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放之年
“我们的教育解决不了没道理的道理，我们的教育也从来不教人如何判断一条裙子的美丑。
——周李立”
周李立，女，1984年出生于四川。2008年开始，在《十月》《山花》《朔方》《芙蓉》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中短篇小说集《欢喜腾》入选2013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安放之年
周李立
1
离开三年之后，她回到北京。这一次不再离开了，她想。
现在人们都坐高铁，列车快得像表皮光滑的蛇在玻璃上前行，令人来不及反应，到站停车，片刻，又启动，之后再重复，停车、启动，然后她的火车就从北京南部进入这座城市，而她对北京南城缺少了解。她想起之前那些年，还在北京读本科和硕士时，那些北京本地同学对南城都有看不上的轻视：“哦，南城是另一个北京，你不能把南城当作真正的北京。”所有大学几乎都在北京城西北方向，是上风上水的好地方。而零星几所没建在西北方向的大学，在他们看来仿佛都是不存在的。
如今她要去工作的那所大学，幸好也在城区西北方，唯一的不足是比别的学校都更远些，几乎已是郊区，那地方叫昌平。这一度都令她想要放弃在那所大学的工作了，只是她确实也没有更好的选择。27岁的女博士，未婚未育，专业是“旁门左道”——她总是这样向不理解自己专业的人们打趣。如此她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口舌。她越来越不喜欢说话，这也让她以为自己可能无法成为一名老师——得站在讲台上说话，一刻都不能停，想想吧，真是要命。
抵达北京的过程比她想象中还要快。她看窗外迅速闪过的楼房、立交桥和马路。路边的街灯都细得像铅笔轻轻勾出的直线。近处的景象更恍惚，所有的东西连绵着模糊成一片。这让她感到眩晕，她不知道有没有“晕火车”的说法。她摘下轻度近视眼镜，其实她不需要眼镜也能生活，但“戴上眼镜更像大学老师”，这是临行前妈妈说的。爸爸妈妈对她的人生向来满意——除去近年来他们开始关注到的她仍未婚未育这一部分。她想按照他们的逻辑，那些已婚已育的女人，大概是最幸福的了。这些年她和父母仿佛一直忙于相见，及告别。
“大学老师，受人尊敬，还有寒暑假。”她听见爸爸毫不掩饰内心喜悦向别人炫耀。她不确定那些人的名字和身份，只是又觉得很面熟，可能小时候他们都称赞过她，“听话的好孩子，爸妈的骄傲”。这么多年过去，人们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她也是。所以她不再记得家乡那些人的面孔，印象中只存在一种照片底片般的模糊轮廓。她想这就是人生。
2
她想打几个电话，虽然她并不知道应该打给谁。她只是告诉别人，她现在换了个城市生活，从香港到北京了。
她的博士学位是在香港拿的，这不容易，不过她如期搞定了。接下来是找工作。面试在学校会议室的显示器前进行——视频面试。显示器里的男人只露出一张大脸，上面全是老年斑。她坐在屏幕前的时候，只要稍抬右眼皮就能看见那个小小的摄像头。她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看见她的鞋子，因为她穿了一双和衣服不相配的鞋子——中跟、大头、鱼嘴，诡异的橘红色显得脚背很黑，露出不好看的大脚趾。面试开始前几分钟，除了鞋子，她什么也想不起来。她没有另一双鞋来搭配身上借来的不合身的正装。而且摄像头和屏幕让她有种和网友视频聊天的错觉，问题是，那个“老年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聊天对象。她努力将上身挺直，两脚都尽可能往椅子底下缩进去。这样的坐姿并不舒适，而且，显得低卑。在她的小学时代，孩子们都被要求以这般姿势在课堂上坚持四十五分钟，脊背不能倚在后排桌子上，至少要隔一臂的距离。那时她从没为坐姿问题而困扰，她可以四十五分钟纹丝不动。现在却不行。屁股像多出来的两块肉无处安放，因此她总处于即将向左或右歪倒下去的状态。她摇摇晃晃地回答问题，阐述博士论文那个尖刻的观点时，她以为那个男人快睡着了。好在对方很快打断她，问她：“为什么要回大陆工作？”
