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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题材影片的新探索——电影《血战湘江》观后

来源:文艺报 | 李伟  2017年09月29日07:44

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业飞速发展,票房日益增长,作为有所创新的主旋律影片,新主流电影也在竞争中不断自我完善,走上和类型片结合的商业化道路。明星云集的《建国大业》、惊险的《湄公河行动》、充满悬念的《风声》以及这部震撼血性的《血战湘江》等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但毋庸置疑,这些影片都鲜明地弘扬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面对观众日渐增高的审美能力和多元化的审美心理,新主流电影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姿态进行叙事,并进化出更为立体、丰富、细腻并富有弹性的叙事策略,更加人性化、艺术化地“文以载道”。

有人统计,《血战湘江》中枪炮声几乎没有停止过,导演自己也说,每天上百个炸点,爆炸的气浪把遮阳篷都掀翻了,但就此以为这部战争影片里,只有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两军厮杀,那就错了,恰恰相反,这部影片的“文戏”部分也非常出色。正是影片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台词设计、演员表演、镜头运用等多个方面都作出了比较成功的创新,保障了这部战争类型的新主流电影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有效的弘扬。

有层次的人物设置,有机交融的人物关系

为了避免宏大叙事,新主流电影往往会将一部分目光对准普通个体。《血战湘江》除了倾力刻画观众熟悉的我党我军的各位领袖、将领、英雄人物,也塑造出几位战争中的“小人物”。这样,既避免像早期的主旋律电影那样充满空洞的口号,又递给观众一个看清细节的“放大镜”,或者说,给他们一个更深入贴近事实、感性理解历史的通道,从而对我党我军因何能渡过那段危难时刻有更深刻的感同身受。

毛主席和林裁缝:老林是一个1929年就在闽西跟随毛主席参军的“老革命”,四个儿子中三个是红军战士,但他一直是红军中一名普通的做军装的裁缝。影片里,这组大、小人物的关系是从上下级关系中递进展现出战友的情谊。炮火纷飞的行军途中,毛主席和老林几次同行,几次交谈,话题涉及“牺牲”(老林的两个儿子都已捐躯)和“希望”(什么样的军装好看,渡过湘江就做新军装),面对主席的道歉、安慰甚至好意阻拦,老林平静而坚定地回答:“红军的儿子,红军的兄弟,就得跟着红军”。

耿飚和虎娃:前者是红军将领,后者是国民党逃兵。这组大、小人物的关系是从敌我关系转化为兄弟关系。硝烟中,几个昼夜的相处,两人的相处发生了质的改变,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行为感动、转化了国民党士兵。

陈树湘和四娃子(林裁缝最小的儿子):这两位,一位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红军将领,一位是初生牛犊、毫不畏惧的红军后代;一位是勇猛杀敌的前辈,一位是秉承父兄、步步跟上的新兵。这组大、小人物的关系是前面扑倒的英烈将革命的大旗传承给后面跟上的新兵。战斗中,四娃子跟着师长陈树湘飞速地成长:从送子弹,侦查敌情到手持燃烧瓶冲向敌人的坦克……事实是,陈树湘的三十四师在战斗中几乎全部牺牲,但在影片中,主创们为这支令人心痛、流泪的部队保留了一个年轻的“革命火种”——四娃子,他带着三十四师的精神,一种不死的精神,最终找到中央红军,找到毛主席。

隐含着主流价值观又富有人情味的台词设计

新主流电影在形式上是创新变化了的主旋律影片,在本质上,它依旧是国家意志为主导的文化产品。《血战湘江》中,观众能感受到匠心独具的台词让故事更好看,信息更贴切,情感更饱满。

“对不起……”,“我们打了败仗。”这样的“大实话”出现在影片中。

毛主席多次讲到“对不起战士们”;新圩大战后,被惨烈杀戮麻木了的李天佑,面对大批死去的红军战士,悲痛地说:“兄弟们,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最令人动容的是“长巷送别”一场,气氛压抑、低落,夹在匆匆行军队伍中的毛主席,回身对乡亲们大喊:“我们打了败仗,让你们心痛了。我们对不住你们,让你们把孩子送给我们。”

不要以为新主流电影走商业化、艺术化道路,就让它摒弃了一直坚持的原则,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依然会响起,只是在合适的场合中,合适的情理下,它们显得那么自然、亲切、震撼心灵。

“坚决执行命令!”

