，就像那种故意编造些古怪经历，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一样。

不过在小学校，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孩子，我比他们都明白，这有多么来之不易，所以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地想要进入这个世界。但那时的流行趋势，总是很难掌握。比如突然之间所有孩子都开始放风筝了；或者所有孩子都在课桌上用一只沙包、几张麻将牌玩一种抓骨游戏：把沙包扔起来，迅速抓起两只麻将，又立即接住沙包，再把沙包扔起来，同时迅速放下手心的一张牌；或者一夜之间所有孩子都开始抄写《新白娘子传奇》的歌词，彼此赠送赵雅芝和叶童的贴纸……我忙于追赶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想成为潮流之外的多余人。

有一段，开始流行探险。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结伴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尽管那个地方不过只是我们放学路上的某条小巷。在假装很陌生的小巷里，我们互相惊吓，仿佛那真的很恐怖一样，有时我们会把发现的一些石头、没有化掉的冰块，或者废弃的建筑材料，当成探险中发现的宝藏珍藏起来，或者当成一种荣耀，一块石头便足够探险者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得意扬扬。

县城里的那些小巷，都被探险队勘探过了。县城并不大，于是这游戏很快变得索然无味。而且，几支探险队各有势力范围，我们要十分谨慎地活动，才能保证彼此相安无事。

“我们可以去山上。”王玲玲说，她似乎是看着我说的，很像是一种挑衅，急于揭穿我的谎言。我希望自己说出过反对的意见，但事实上我做不到，我那么急于讨好所有人，我没有勇气表达出哪怕一点的不服从。

啊，好主意。是啊。哇。那多刺激。我们得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的勇士……

他们七嘴八舌地支持着王玲玲的建议，我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是说给我听的。而我自己，也许也这样说过，“真的，这太好了。”

我们决定，向县城周边的大山前进，拓展探险队的疆域，我隐隐感到有种神秘的暗示———也许，我们会去到山上的时候。我会去到那被我想象过无数次的小木屋———那将证明，我从来也不是一个撒谎的人。但我似乎也对此没有太多信心，毕竟，那一切到目前为止，还都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尽管爸爸妈妈都说过，我们的确有过在山上的时候。但我对山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记忆。

“你为什么不带路呢？你不是在山上住过吗？”王玲玲对我说，她好像知道我根本不会拒绝，而所有人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我那时候很小，我不知道那在哪里。”事实上，我只是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就连我内心里这个声音，听起来也不太真诚。

“我……就是那座山。”我像妈妈一样，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随便往空中什么方向指了一下。

“那里吗？”王玲玲的手也顺着我指的方向。

“是的。”我好像一点也不因为谎言或者别的什么未知的东西而慌张，我怀疑我已经让自己相信了，我会带着他们，我的朋友们，去到“山上的时候”。

他们并不需要我带路，因为我们其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县城就是这么无趣。

在这唯一的一条路上，我们的冒险旅程和每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同。我和王玲玲，被各自的书包打着屁股，努力想在沉重的压力下，走得昂扬一些。男生们，三个男生，他们的书包其实是武器，全被用以彼此攻击或防御。

路口的小黑板上，写着近期电影院放映的片名，白色广告颜料写出的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似乎常年如此。浅色的颜料，很像那时灰蒙蒙的天气。天色正在明暗交接之间，这样的时候，似乎也是一座山区县城最脆弱的时候。

探险队乱七八糟的阵形，不断被各种不可抗力打乱。那些干扰我们的东西：孙婆婆在街边卖的酸杏———我们掏空口袋，也没有凑齐买一份酸杏的钱，这是每天都会上演的沮丧；还有路上那些丁零当啷的自行车和匆匆的骑车人———每到下班时间，他们看起来都不太好惹；当然，还有一路上肯定会遇见的我们各自的亲戚们。男生田小彦在这过程中遇见了他的六姑，被狠狠地捏了脸蛋———虽然今天早上上学时，他刚刚遭遇过这一酷刑；王玲玲被她的大舅叫住，于是她手里多了一只巨大的带泥渍的藕———她得把大舅的礼物带回家给她妈妈；男生杜雄直接被外公带走了，他的外公不过随便出门想找人下象棋打发时间，就在街上看见外孙了，于是正好把刚刚放学的外孙拎走……

杜雄离开后，我们失去了战友，难免有些沮丧。王玲玲还举着她那只藕，她在不自觉地抠那藕的表皮———这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她坚持在一路上丢弃那些藕皮，她说，“我在作路标，免得我们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路。”尽管我们不过走在一条每天都会走两次的路上、县城唯一的一条路上。那个时候，我们似乎同时意识到，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多么无聊。虽然那段时间，我们都沉迷于这种自欺欺人———仿佛我们的世界，真的像我们的探险一样神秘。

“算了，我们明天再去山上吧。”在中学校门口的时候，田小彦说。他突然把我们从难堪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这是我们分开的地方，我和王玲玲的家，都在中学校园里。

我们都知道，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很快便会走到河边，但我们无法过河，除非再沿着河走一段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河上那座唯一的桥。桥的对面，显而易见，是一座山———我们每天都看着它，却都没有去过的那座山。这将会是一次漫长的行走，而我们在那还没真正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把出发的勇气和决心，弄丢了。

王玲玲拿着已惨不忍睹的那只藕，爽快地表示，“是的，今天太晚了，天快黑了，我们明天再去也行！”而明天，其实是永远不会真正到来的，就像昨天，其实是永远回不去的一样。

我应该感到一些遗憾的，因为我对山上的渴望，其实比他们每一个人都强烈，但事实上，我没有。我很快地表示同意，就像我当初很快就同意去寻找“山上的时候”一样。我记得自己这样说，“反正山上的时候一直都在那里，又不会跑。”我的语气很像一个忘恩负义的薄情人。那些最初的情谊、愿望，像被王玲玲剥掉的藕皮，被我们一点点地，扔在了自己熟悉的、重复的路上。

这其实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好像都忘记了这件事，反正谁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一想到它那么难以实现，我只能假装忘掉它。很多事都大抵如此，我想，我很早便知道了这个道理。

我们愉快的解散，像真正的勇士，准时回到各自的家。

走上一单元的楼梯时，王玲玲惋惜地说，“可惜了我的路标。”她始终举着那只可怜的藕，像被小动物啃噬过的藕。

“不可惜，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方法，下次，我们还可以这样作路标。”我说。我想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我们可以让彼此心安，我们都可以度过接下来的那个漫长夜晚了。

那不会是一个特别的夜晚，因为那和每一个夜晚一样，奶奶要做一万件事，父母在小操场对面教学楼的窗户里忽隐忽现，我用几分钟写完没什么意思和难度的作业，之后便只得无所事事趴在窗口，听着楼下孩子们的尖叫声，看着比夜空还要漆黑十倍的大山，拼命让自己相信，那大山的轮廓线，那曲折蜿蜒的峰顶处，真的有一些梦幻的小木屋，而我———曾经是那里的主人，独自占有小木屋里的一张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