其实背诵博士论文的提纲反而更容易，她意识到。而回答这种问题，她确实不擅长。“因为大陆机会更多。”
“你在香港找到工作了吗？”对方问，他以为她回大陆工作是被迫的，因为在香港找一份教职是更难的事，他们首先会要国外留学生，然后是香港本地人，最后才是大陆来的学生。
“我，有一份申请，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
她撒谎了，这是一个师姐教的，“你得让人家感觉，你不是没人要。只要说还没有最后决定，就可以了，要让人以为你有很多种选择，决定权在你。”
“这么看来，你更希望到北京工作？”对方可能看出她在撒谎了，虽然屏幕上的视频信号并不那么流畅，偶尔会卡住，那男人的样子会在某个丑陋的瞬间停留一阵子。她希望卡住的时候，会是自己表情比较正常的时候。但这种意外，又不是她能控制的。她因此只好让自己始终保持在自以为平静、不卑不亢又谦逊有礼的表情里，但她刻意为之的这种完美状态，反而让自己看起来呆板又无趣。她能通过屏幕右下方那个小窗口隐约看见自己的样子——幸好那窗口很小，面试的时候她也没有戴眼镜。总之她对自己的表现不是太有把握。
“对我的研究方向而言，北京确实更需要我。”她说，她希望他对她的回答满意。
“那么，我们再谈谈下一个问题吧！”他低头，露出肿胀的眼睑，像两只汤圆。他可能在翻看手中的纸张，她不知道那些纸页上究竟罗列了多少问题需要她给出答案。她甚至察觉出他翻页的动作越来越快。他还瘪嘴了，似乎对眼下的事情很不耐烦。这是二月初，香港的天气竟能让细微的汗沁湿内衣。北京应正处于冬天最后的时刻，后海的水面会有难以发觉的零星残冰。她看不见那男人穿着什么衣服。
突然，他告诉她，“那就先这样，我们有消息，会通知你。谢谢你。”他伸出手，似乎想要和她握手，但又意识到这是不必要的，于是抬手在镜头前挥了挥，是表示再见的手势。屏幕上那只大手，手心还粘着一些黑色的东西，她看不清是什么。就这样，视频信号中断了。
3
每一年的暑假她都是回家乡度过的。没有旅行，没有实习，也没有暑季里特别容易发生的爱情。家乡在洞庭湖边，有时暑季的洪水会淹没整个县城。当年关羽在这里战斗过，留下一些传说。人们按传说的内容开始建设，让县城里多出几座庙宇和碑亭。她家不远处，就有一座新建的关帝庙。关帝的长脸被不合比例地拉得更长，且红得像夏天熟透的西瓜瓤。
她回家乡县城时是六月。从深圳出发的火车上挤满人，多数都比她年轻。车厢里每个人的耳机线都是彩色的。她觉得这世界上突然多出来无数年轻人，他们冒出来的速度快得就像高铁。
她已经买了一双新鞋。在铜锣湾，为这双黑色羊皮低跟鞋，她几乎走断了腿，之后还被路人的拉杆箱蹭破了小腿的皮肤。她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战士，买鞋就是在香港最后的战斗。博士期间的奖学金和工资并不少，对她父母来说，这笔钱甚至算得上高收入。她只是不常有在香港购物的经历。有一次，她看着橱窗里一条连衣裙，其实她并不喜欢，但不知为什么，那次，她确实看了很久。她猜自己甚至表现出了渴望的样子。然后，她听见两个西方女人，都身材高挑、金发红唇，站在她身边用英文惊呼，“哦，多丑的裙子！”她们说完，便迅速离去，她又站了好久，苦苦思索她们是否对她的趣味表示出了蔑视。她一生所受的全部教育那一刻都不能告诉她：如何评判一条裙子的美丑。那次之后她就不去购物了，后来去过几次旺角的二楼书店，都是因为大卫要去。