“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如果中国革命的成功一定要我们的鲜血铸成,那我们必须牺牲……”

这些声震天地的誓言,传递给观众的是政治过硬、党性过硬从来都是红军、是人民军队一成不变的原则。

影片在严酷的环境中,被死神时时追逐的红军仍旧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首瑞金民歌《竹叶青》,唱出了这些贫民子弟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正月要唱竹叶青呀,家家娘姐娘家;门前花灯闹纷飞呦,海棠花又香……”

一曲寄托着世俗美好的乡音给残酷现实带来一抹亮色。影片的创作者们,用这温情的一笔,给紧迫、悲怆、凝重、惨烈的影片带来了片刻的舒缓,也带来了强烈的生活质感,瞬间拉近了观众和影片人物的距离。

新的伟人形象塑造去脸谱化、去程式化,让影片更有吸引力,更有代入感

湘江战役是我党我军的一次“走麦城”,《血战湘江》是一部充满悲情的战争电影。这里没有观众熟悉的意气风发、指挥若定的领袖,没有叉腰抽烟、神态高瞻远瞩这样固有的表演模式,主创们呈现的是一个“在特殊时期,行动中的毛泽东,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有情怀的伟人”。

影片的剧本编排给了演员充分的表演和诠释空间,而导演对主演的动作设计、表情拿捏、台词逻辑重音以及形体控制等等,全部有不同以往的明确要求和指导。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一些前所未见又合情合理的突出人物状态的桥段给人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

战斗再三失利、情况危急,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依旧无时无刻地关心、思考红军的战略部署和具体的作战安排,对于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错误决定,他有着不同的看法。影片开始不久,毛主席就骑马来到中央军事三人组所在的临时指挥所,和当时的实际指挥者李德、博古拍桌子争论起来,两种观点的矛盾激化。朱老总发言缓和双方的对立,毛主席得以说出自己的见解,重新获得机会的他,眼睛里焕发出光芒,迅速地用桌上的水碗、烧水壶摆出了红军的局势,急切地阐述自己的认识。即便受到博古的再次打击,他仍然不放弃,直到一味固执、只会纸上谈兵的李德要求他“毛,请你相信我。”据理力争的努力失败了,明明知道李德的办法救不了中国革命,毛主席却毫不迟疑地选择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避免分裂。

这个段落的表演和剪辑,非常出色,情绪饱满、细腻又富有变化和层次。一个夹在时局两难境地中的毛泽东,他的痛心、苦闷、焦急、愤怒、无奈、落寞和隐忍,他体贴温暖,关心战士,心系百姓,这些感染人心的状态,是以往的影片中未曾见到过的。

《血战湘江》的战斗场面中,很多时候,观众需要仔细的辨认,才能认出演员的模样,保剑锋、张一山,耿乐,常常是面部漆黑、声音嘶哑,导演说,那不是化妆的效果,几个炸点一爆,身边的演员立刻一身焦黑。“炮火纷飞”中,几千个人的厮杀,演员一张嘴,自己就喊哑了……

除了要求特型演员打破固有模式,逼近历史真实,陈力导演在另一个维度上的追求就是不用CG,不用替身,让明星演员们褪去自身的光环和英俊的外表,在上百个炸点的现场真打实拼。异常艰苦、逼真的战争场面设计,让演员们身临其境,红军的灵魂融入了他们的身体。

《血战湘江》的战争美学

战争片作为一个常见的影片类型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拍摄方式和套路,《血战湘江》一片在遵守这些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体现出自己独特的选择和个性表达。

惨烈的战争场面国内鲜有媲美,快节奏、多战斗,无论从战争的样态、数量、场面还是镜头的画面和音效上,这部电影都称得上是一部有硬度、有张力的优秀战争影片。此外,导演选取了不同的战斗形态来丰富画面的可视性和信息量——阵地战、堡垒战、遭遇战、巷战——不同的战斗形态可以提供不同的场面调度和镜头设计,形成巨大的画面冲击力。

战争片必然充满了杀戮,但多数战争片也承担着对“道义”、“勇气”、“牺牲”和“情义”的赞扬。导演力求对这场历时七天七夜的战役进行全景式、史诗般的刻画。影片信息量很大,编排合理,既给予三场主要战役以大篇幅的描写,又同样注重其中人物的塑造。激战既是刺激的元素,也是人物和故事冲突的背景。站在前景的,是伟人、将领和普通的红军战士。

多组富含寓意的仪式感的镜头设计,如林家父子牺牲前的端正军帽,阵地上的庄严宣誓,战壕上被抬走的烈士……这些蕴含着极大情感的画面,将文戏部分塑造的“人物”、“精神”和战争戏突出的“拼杀”、“献身”极好地结合起来,升华成影片的主旨,深深地印刻在观众的心中。

《血战湘江》中没有极度暴力、血腥的镜头,没有采用完全纪实的拍摄风格,可以感受到,导演陈力把影片的基调定为“贴近但不逼视”、“残酷但不绝寰”、“哀伤但不悲观”。红军的衣服全部是粗布做旧,有着真实、质朴的年代感,却又令人熟悉和温暖。

两军指挥部的环境设置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红军指挥部随着行军不停变换中,总是处在简陋的、匆忙的、不安定的动态氛围中;国民党的指挥部则是一种设施齐全的、密闭的、暗藏杀机的、凝重的氛围。战斗双方物理意义上的强弱,用这个角度又强化了一重。

应该说,现阶段,电影工作者的创造力和观众的感知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像《血战湘江》这样的主旋律作品也能够具有从头燃到尾的故事,润物细无声的情感,帮助创作者潜移默化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