大卫本来不叫大卫，叫辛大伟。来香港读书后，他只允许别人叫他的英文名，大卫。他的爱好是坐地铁去旺角淘书，他喜欢那些昏暗的二楼书店的情调。政治禁书和竖排版的文学书是他的最爱，因为是“在大陆可看不到的东西”。他这样说的时候，她觉得他脸上全是小人得志的谄媚——她没说。她说的每句话都是对他的附和，所以她对他其实也是谄媚的。他谄媚香港，她谄媚他，然后他甩了她。
家乡县城还好，没有变化快到令她惊讶，也许是因为她每年都回来一两次，便感觉不到变化。每到假期，她不知道除了回家，还能去什么地方。爸妈通常都在火车站台上接她。他们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在火车站自然有很多熟人，这样他们不需要买站台票就能进站接人。他们很容易为这样的事情骄傲。她下车的时候，看见站台上的年轻女孩都穿着满身的绳子，可能是县城那段时期的古怪时尚。衬衣胸前从上到下满满一排绳子，脚上的凉鞋鞋带缠绕到小腿中部，也是一道一道的绳子。她昂贵的黑色羊皮鞋在其中，就像过时的老处女一般，鞋跟敲着站台的水泥地面，也像沉闷的呻吟。
“欢迎我们的博士回家！”爸爸朝她夸张地伸开双臂。她疑心爸爸可能中午刚喝过一顿大酒，所以动作语言都显得夸张。可是她拥抱他的时候，没有闻到酒气。他闻起来没有任何味道。
妈妈把她从头摸到脚，仿佛她只有五岁。
她知道，只需要两三天，他们对她的热情就会变成另外的表现形式，仿佛她的人生出了无数问题需要他们对她做出诊断、开出药方，“你为什么总是回家？你可以去旅行，年轻人都喜欢旅行。”爸爸看电视的时候会突然这么说。他又恢复了吸烟的习惯，另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清早去县城公园参加老年合唱队的活动，重复唱雷同的革命歌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啊子？”，她小时候一度以为这句歌词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棕袜子。”
“你的朋友太少了，读了九年书，四年本科，两年硕士，三年博士，那么多同学，就没有一个好男生吗？”这是妈妈说的，一般是她偶尔晚饭后陪妈妈去散步的时候。她们的目的地通常都是那座新建的关帝庙。满街都是妈妈的熟人，妈妈需要不断停下脚步，跟路人解释女儿的处境，“博士已经在香港念完了，马上去北京，当大学老师。”
“哦，北京好，北京好。香港，那毕竟跟我们不一样。”人们总会挑出妈妈爱听的话反复说。今天说过，明天再说一次。妈妈对他们也一样。或者，“新闻里好像说香港现在不太平，他们不喜欢我们大陆人去。”人们看向她，似乎想看出一些香港的痕迹，或备受伤害的过往。她摇头，表示新闻里那些东西，占领中环、示威游行什么的，跟她也相距遥远。那些人会失望地收起笑容，因为没能如愿听闻更惊悚或复杂的内幕。县城所有人都喜欢内幕。他们对香港人颇有成见，“老帝国主义养的”，或者，“他们老以为比我们优越，不都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
她都不做评论。有时，她也保持住自己最温婉的笑容，认真听他们谈论一种可悲的命运；博士，奇怪的专业，没有男朋友，可能还是老处女。
“女孩子，这个年龄，怕是要求太高。”有人会说得比较直率。但她也保持住了礼貌，没有把手机当砖头砸过去。反正她不会一辈子在县城街道陪母亲散步，她想。
她会在这样的时候希望那些人不要记得大卫——那时还叫辛大伟。硕士期间第一个暑假，她带他回来过，两人手拉手在县城散步。对她来说，更像一种炫耀，就像炫耀她当时的年轻和身上决不向县城的古怪时尚妥协的裙子——她自认为那不属于县城的庸俗。那一年暑假，他们还去了县城当时新建的游乐场，就在人民公园里面。有一种刺激的游乐项目，像蹦极，却没有蹦极的高度和危险。“你敢不敢？”大卫问她。她说不敢。试试吧，大卫说。他喜欢一切冒险，所以后来他研究生毕业就准备去香港读博士。“那是我小时候就有的梦想。”他解释。
他还劝她跟他一起去香港，“三年的时间，我不想跟你分开。”他祈求她。她心软了，也申请了香港的学校。这不是她的本意。对她的成绩来说，去香港，一点也不困难。只是一想到需要离开熟悉的陆地，去往一座岛屿，她还是不踏实。她后来也很奇怪自己竟然有那样的勇气，毕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很小的时候她就这么看。
她告诉大卫，1997年回归的时候，她上中学，在学校大礼堂观看回归仪式的现场直播。国歌响起的时候，礼堂所有站着的学生都跟着唱，她也唱了。但她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当时无法理解这种感觉，很久以后才恍然大悟。在洪亮的合唱中，每个个体其实都无法发声。
他也回忆了他的1997年，与她截然相反的景象：他在江南一座大城市参加香港回归的知识竞赛，获得一等奖，奖品是学习机，他看不上的小电器，于是拒绝去领奖。他总是有奇怪的信心去拒绝诱惑，也总是因此得到更大的收获。后来他得到了更好的奖品—— 一笔足够他念完大学本科的奖学金。他得意扬扬的少年时代让她感到羞愧。富庶的江南也让她的洞庭湖黯然失色。“共饮一江水。”她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说，仿佛他们真的是前世注定的情侣，在1997年就私订终身，所以他们也得一块儿去香港安身立命。
都是他给了她勇气，让她有种无往而不胜的错觉。都是错觉。她后来还去过县城那座游乐场，看见蹦极游戏的项目已经停业了。县城每个年轻人都玩过这游戏后，便集体抛弃了它。总是这样，最初的新鲜，其实都意味着最后的遗忘。
她看见两根金属柱子并立，是永不交会的平行线。中间那条弹簧绳索，已经不见了。那绳索曾经拴住她和大卫，两个人在半空上下翻飞。她一度感到眩晕，尤其下落的时候，以为自己会摔在地上，砸成一摊肉酱。最绝望时，弹簧绳索会将他们再度抛起来，所有的重量在那一刻消失不存。她想人其实本就是没有重量的，重量只是重力作用出的幻觉。在他们被抛掷到最高点的瞬间，她瞥见辽阔的水面，她不确定那是洞庭湖的哪条支流。正是丰水期，银灰水面饱胀着，犹如夏季雨前的天空。
现在，她不再去那座被抛弃的游乐场了。妈妈告诉她：“那里赚不到钱了，后来只好停业。”她认为妈妈将她的爱情记忆全毁了。
4
列车即将抵达北京站时，她看见茂密绿叶遮掩中的新建楼群。空中房屋层层堆积，是资本与财富的象征。她想那终究只是一团空气，反正她也买不起。那一刻她对自己回到北京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就像小时候兴冲冲去亲戚家吃饭，却发现桌前并没有属于自己的那张椅子。
她还看见巨大的彩色钢铁装备，疑虑是北京城新建的游乐场。她不知道其中会不会有蹦极游戏。北京有那么多年轻人，足以支撑游乐场长久将冒险游戏运营下去，始终不会过期。
火车到站后，她乘坐地铁继续行程，沿着复杂的路标总算找到地铁站的方向。入口处簇拥着等待安检的乘客，各种式样的箱包在安检传送带上与它们的主人一样，彼此贴近，毫无间隙。她觉得地铁扶梯仿佛要深入地心一般，没有尽头。地铁里也没人注意她，她只是普通的年轻人——也许已经不年轻了。她在站台看地铁路线图，想数出要经过多少站才能到达目的地，因为看走眼而不得不一再从头数起。这样她花了很大工夫才明白，她需要经过二十四站。“这不是一个好数字。”她自言自语——24岁时，她做出改变一生的决定，就是离开北京。现在她27岁，却又回来了。不是凯旋，而是从头开始，就像你对着地铁线路图数站点，数错了，不得不从头数起。
其间她还被大学本科同学打来的电话打断过一回，这好歹带来一丝意料外的喜悦。她希望对方不要听见地铁的广播——那会让对方听出来她始终没有走出的宿命，于是她又费力在密集人群中寻找僻静之地，自然未果。
“我听说你回来了，真好！”同学姓李，但她固执要求所有人都以网名称呼她：鱼儿。鱼儿和她在本科时期要好过一段，因为她们都喜欢看书的缘故。但后来她对鱼儿感到害怕，因为鱼儿说：“如果几年后，我还需要坐公交车出门的话，那人生就完蛋了。”她很久之后才明白为什么公交车意味着完蛋的人生。她认为鱼儿总能看出她的迟钝。现在，她在电话里告诉鱼儿：“是的，我回来了，准备去报到。”
“你要当老师了！”鱼儿的兴奋显得过于夸张，毕竟她也不是第一次听说这消息。
“是的，我要当老师了。”她心想，其实是大学老师。
“我需要跟我的助理确认一下，看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和你见面。”鱼儿说。
“哦，助理？”
“你知道的，我现在开着一家互联网公司。”
她不知道。她知道的是，鱼儿的人生看来并没完蛋，互联网的奇迹正让北京热血沸腾。她不期待和鱼儿见面了，因为鱼儿随即说的，她现在只上网，根本没时间看书。本科时，她们常同去书店打发整个周末，从不同柜架取出大大小小的书本，坐在书店木地板上读上一整天。她已经从媒体上得知，她们曾去的那些书店多数都已关闭，原因毫无悬念，不过是生意太差，难以为继。
北京海淀的书店比香港旺角的书店更让她怀念，至少简体横排的版式和相对低廉的价格总是让人放心。她不用在心里默默换算汇率，或忖度哪本书可能无法通过海关检查。事实上，她在香港购买的大量书籍最后都留给了大卫。他兴致勃勃搬走那几个纸箱的样子让她心痛，好像身上一部分也被他带走了。后来她听说，大卫将她的书籍在学校的二手市场摆摊出售，而她冷门的专业书籍即使在热闹的二手市集也备受冷落。她认为这就是她宿命的象征——被他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怜地展示，却始终无人问津。
大卫需要钱，很需要，所以他才会卖掉她积攒三年的书——其中不少都是他们一起买下来的。她没有指责他，只装作不知道。他有太多地方需要花钱，九龙的商场里都是免税商品，维多利亚港的兰桂坊酒吧也花费不菲。他得穿质地良好、品牌低调的亚麻衬衣，英式尖头皮鞋，配合他天生卷曲的头发，确实有贵族气。他向往精神生活，也追求物质，这让他在灰头土脸的大陆学生中显得格外出众不俗。尽管他也只是依靠奖学金和时有时无的学术项目生活的学生。他的家境倒是不差，但他拒绝用家里的钱，古怪的自尊心令他厌弃自己身为江南制造雨伞的乡镇企业老板之子的出身。大卫目前仍在香港，因为延期毕业，他为了博士学位还需要在香港再待个一年半载的。他故意让自己的学位论文无法完成和通过，毕竟他需要待在香港，他希望这是无限期的求学经历——他梦寐以求的结局。哪怕学校里的激进分子已经将敌意公开化。大卫甚至在学说蹩脚的粤语，以便更完美融入那里的生活。
5
二月中旬的春节，她倒是没有回家，因为要准备刚刚结束的面试，以及随即又将开始的几场面试。大部分大陆同学似乎都因为各种理由留在香港过春节。学校门前卖咖喱鱼丸的小推车前，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游客。他们胳臂上挂三五个购物袋，用竹签费力去戳塑料碗里的肉丸子。油光滋亮的嘴大声嚷着她熟悉或不熟悉的方言。
大卫本来应该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论文，但节日的气氛明显破坏了他在图书馆写作的情绪。他向往去一家不仅可以潜水还提供按摩服务的海滨度假酒店消磨一些日子。但他和她都知道，这奢侈的梦想只不过用来想想而已。
“这世界上有没有地狱？”有一天大卫突然问她，她讨厌这种问题，认为毫无意义，但大卫喜欢，他明显想得比她更多。这也是他令她自惭形秽的地方——她虽然成绩优异，却思想空洞、缺少想法，而他却刚好相反。他广泛涉猎，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也令他无法专心完成论文。
“我告诉你，他人就是地狱。”大卫说。她知道他正逐渐变得烦躁，他想要的东西看起来都离他越来越远。
她说：“我觉得不是。”但他好像根本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她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觉得这才是地狱——她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愿望。
大卫提议他们可以去旺角过除夕夜，至少那里会比九龙的校园更多节日气氛。密集的老楼间中英文闪烁的霓虹灯，间或会缺少一两个字母，呈现迥异或匪夷所思的含义。年轻人手握奶茶、咖啡、气泡饮料，茫然闲逛，脸上都是诡异的彩色光斑，彼此很难分辨。她不是太想去旺角。那些书店阴暗的二楼在她看来是世界上最沉闷的角落，因为无论大卫兴致勃勃谈论尼采、海德格尔，还是李光耀、巴菲特、洛克菲勒，她都无法回应。
但是，大卫预订了一家酒店。这消息让她振奋。来香港后，他们共度的夜晚屈指可数，似乎从本科到博士的漫长恋爱耗尽了想要一夜春宵的热情。有一刹那，她怀疑这只是大卫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去不了五星的海滨度假酒店，他才选择旺角的小旅馆；因为没有更能和他进行精神交流的女朋友，他选择了草草上个床。他还一度厌弃她的装扮，似乎因为不得不和她在学校食堂一起吃饭而满脸委屈。
但大卫确实在这个黄昏显得精神抖擞，卷曲的头发被收拾得恰到好处，衬衣和卡其色裤子搭配完美。在地铁上，他在车窗玻璃上观察自己，露出满意的神情。她认为那种神情几乎像是希望了。他们一直握着手，在出站的时候都没有分开过。
夜色很美，喧闹的街市上每家小食店都人声鼎沸。她认为这不是除夕应有的样子。除夕在她的记忆中，总是街道空无一人，而所有房屋都会把灯光亮到天明。但香港是个迥异的地方，她想。这时，她认为应该告诉大卫她有可能——尽管她并没有把握——会去北京工作。她拿不准应该用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语气说出这件事。或者她真正希望的其实是大卫承诺，毕业后也会追随她回北京的选择，就像她当初追随他到香港读书一样。
大卫正在侧身寻找那些通往二楼书店的隐蔽入口。人群让那些他熟悉的入口仿佛集体消失了。她迟疑着，于是错过了开口的机会，这时，枪声响了。
沉闷的两声枪响之后，狭窄的街市顿时安静下来。人们都在寻找枪声的方向。她握紧大卫的手，片刻的静寂。她其实并不害怕，因为那只手还在。“怎么回事？”每个人都在问每个人。
后来，有人发现了警察，“是警察，朝天开枪。”
“是吗？”大卫疑惑着。
更多的人奔跑起来，传递着恐慌的消息，“起火了！”“还不跑。”“都是你们这些人！”
她看见不远处的路口，聚集着很多人，都是年轻人。的士闪着应急灯仓促驶过，有行人被撞倒了。的士停下，道路被堵住。人们沿着车辆之间的缝隙胡乱穿梭，有时方向完全相反，不时有争吵发生。
“我们遇见骚乱了。”大卫告诉她，他们一直站在原地。她不知道这样的时候应该如何行动。而大卫，她怀疑他其实很希望也能参与其中，至少也争取看个明白。他们后来被人群簇拥到街角，紧靠着一家肠粉店的灯箱。灯箱烤得她后背发烫。她面前的几个垃圾筒已经开始燃烧，是小型汽油罐——她听见一些声音说。
她想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又觉得不是一个好时机。这个夜晚所有时机都是错的。她还想问他，现在怎么办？但他的表情异常兴奋，他告诉她：“太他妈牛了，居然让我们碰上了。”
聚集的年轻人把路边的铁皮垃圾筒拔起来，然后扔向警察。金属刮蹭地面，产生间断的火星和凌厉的声音，像有人在受伤时惨叫，也可能确实有人受伤。这些都让她害怕。她想起童年时县城的集会，每个大年初一的上午，各单位都敲锣打鼓派出游行的队伍。那些用大红色的皱纹纸装扮起来的花车上，面部恐怖的八仙的雕塑都大张着血红的嘴。但好歹锣鼓敲打出的节奏总是喜庆的。
一些商店在仓促关门，卷帘门纷纷下落、锁闭。街面的光线暗沉下去，远处的火光却越来越大，反而映衬出此时天空的漆黑。她不知怎么，突然想起大卫说，他人就是地狱。那些人认为大陆人是地狱，但作为大陆人，她此刻才身处地狱。
“我们躲远一点吧。”她几乎祈求他。
大卫说：“我们站这个位置，没事。”他松开她的手，抬手指向那些警察，警察几乎和聚集的人群一样多，黑色警服上有荧光色的符号在闪烁。“那么多警察呢，怕什么？”他说。她哆哆嗦嗦地点头。他又说：“有我保护你。”她把手插进自己的裤袋，摩挲着里面的两枚硬币，一枚代表警察，一枚代表大卫。
警察开始通过高音喇叭喊话，还可能朝那些年轻人喷了辣椒水。她止不住咳嗽，但不敢，怕因此暴露，成为那些疯狂年轻人的目标。她和警察之间，隔着几十个年轻人。此时她已经躲到灯箱后面了，那地方只够站一个人。她希望和大卫一起挤进去，但大卫并不愿意。她为自己的胆小而愧疚，但她确实不想在这一年最后一天发生什么意外。随即她意识到，可能新年已经到了。
她看见面目温和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离开。车后座上还坐着一个年轻女孩，长发挡住耳朵，惊慌中却是平静优美的姿态，没穿袜子的小腿晃来晃去，香港本地女孩都不喜欢穿袜子。骑车的年轻男孩和女孩穿一样的衣服，也许是同一家饭店的制服。当他们的自行车穿过了警察的队伍，在她的视线中完全消失的时候，她很羡慕他们。
警察拉开横幅：“停止冲击，否则使用武力。”有汽车车窗被砸碎。玻璃碎片扎伤轮胎和一些人。她知道人正越聚越多，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脸孔，都是她陌生的。
有示威者开始攻击警察，十几个人围着一个警察挥拳头。警方的高音喇叭继续喊话，“最后警告，不要玩大。”可能还有警察朝天空开枪，半空中似乎不断炸裂着闪电般的金线。但她太惊慌，便无法确定。
这时，她感到脚心湿了，她怀疑沾上了地上的煤油。
大卫终于决定撤离的时候，是高音喇叭宣布“七分钟内所有人员必须撤离，封锁开始”的时候。大卫说：“是时候了，可以了。”
他去拉她的手，想把她从灯箱后面拽出来。但她不知道自己哪只脚被卡在灯箱后面，接着，她另外一只脚被地面的煤油滑出很远。她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摔在地上，一只脚还在灯箱后面。那只橘红色的鞋子，露出她的大脚趾。她看见地上亮闪闪的油渍、零散的垃圾，食品包装袋、菜叶、纸张，还有黑乎乎像动物尸体的东西。不远处燃烧的垃圾筒，让她意识到火势会顺着煤油烧过来。
“快起来，封锁开始了，我们得撤了。”大卫试图用力把她从地上拉起来，没能成功。她听见他的声音都变了，尖厉得像回到少年变声期之前。
她清晰感受到两个脚踝的剧痛，意识到自己同时崴了两只脚。这真是一个所有时机都不合适的夜晚。
“我走不了了，脚崴了。”她想试探着走几步，也许情况还没那么严重，但她也随即发现大卫正望向警察准备拉起的封锁线，喃喃自语：“我得先走了。”
然后，他真的跑起来。
她还蹲在原地，直到他的身影从那两条即将并拢在一处的荧光绳子中侧身穿过去。人们陆续撤离，骚乱得到控制，示威者不再行动。封锁线两侧，警察列队整齐，严阵以待，表情庄严。
她揉着脚踝，并因此让双手都沾满煤油。她想抓个什么东西，向大卫扔过去。但那个好看的背影，现在，她已经看不见了。
（未完待续）
创作谈：一生所受全部教育，那一刻都不能告诉她一条裙子的美丑
周李立
《安放之年》写完后放了一年多才拿出来投稿，倒不是因为你们常跟我说的“写完放一放，过段时间再看一看、改一改”，而是我有点儿拿不准年轻女生无病无灾就给自己买个墓地这种事，这么丧，放小说里到底好不好？因此，这里更该感谢《当代》。
这一年多时间，也是白放了，到底没改，不想改，缘由我可以用10万+的公号文章的风格讲：“大部分人三十多岁就死了，七十多岁才埋。”这么来看，小说中的女博士如果有了这种意识，买块墓地也还不为过，至少还能当投资嘛。
据说相亲鄙视链中，女博士排最末。女博士要不排最后，也是属羊的女博士排最后。肯定有人想过，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吧？从小到大不是成绩最好表现最佳的女生才有可能顺利读成女博士么？难道就像2可以灭掉大小王、老鼠可以赢大象，所以女博士这张小王的牌，注定得输给生活的2？
没那么简单。没人敢说教育程度与生活幸福指数成正比这种话，某些时候它们甚至成反比，不如客观地说，其实它们压根没关系。
我们这代大部分人读书时的目标是考高分，考高分是为了好升学，这就像打个怪就为升个级一样，有一天升到顶了，没招了，空虚了，又缺乏没皮没脸自嘲“无敌是多么寂寞”的幽默感，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这个问题来得越突然，杀伤力就越大。就像下棋的时候明明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最优选择，却突然落了个满盘皆输。女博士学成归来，顺利找到北京高校的教职工作，中间每一步都没问题，这时她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来了，而且很严重，原来她一路上所有正确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换来所谓安身立命的归属感。
其实大部分人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没什么想法的——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想法。毕竟人生从来就不由鱼类学或本体论或机械工程学构成，而是出生、死亡、阑尾炎、麻疹、香水、生日晚会、垃圾、枕头、裙子⋯⋯这些东西构成——对，就这么不讲道理、没逻辑。我们的教育解决不了这些没道理的道理，我们的教育也从来不教人如何判断一条裙子的美丑。
既然都没什么想法，不如随大流，不知道这也算不算是一种想法。悲哀在于，“我们最怕的不是身处的环境怎样，遇见的人多么可耻，而是久而久之，我们已经无法将他们与自己界定开了”——善于令人“细思恐极”的张爱玲是这样写的。但刻薄如张爱玲，还能让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港岛危城做做平凡夫妻、过过小日子，“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发展是自私男女在危机下的本能选择，这是自然的。放现在，白流苏和范柳原要在香港或北京寻一处小洋楼苟且，也得好好算算房价和租金能不能承受。封锁的都市里，极端的外部条件下，男男女女都成为自私的个体，按照欲望诉求展开博弈。《安放之年》中女博士与大卫的爱情发展，大体出于这样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